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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程先生「辟佛说」合议

时间:2012-05-08 12:22 来源:未知 作者:程功

二程先生「辟佛说」合议
张永□
          (一) 序 言
    在我国儒家思传统中,辟斥「异端」,不仅由来己久,甚且
  视作儒者之天职,非此不足为圣人之徒也。「异端」一语源於孔
  子,孔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己!」(1)何晏论语注有谓:
  「小道,异端也。」(2)刘宝楠论语正义引郑玄注云:「小道,
  如今诸子书也。」(3)邢 疏亦解曰:「此章禁人杂学攻治也。
  异端,诸子百家之书也。言人若不学正经善道,而治乎异端之书
  ,斯则为害之深也。」(4)刑 之疏,本诸郑玄之注,郑玄之注
  虽汉人旧说,却未必是孔子本旨。盖当孔子之时尚无所谓「诸子
  百家之书」也。
    大体言之,攻,专治之意,如「攻玉」之攻;异端,泛指违
  戾正道之言。然而违戾正道之言,却不必是「诸子百家之书」。
  立於儒家道统之本位,视其他学派为「违戾正道」之「异端」而
  力加辟斥者,始於孟子。孟子曰:「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
   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己也。能言讵杨
  墨者,圣人之徒也。」(5)同时,孟子也辟斥农家的许行为「南
  蛮 舌之人,非先王之道。」
    嗣後,儒家对於邪说害正的所谓「邪 之徒」,视为「甚於
  洪水猛兽之灾,惨於夷狄篡弑之祸。」(注(6))人人皆可辞而辟
  之矣。孟子以後,以汉
  宋儒者较热衷於辟斥异端:汉儒董仲舒对册有云:「诸不在六艺
  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僻之说灭息....。
  」即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杨雄「法言」亦於阴阳墨
  道申韩之学,一并斥绝之。风气所及,两汉诸儒莫不尊孔子而尚
  儒术、黜诸子而崇五经。而北宋儒者,继晚唐五代之衰世,忧人
  伦纪之隳颓,於是继承道统,力倡圣学。崇正道、辨异端,即成
  为治学之二大端,道学家们尤其如此。不过,孟子所辨之异端是
  辟杨墨,汉儒所辨之异端是黜诸子,而宋代理学家们所辨之异端
  是排佛老,特别是排佛。宋儒这种辟斥异端的精神是上承孟子,
  下绍韩愈。因为韩愈是唐代排佛最烈的儒者,他曾有「人其人、
  火其书、庐其居」的激烈言论,同时也是汉宋以来把「道统」的
  范围限定在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的第一人
  。(注(7))於是,大程子解释孔子「攻乎异端,斯害也己」这一
  句话就说:「佛氏之言,比之杨墨,尤为近理,所以其为害尤甚
  。学者当如淫声美色以违之,不尔则  然入於其中矣!」自兹
  而後,宋明理学家大抵皆有「辟佛」之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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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见论语为政第二。
  2.见十三经注疏子张篇:「子夏曰:虽小道也,致远恐泥」章。
  3.见刘宝楠论语正义子张篇同前章。
  4.见十三经注疏何晏注邢 疏论语为政篇「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章。
  5.见孟子滕文公章句下。
  6.见朱熹四书集注孟子滕文公章句下「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条。
    然而,从儒家思想发展之历史过程以观之,其所以能成为中
  国学术思想之主流,要在其能为我民族文化的生存发展,指出了
  一致共许的主要方向,揭示了积极合理的人生途径,也提供了一
  个文明社会应有的理想目标。简而言之,儒家思想为中国人安排
  了一个文化理想,旨在缔造一个和易圆满的理性社会,同时在这
  个社会中也能时时培养孕育出和粹完美的「理想人」──君子。
  在这个大方向、大目标之下、儒家必须坚持天人合德、人性本善
  的基本信念,也要随时顾及时代演进的客观条件;一方面「择善
  固执」,一方面「与时偕行」,守经而用权;同时,更要时时采
  纳各时代全人类的创造智慧。因此,它不可能是一个排斥性的、
  封闭性的孤立的思想系统。否则,它早就精神萎缩,扼杀了自己
  的思想生机,徒然成为历史上一个过时的哲学学派;也不可能二
  千五百年来,始终跃动在我民族的生命中成为我民族的理性灵魂
  ,而时至今日。犹然展现在全人类的精神视野中,成为「永久和
  平」的一线曙光也。
    从中国思想史的观点来看,孟子虽然「辟杨墨」,但是孟子
  的「王道」思想中,即涵有墨子尚同,尚贤的平民精神;孟子仁
  义并称,乃至以义配道
  ,虽有义内、义外之别,然论其立名之始,即可渊源於墨子。汉
  儒黜诸子之书,而董仲舒的思想即揉合阴阳家、法家以及墨家的
  思想而形成者;杨雄尊儒,然其「太玄」一书则很明显的是儒、
  道、阴阳三家的混合体。我们常说汉人「阳儒阴杂」,然却不见
  得就是一个贬抑的称述。因为其学虽「杂」,而其道不杂,儒家
  思想本来就是与时偕行,旁通统贯而有容乃大的。从先秦到汉代
  ,最重要的思想结晶,如易传、学、庸、礼运、乐记、孝经等,
  皆完成於秦汉之际甚或是汉初,无一不是融通道墨,和会阴阳,
  而成为儒家不朽的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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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见韩愈「原道」。
    所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道,只是一个大方向、大原
  则,实践此「道」的方式和内容,依然是可以增加和选择的。因
  此,儒家的辟斥「异端」不全是消极的排斥,也有积极的意义:
  就是在基本的信念及大方向大原则上,择善固执,力保此「道」
  的单纯性、一致性。庶几融通众说,而能同条共贯、一多相容,
  与时偕行而弘大此「道」也。
    同理,宋代理学家们,甚多「排佛」,又甚多「入佛」。全
  谢山说得好:「两宋诸儒,门庭径路半出於佛老。」(注(8))其
  实,宋代诸儒,「其学多从驳杂中来」,大本大源固然是从中国
  传统思想的主流即儒家思想的母体中孕育而成,也有不少是胎息
  於道家与佛家者。且从思想的来源中看:
    (1)渊源自原始儒家之「生生」、「尽性」、「天人合德」
  诸观念;
    (2)也采取了汉儒「气化流行观」及「阴阳生化说」;
    (3)在魏晋以来之新道家方面,宋儒折衷於「贵无」与「崇
  有」之间,颇有妙会自然之趣;
    (4)至於佛家思想,除有得於般若空宗之外,所谓中国化的
  「如来藏系统」,如竺道生、慧远之後的中国佛教「华严」、「
  天台」诸宗的「缘起论」及禅宗「定慧不二」、「明心见性」等
  思想,皆予宋儒以若干影响;
    (5)当然,由於时代的环境,致使北宋学者选择了道德自觉
  的途径,以肯定文化的价值,也是决定性的因素。
    爰此,我们对於宋儒「辟佛」的内容,必须作多方面的考究
  ,俾有明确的认识及较新的观念。二程为宋明理学中的核心人物
  ,程朱学派思想的发展,几乎即涵盖了整个宋明理学的思想系统
  之源流和分派,同时也确定了所有「辟佛」的规模和立场。探讨
  「辟佛」,即可从二程起,而稍旁及於二程学派中的其他理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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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见全祖望「鲒 亭集」外篇卷卅一「题真西山集」。
  (二) 中国「辟佛」之历史源流
    佛教传入中国为时甚早,传法之始在历史上有明证者,可上
  推至汉哀帝元寿元年(纪元前二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
  伊存口授浮屠经。此事见於鱼豢魏略西戎传,三国志斐注及世说
  新语注悉引之。(注(9))伊存授经以後又六十余年,即汉明帝永
  平八年(西元六五年),明帝诏报楚王英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
  ,尚浮屠之仁祠, 斋三月,鬼神为诞....其还赎,以助伊蒲塞
  桑门之盛馔。」此为汉代官方文书首次记载佛教之事及佛学译名
  。「伊蒲塞桑门」即「优婆塞沙门」,指「受戒行之和尚」也。
  (注(10))兹後又有传说中之明帝永平十年传经受法之事。(注
  (11))永平十年(纪元六十七年)传法受经之事,虽真相未明,但
  是以明帝国主之尊,奖掖佛教,大增僧迦之光彩,於以後佛教在
  中国之传播,意义重大,自不待言。不过,从永平传法到东汉末
  年桓灵之际,佛教初入中国,佛法未显,根基尚弱,它的传播是
  以异术方技,投合当时的习尚,附属於道家而流行的。因此,汉
  末之时,黄老、浮屠并称於世,即使在当时士大夫的心目中,也
  是二者几无差别,同为崇尚清虚无为,省欲去奢之道。(注(12))
  後来道教兴起,始略见排佛之义,但大致上还是视佛教为附庸或
  同调的。譬如,道教的「太平经」可资证明。(注(13))
    因此在上述的一百多年间,佛法声闻寂然,真正的教理内容
  ,称述极少,一直到桓帝在位时(纪元一四七-一七六年),安世
  高、支娄迦谶、竺朔佛等陆续东来,致力於译经,成就斐然,佛
  法乃逐渐光显於世,也逐渐受到士大夫们的重视了。据史传,首
  先肯家佛法的价值的,为汉灵帝时苍梧太守牟融所著的「理惑论
  」。牟子此论兼取老释,并且「公然力黜百家经传,斥神仙方术,
  佛教自立而不托庇他人。」(注(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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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见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商务版页三十六。
 10.见後汉书卷四十二「光武十王列传第三十二」及唐李贤注。
 11.即世传明帝梦见金人,遣蔡 往天竺迎僧叶摩腾及佛经归,并
   於洛阳建白马寺。此事後汉书「西域传」、袁宏汉纪、魏书「
   释老志」悉载之。
 12.见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商务版页三十至四十。
 13.「太平经」为汉代道教之书,虽反对佛教,但其内容颇与佛书
   相出入,见汤锡予「玄学、文化、佛教」之「读太平经书所见
  」,庐山版页二0三至二一六。
    然而,由「牟子理惑论」及「弘明集」中所载破邪、辨正诸
  篇,亦正可见佛教思想与儒道思想不无离合龃龉之处,其广受责
  难者,多在弃亲出家、轮回报应诸说,然而此时,佛教方且含晦
  未彰、熹光尚微。况其僧迦制度、教理组织皆未建立完成,影响
  於中国人之思想行为者,甚为有限,不足以构成「文化冲突」。
  因此除了道教偶有微词,於佛道之分际有所争辨之外,尚不闻所
  谓「辟佛」之事。
    牟子「理惑论」,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尤其是佛教发展史
  上,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牟子此论大约撰於汉献帝初平四年(
  纪元一九三年)以後,此後五十余年间,何晏、王弼、阮籍、嵇
  康等「正始风雅」的玄谈名士,一时俱生,老庄玄理与佛学玄理
  相辅流行。高僧名士,接席清谈,大畅玄风,彼此声气相通,相
  得益彰。高僧中如康僧会、支谦等相继来华,所译经书更多,如
  佛图澄、支道林、竺法深、道壹等,与诸名士玄谈风雅,往来尤
  密。当时以佛理释老庄,或以老庄释佛理(称为「格义之学」),
  己成为一时之风尚。
    循是言之,「辟佛」之事,在两晋以前鲜有所闻,而两晋之
  後,则日渐增多。何以故?盖「辟佛」之发动者,起初大抵为道
  教人士,其後儒学之士也参加了,甚至佛教本身之僧侣亦有参与
  者。这在「弘明集」、「广弘明集」中多有这类记载。而「辟佛
  」之理论层次,也逐渐由政治的、社会的,进而至於种族的、文
  化的。
    「辟佛」的原因大致有三:
    1.佛教日益昌盛,庙宇日多,信徒日众,与同时发展的道教
  ,有了根本利益上的冲突。於是玄佛学理上的融和,演变成道佛
  门户上的斗争。因而道教人士则以「华夷之辨」作为争辩的利器
  ,斥佛教为「夷教」以煽动国人。
    2.魏晋而後,天下大乱,纲纪荡然,人心隳丧。是以舍身剃
(责任编辑: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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