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程論四始六義
由於二程在尊〈序〉觀念的籠罩下，對於〈大序〉中所提出的「四始」、「六義」之說，也沒提出太多相異的意見。然而，我們卻可以透過二程對「四始」、「六義」的進一步詮釋中，見其對於〈詩序〉的繼承與轉化。
〈大序〉是孔子所作，這是二程所堅持的觀點。對於〈大序〉中所提出的「六義」說，二程並沒有加以反對或批評。這似乎是因為二程主張〈大序〉是聖人所作，有其深意於其中，不可任意批評或刪改所影響。〈大序〉言：「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毛詩鄭箋》，頁1）然而，〈大序〉只有以「四始」說明風、雅、頌三者，沒有針對賦、比、興三者有更進一步的說明。對此，二程認為：
興便有一興喻之意；比則直比之而已，「蛾眉瓠犀」是也；賦則賦陳其事，如「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是也。（《二程集》，頁40）
曰賦者，謂鋪陳其事也；曰比者，直比之，「溫其如玉」之類是也；曰興者，因物而興起，「關關雎鳩」、「瞻彼淇澳」之類是也。（《二程集》，頁311）
一般說來，二程也認同賦、比、興三者，為詩歌的創作手法。對於此部分，二程認為：「《詩》有六體，須篇篇求之，或有兼備者，或有偏得一二者。」（《二程集》，頁40）因此，二程提出的「 兼備」一說，似乎也間接影響朱熹作《詩集傳》時，有時也認為有「賦而比也」、「比而興也」[1]。
〈詩序〉言風、雅、頌三者，衍生出所謂的「四始」—風、小雅、大雅、頌。對此，二程認為：「今之解《詩》者，風則分付與〈國風〉矣，雅則分付與〈大、小雅〉矣，頌則分付與〈頌〉矣。」（《二程集》，頁40）雖然二程沒有對「今之解詩者」的分法有任何的批評，但是二程對風雅頌卻作出另一番的詮釋。
首先，就「雅」而言，〈大序〉言：「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大序〉將雅分為兩類—大雅、小雅。而大、小之分，〈大序〉只有訂立出「政有小大」此一判準。其實如此的標準，並沒有給予後人一清楚的說明。但是二程則扣緊〈大序〉對「雅」的定義：「雅者，正也」的說明，認為：「雅則正言其事」（《二程集》，頁40）、「曰雅者，雅言正道，『天生蒸民，有物有則』之類是也」（《二程集》，頁311）、「雅者，陳其正理，『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是也」（《二程集》，頁1047）我們可以發現，〈大序〉言大小之別在於「政」之大小，而「雅」更是言王政之所以廢興之詩，較偏重於政治意義來談。但二程則轉化為從「正理」、「正道」來談。因此，二程認為雅之詩，應是正言其道，就「事則」上去談其正理、正道。因為事則有大、小之分，所以有大、小雅之別。所以當二程詮釋〈大雅‧烝民〉時，便提升至「理」的層次來談。
其次，就「頌」而言，二程雖仍扣緊〈大序〉為頌所下的定義：「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但是二程卻將其分別看待，認為：「頌有二：或美盛德，則燕饗通用之；或告成功，則祭祀專用之。（《二程集》，頁311）」、「頌則稱美之言也，如『于嗟乎騶虞』之類是也。（《二程集》，頁40）」、「曰頌者，稱頌德美，『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之類是也。（《二程集》，頁311）」換言之，其一是祭祀時專用的詩，如〈周頌‧文王之什〉一類，都可以列入頌詩，此即〈大序〉中所說「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的頌詩。但二程認為《詩經》中，凡是稱美盛德一類的詩歌，亦應列入頌詩，例如〈召南‧騶虞〉。在〈騶虞〉一詩中稱頌騶虞的仁德，而〈衛風‧淇奧〉則是讚美武公之德的詩，像這一類的詩歌也應列入頌詩中。無形中，二程打破「今之解詩者」依現今所見的本子所分類的方式，而是依詩歌內容的性質而分。總言之，「雅」之性質的詩歌，應是正面就事則而談其正理、正道之詩。「頌」之性質的詩，應該就是告之神明時的祭祀專用詩，以及稱頌德行之美的詩歌，為燕饗專用詩。我們可以發現，現今〈國風〉中可能有「雅」、「頌」一類性質的詩，而〈雅〉中也可能會有「風」、「頌」一類性質的詩歌。
因此，就「風」而言，二程亦據〈大序〉之言，進一步深化，認為：「風之為言，便有風動之意」（《二程集》，頁40）、「風以動之，上之化下，下之風上，凡所刺美皆是也。」（《二程集》，頁1047）二程論風，便依〈大序〉而有其政治的意義與目的。但二程亦曾言：「三百，三千中所擇，不特合於〈雅〉、〈頌〉之音，亦有擇其合於教化者取之。」（《二程集》，頁28 (责任编辑：程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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