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程的《詩經》學
臺灣大學中文所
邱培超
一、前言
北宋程顥（一０三二—一０八五）、程頤（一０三三—一一０七）兩兄弟，當代學者相當肯定其於宋明理學中的價值與地位[1]。當代學者對於二者的研究成果，亦可謂汗牛充棟[2]。我們可以發現，大部分的學者都將心力置於探討二者的心性之學、形上思想等。然而，身為中國傳統儒生的二程，對於經書的理解、研究，亦應值得我們探討。終究二程在研究經書背後的意義，所透顯的目的，更是有重新釐清的必要[3]。
然而，由於二程在經學上的研究，並不如一般的經學家，有著豐富的注疏成果。如今流傳下的資料，除了《周易程氏傳》是程頤對《易經》作完整的經解外，對於其他經書就沒有如此完整的注疏。二程對於其他經書的研究成果，於《二程集‧河南程氏經說》的卷三至卷八可見。其中，內容包括二程對於《尚書》、《詩經》、《春秋》、《論語》，以及二程改動〈大學〉等[4]。實際上，在二程的語錄中，也散見有二程在經學上的見解。因此，本文主要以語錄中論及《詩經》，以及《河南程氏經說‧詩解》的部分為主要資料，探討二程對於《詩經》學上一些基本問題的觀點與解詩的特點，以及二程在其《詩經》學中所展現的經世致用思想。
二、二程解《詩》之方法及特點
目前可見《詩經》中所流傳三百零五篇的詩歌，其形成的過程，二程提出個人的看法，認為：
詩者，言之述也。言之不足而長言之，詠歌之，所由興也。其發於誠感之深，至於不知手之舞，足之蹈，故其入於人也亦深，至可以動天地，感鬼神。虞之君臣，迭相賡和，始見於《書》。夏、商之事，雖有作者，其傳鮮矣。至周而世益文，人之怨樂，必形於言；政之善惡，必見刺美。至夫子之時，所傳者多矣。夫子刪之，得三百篇，皆止於禮義，可以垂世立教，故曰「興於詩」。（《二程集》，頁1046）
首先，我們可以發現，二程在論述詩歌的產生，基本上接受〈詩大序〉中「詩言志」的觀點。〈詩大序〉認為：「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5]其次，詩歌既然是人們情志所抒發而成，只要有人的存在，就會有詩歌的產生，因此必然由來許久。二程認為，在虞舜之時，君臣之間的賡和可見於《尚書》中。而夏、商兩代，雖然應也有詩歌的創作，但流傳於後世的，卻十分鮮少。直至周代，人們的怨樂、情志透過詩歌的形式表達出來，而大量的流傳下來。其中，人們對於當時政治的治亂，也透過詩歌表達出讚美、怨諷之意。換言之，詩歌不再只是情感的抒發，實際上，有現實政治的意義與目的於其中。然而，如此的觀點，我們也都可以在〈詩序〉中見到。再者，二程認為，周代流傳下的詩歌眾多，而經過孔子刪定，存三百篇。其中，這三百篇詩歌，由於經過孔子之手，因此都以禮義為依歸，足以為後世萬代的教化準則。孔子刪《詩》之說，最早由司馬遷所提出，認為：「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6]對於孔子究竟有無刪詩之說，後世學者眾說紛紜。唐代孔穎達首先提出相反的意見，認為孔子並沒有刪《詩》之舉[7]。顯然地，二程並沒有接受孔穎達的意見，而堅持孔子刪詩之說。然而，二程之所以不接受孔穎達的意見，當然有其個人的堅持與想法。例如在《遺書》中有一段記載是如此的：
有問：「《詩》三百，非一人之作，難以一法推之。」伯淳曰：「不然。三百，三千中所擇，不特合於〈雅〉、〈頌〉之音，亦有擇其合於教化者取之。篇中亦有次第淺深者，亦有元無次序者。」（《二程集》，頁28）
有人問程顥：今日所流傳的三百首詩，既然不是特定一人所作，則無法有一主要的法則可貫串這三百首詩歌。對於如此的懷疑，程顥是反對的。因為，程顥認為，孔子手刪三千餘篇詩歌，而成今日所見的三百首。可見，這三百首是經過孔子認可的，是有聖人之意於其中的。其中，不僅是〈雅〉、〈頌〉之正音、正樂以及頌美德行的詩歌被留下外。更重要的，孔子保留了合於教化意義的詩歌於《詩經》中。雖然這些詩歌中有次第深淺的不同，或有次序凌亂的現象，但是有一重要的法則是不變的，是足以貫串其中的，即是「教化」的意義。我們如果看〈詩序〉，可以發現教化的意義貫串全書，而《毛傳》或鄭玄的《箋》詩，也順著〈詩序〉的精神加以注、箋。關於二程與〈詩序〉及漢儒之間的相關問題，下文再加討論，此不贅述。換言之，在二程的觀點中，《詩經》中的詩歌，如果沒有經過聖人之手，則不論有幾首詩歌，都不見得會有特殊的意義或價值。當然，恐怕也就不足以稱之為「經」。因此，二程也就必然會堅持孔子刪詩之說。當然，於此也可看出二程有相當尊〈序〉的傾向，順著〈詩序〉的教化觀而加以發展其《詩經》學。
二程對於《詩經》中的詩歌，不僅認為與「教化」有密切關係外，他更提出「義理說」以貫串全書，認為：
孔子刪詩，豈只取合於〈雅〉、〈頌〉之音而已，亦是謂合此義理也。如〈皇矣〉、〈烝民〉、〈文王〉、〈大明〉之類，其義理，非人人學至於此，安能及此？作《詩》者又非一人，上下數千年，若合符節，只為合這一箇理。若不合義理，孔子必不取也。（《二程集》，頁40）
二程提出：孔子刪詩時，不僅取合於〈雅〉、〈頌〉的詩歌外，更重要的是，合於「義理」的詩歌才有所保留。因為有義理於其中，所以三百首詩歌的作者非一人，而這些詩歌也已經流傳了千年之久，但是卻都可以「若合符節」，只因其中有「理」（義理）在其中，所以可以穿越一切時間、空間。換言之，所謂的「理」或「義理」是在經書中的。若然，身為一經學家，就必須「由經窮理」（《二程集》，頁158），即透過讀經的方式，去窮究經書背後的「理」。因此，當蘇季明問二程關於治經方面的疑問時，程頤便回答說：
治經，實學也。譬諸草木，區以別矣。道之在經，大小遠近，高下精粗，森列於其中。譬諸日月在上，有人不見者，一人指之，不如眾人指之自見也。如〈中庸〉一卷書，自至理便推之於事。如國家有九經，及歷代聖人之跡，莫非實學也。如登九層之臺，自下而上者為是。人患居常講習空言無實者，蓋不自得也。為學，治經最好。苟不自得，則盡治五經，亦是空言。今有人心得識答，所得多矣。有雖好讀書，卻患在空虛者，未免此弊。（《二程集》，頁2）
程頤認為，治經其實是一種「實學」。所謂的實學，就是包括如《中庸》第二十章中所說到治國的九大法 (责任编辑：程功) |
- 上一篇：二程及其他道学派的道文分合说
- 下一篇：二程的《詩經》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