二程解《詩》之方法及特點 目前可見《詩經》中所流傳三百零五篇的詩歌，其形成的過程，二程提出個人的看法，認為： 詩者，言之述也。言之不足而長言之，詠歌之，所由興也。其發於誠感之深，至於不知手之舞，足之蹈，故其入於人也亦深，至可以動天地，感鬼神。虞之君臣，迭相賡和，始見於《書》。夏、商之事，雖有作者，其傳鮮矣。至周而世益文，人之怨樂，必形於言；政之善惡，必見刺美。至夫子之時，所傳者多矣。夫子刪之，得三百篇，皆止於禮義，可以垂世立教，故曰「興於詩」。（《二程集》，頁1046） 首先，我們可以發現，二程在論述詩歌的產生，基本上接受〈詩大序〉中「詩言志」的觀點。〈詩大序〉認為：「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1]其次，詩歌既然是人們情志所抒發而成，只要有人的存在，就會有詩歌的產生，因此必然由來許久。二程認為，在虞舜之時，君臣之間的賡和可見於《尚書》中。而夏、商兩代，雖然應也有詩歌的創作，但流傳於後世的，卻十分鮮少。直至周代，人們的怨樂、情志透過詩歌的形式表達出來，而大量的流傳下來。其中，人們對於當時政治的治亂，也透過詩歌表達出讚美、怨諷之意。換言之，詩歌不再只是情感的抒發，實際上，有現實政治的意義與目的於其中。然而，如此的觀點，我們也都可以在〈詩序〉中見到。再者，二程認為，周代流傳下的詩歌眾多，而經過孔子刪定，存三百篇。其中，這三百篇詩歌，由於經過孔子之手，因此都以禮義為依歸，足以為後世萬代的教化準則。孔子刪《詩》之說，最早由司馬遷所提出，認為：「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2]對於孔子究竟有無刪詩之說，後世學者眾說紛紜。唐代孔穎達首先提出相反的意見，認為孔子並沒有刪《詩》之舉[3]。顯然地，二程並沒有接受孔穎達的意見，而堅持孔子刪詩之說。然而，二程之所以不接受孔穎達的意見，當然有其個人的堅持與想法。例如在《遺書》中有一段記載是如此的： 有問：「《詩》三百，非一人之作，難以一法推之。」伯淳曰：「不然。三百，三千中所擇，不特合於〈雅〉、〈頌〉之音，亦有擇其合於教化者取之。篇中亦有次第淺深者，亦有元無次序者。」（《二程集》，頁28） 有人問程顥：今日所流傳的三百首詩，既然不是特定一人所作，則無法有一主要的法則可貫串這三百首詩歌。對於如此的懷疑，程顥是反對的。因為，程顥認為，孔子手刪三千餘篇詩歌，而成今日所見的三百首。可見，這三百首是經過孔子認可的，是有聖人之意於其中的。其中，不僅是〈雅〉、〈頌〉之正音、正樂以及頌美德行的詩歌被留下外。更重要的，孔子保留了合於教化意義的詩歌於《詩經》中。雖然這些詩歌中有次第深淺的不同，或有次序凌亂的現象，但是有一重要的法則是不變的，是足以貫串其中的，即是「教化」的意義。我們如果看〈詩序〉，可以發現教化的意義貫串全書，而《毛傳》或鄭玄的《箋》詩，也順著〈詩序〉的精神加以注、箋。關於二程與〈詩序〉及漢儒之間的相關問題，下文再加討論，此不贅述。換言之，在二程的觀點中，《詩經》中的詩歌，如果沒有經過聖人之手，則不論有幾首詩歌，都不見得會有特殊的意義或價值。當然，恐怕也就不足以稱之為「經」。因此，二程也就必然會堅持孔子刪詩之說。當然，於此也可看出二程有相當尊〈序〉的傾向，順著〈詩序〉的教化觀而加以發展其《詩經》學。 二程對於《詩經》中的詩歌，不僅認為與「教化」有密切關係外，他更提出「義理說」以貫串全書，認為： 孔子刪詩，豈只取合於〈雅〉、〈頌〉之音而已，亦是謂合此義理也。如〈皇矣〉、〈烝民〉、〈文王〉、〈大明〉之類，其義理，非人人學至於此，安能及此？作《詩》者又非一人，上下數千年，若合符節，只為合這一箇理。若不合義理，孔子必不取也。（《二程集》，頁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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