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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程故里与二程祠

时间:2012-05-08 12:16 来源:未知 作者:程功

二程故里与二程祠
    二程墓在洛阳市南约25公里,今伊川县城西荆山脚下,称为程园。二程墓有三个墓冢,二前一后,前者为程颐程颢之墓,后者是其父亲之墓,意为父抱子,墓冢保存良好,三块墓碑均为元代嵩县县令所立。二程墓包括程墓和程祠二部分,前为祠庙,后为墓冢。祠由门楼、厢房及大殿等组成,另有明清时代的石碑数十方。墓冢前有墓碑、供案及石羊、石马等,四周有坟墙回护。墓、祠一带古树参天,烘托出肃穆幽静的气氛。
 
  二程祠堂位于嵩县田湖镇程村,是北宋著名理学家程颢、程颐的故居,程颢并未在此居住过,仅其弟程颐在此居住。二程后裔世居于此,故名程村。二程故居初建于宋徽宗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大观元年(1107年)程颐卒,后人在此建祠。明景泰六年(公元1455年)皇帝下诏将程村命名“两程故里”,并在程村东1华里处建石牌坊一座,上书“圣旨”,下书“二程故里”。扩建房舍60间。后受战乱破坏,几毁几修。清道光年间,全祠总面为4392平方米,布局为三进大院。整体建筑,高大宏伟。祠内石碑林立,古柏参天,历来被视为理学名区,清康熙二十六年(公元1687年)三月御书“学达性天”匾额,悬挂在程氏祠堂门首。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九月,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路过洛阳时,慈禧太后于书写“希踪颜孟”,光绪皇帝手书“伊洛源渊”匾额,送程祠悬挂,至今仍存。院内有一巨碑,约六、七米高,为书法极品,据说为元代赵孟頫所写。
    伊川书院,乃程颐教学之地,位于伊川鸣皋镇的伊川四高院内,在九皋山下。


  历史典故


   “如从春风”之誉 “程门立雪”之典——理学奠基者、洛学创始人程颢、程颐
  儒家学说传至宋朝,逐渐向理学方向发展,程颢 程颐兄弟成为这一时期儒家的杰出代表。
  程颢.程颐 北宋理学家。程颢(1032—1085),字伯淳,后人称明道先生;程颐(1033—1107),字正叔,后人称伊川先生,二人为同胞兄弟,当时和后世称为二程。程颢.程颐是河南洛阳人,他们创立的学派后世习惯称为“洛学”。二程早年受业于周敦颐。他们在政治上追随司马光,反对王安石的新政;在学术思想上,二人观点大同小异,同属客观唯心主义,他们既是宋代理学的奠基人,又是一生从事讲学活动,双双成为当时有名望而对后世有重大影响的教育家。二程的学说,后来被南宋朱熹所继承和发展,这就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官方统治思想—程朱理学。
程颢一生多从事政治活动。他在宋仁宗嘉二年(1057年)中进士,次年任京兆府户县(今属陕西)主簿。他先后担任过上元县(今属江苏)主簿、泽州晋城(今属山西)等地方官吏。宋神宗熙宁二年(1096年)二月,王安石任右谏议大夫参加政事,设制置三司条例司,程颢为其属官。同年八月,因为御史中丞吕公着的推荐,程颢担任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任京官,参与议论时政。他上疏十余章,反对王安石变法。次年改鉴书镇宁军节度判官。熙宁五年(1072年)以后,程颢先后做过监西宁竹木务、知扶沟县事、监汝州酒税等职,但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向学术和教育。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宋神宗逝世,宣仁皇后临朝听政,司马光回京任门下侍郎,召程颢为宗正寺丞,程颢还未动身就患病而死。时年53岁。
  程颐的时间则大多投入在学术研究和教育活动中。权臣吕公着的儿子吕希哲首先拜程颐为师。在往后的30年中,程颐除在开封外还到汉州、许州、洛阳、关中等地讲学,与当时的著名学者张载切磋学术,又接纳游定夫、吕大临、周纯明等众多学生,成为一时之盛。
  程颐50多岁时,由于司马光和吕公着的推荐,历任西京国子监教授、秘书省校书郎和崇政殿说书等职。由于与苏轼等人不和,在元二年(1087年)八月离开京城开封,回到西京洛阳,继续教书着说,收了杨时、游酢等弟子。绍圣四年(1097年)春,朋党议论再起,程颐被黜放。同年底送涪州(今重庆涪陵)编管。宋徽宗登极后被赦免,回到洛阳。在流放的十多年中,他完成了《伊川易传》,接纳罗从彦为弟子,讲授《易》学。元符三年(1100年)十月,他任通直郎权西京国子监,张绎、孟厚等人又以师礼相见。崇宁二年(1103年)范致虚奏称“程某以邪说行,惑乱众听”,“着书非毁圣朝”,朝廷下令“追毁出自以来文字,其所着书,令监司觉察”。程颐由是心灰意冷,退居洛阳龙门以南把楼山下(今嵩县程村)。3年后,程颐复职作为宣义郎。大观元年(1107年)病逝。
  程颢、程颐兄弟长期遭受排挤和贬放,直到南宋后期,二程的社会地位才开始提高。宋宁宗嘉定十三年(1220年),赐谥程颢为“纯公”,程颐为“正公”。理宗淳元年(1241年),又追封程颢为河南伯,程颐为伊川伯,并“从祀孔子庙庭”。元文宗至顺元年(1330年),又下诏加封程颢为豫国公,程颐为洛国公。仁宗皇怯邺年(1313年)在国子监建崇文阁,又以程颐为洛国公。仁宗皇怯邺年(1313年)在国子监建崇文阁,又以程颢、程颐等十人“从祀孔庭”。明代宗景泰六年(1455年),诏令两程祠春秋用猪、羊祭祀,翰林院撰祭文,有司拨门子四人常用看守,并颁祭文。又诏两程祠以颜子(即颜渊)例修建,规制比于阙里,前后殿庑斋室等房共六十余间,祭文称颂两程“阐明正学,兴起斯文。本诸先哲,淑我后人”。康熙皇帝赐给两程祠“学达性天”匾额。乾隆十六年(1751年),皇帝派使臣御祭二程,祭文称“道光丰石,功着遗经”,“学本诚明,性方成大”,是百世的“真儒”和“哲人”。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游洛阳龙门,特派礼亲王访谒两程祠,并赐予“伊洛渊源”和“希颜孟”两块匾额。
  二程认为治国之本,在于使君主及庶民均能“明道”,“明道”就是“复天理”。程颢把“复天理”归结为“识仁”,认为仁是一种天地万物与我“浑然一体”,“无物我”之分的“大公”精神境界。“识仁”说是对这种精神境界的自我意识和自我体现,实即要求人放弃一已之私利,具有以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为自已行为准则的胸怀与情操。程颐认为“天理”是事物的所以然,事物的准则,主要指封建道德标准。他说“父子君臣,常理不易”。“复天理”就是要明白这个人与每个人等级身份相适应的行为准则,并身体力行。二程认为“饥食渴饮冬裘夏葛”是人们不可缺少的基本生活需要,他们称之谓“天职”。但是,如果人们的需求,超越了人的社会等级身份的规定,则“天职”便转化为“人欲”,“人欲”的实质是“私利。乃是天下纷争的根源,要堵塞动乱之源,唯有运用教育,教人“复天理”、“安得天分、不有私心”,达到圣人、仁人的境界。而这种教育,首先从士开始,使之在乡里成为道德的楷模,在朝廷成为地主阶级的:贤臣,从而影响民风的好转。
  二程赞同圣人可学而致,并因袭张载的“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观点,试图给予理论的论证。程颐认为“性即理”,人性是“天理”的体现,先天地含有仁、义、礼、智;倍等封建道德意识,是善的。人所以有恶的意识和行为,原由有二:一是才的不同,“才禀于气”,气禀有清、浊,故人有贤愚;二是受物欲的引诱,善心被放逐,但通过学习,气质可变,放心可求,若能坚持不懈,也能和气禀清者一样成为圣人。因此学者的首要问题是确立做圣人的志向。二程的人性学说,颠倒了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的关系,但他们企图探讨人的个性、智能差异的生理原因,坚持气嘉能变,是对古代教育理论的深化。
  二程认为学做圣人,既要进行“格物穷理”的“致知”工作,又要做“存心养性”的“涵养”功夫,这叫“敬义夹持”。程颐认为“格物穷理”包括读书、评论古今人物、应接处事等多种途径。而最重要的是读经,因为经是“载道”的。在读经方法上,二程认为既不能止于“章句训诂”,蹈“买椟还珠”的错误;也不能“记诵博识”、“玩物丧志”,应坚持“由经以求道”,贵在“自得”。他们认为教师主要是指导学生读经的方法,至于蕴藏在经中的“义理”,应由学习者去反复思绎,从己出发,由近及远。故二程提倡勤于思,在思考过程中发展思想,“人思如泉涌,汲之愈新”。二程倡导的学风,相对专搞章句训诂的汉语来说,是一大变革。
   程颢注重“涵养”,主张“以诚敬存之”。要实实在在以“义理养心”,既不能刻意追求,操之过急,又不能怠惰忘却,一切顺其自然。程颐说:“涵养须用敬”。“所谓敬者,主一之为敬。所谓一者,无适之谓一,即心专一,心有主宰”。但程颐所主张的“敬”,除了这一层意思之外,还讲究人的容貌举止的严肃和庄重。二程对“复天理”和“敬”的见解各有不同,反映在教学作风上也迥然有异,程颢和气,程颐严肃。故前者有“如坐春风”之誉,后者有“程门立雪”之典。
  程颢的哲学专门著作不多,主要哲学代表作有他的学生吕大临所记关于“识仁”的一段语录。后人称《识仁篇》;他与张载讨论“定性”问题的《答横渠先生书》,后人称《定性书》。他的哲学思想多散见于语录、诗文中。明末徐必达将他与程颐的著作汇编为《二程全书》。程颐主要哲学著作有《周易程氏传》,还有《遗书》、《文集》、《经说》等。他与程颢的著作,明代后期合编为《二程全书》。今中华书局编有《二程集》出版。
由于二程的杰出贡献,其故乡伊洛地区程姓就将二人以前的世系称为上世系,而将二人作为下世系的始祖,伊洛地区程姓逐成河南程姓的正宗。 
 
 
 


(责任编辑: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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