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程論〈二南〉
誠如林慶彰先生所言:「不論漢、宋《詩經》學,都拋脫不了教化觀的糾纏。」[1](頁55)對二程而言,《詩經》教化觀念的意義更是重大。二程的《詩經》教化觀念,特別表現在其詮釋〈二南〉,尤其是〈關雎〉一詩上。
首先,我們先針對〈二南〉來說。在〈周南〉、〈召南〉每首詩前的〈小序〉中,都論及此詩指涉的意義。對二程而言,〈二南〉之所以有特殊意義,是因為:「〈二南〉之詩,蓋聖人取之以為天下國家之法,使邦家鄉人皆得歌詠之也。」(《二程集》,頁72)二程認為,孔子刪詩時,之所以保留〈二南〉的原因,即在於此足以為天下國家之法,使得人人都能歌詠,可見〈二南〉的重要意義。因此,程顥指出:「〈二南〉,人倫之本,王化之基,苟不為之,則無所自入。」(《二程集》,頁389)
其次,〈二南〉之所以重要,一方面也是因為作詩者的身份有其特殊的意義。因為,二程相信〈二南〉大部分的詩歌都是周公所作。我們可以發現,二程似乎是以〈大序〉中所談到:「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此是孔子作〈大序〉時所留下的紀錄,足以作為一客觀證據。另一方面,加上個人主觀的臆測,使得二程相信〈二南〉應是周公所作。當然,這其中其實也透顯周公在二程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因此,當有人問及〈關雎〉或〈二南〉的作者時,二程回答說:
曰:「〈關雎〉之詩,是何人所作?」曰:「周公作。周公作此以風教天下,故曰『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蓋自天子至於庶人,正家之道當如此。〈二南〉之詩,多是周公所作。如〈小雅‧六月〉所序之詩,亦是周公作。」(《二程集》,頁229)
〈二南〉既然是周公所作,當然有其特殊的價值與地位。周公作詩的目的,無非就是要教化天下,其中包含了「正家之道」。因此,程頤認為:「『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如〈二南〉之詩及〈大雅〉、〈小雅〉,是當時通上下皆用底詩,蓋是修身治家底事。」(《二程集》,頁256)在這其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家」的概念,擴及到「天下」的觀點。因此,二程認為在〈二南〉的詩歌中,應該有隱含著一次序的呈現。
在〈二南〉共計二十五首的詩歌中,其〈小序〉本身所呈顯的意義,其實沒有十分嚴謹的結構。然而,我們可以發現,後世的學者,如朱熹便企圖加以系統化。而在朱熹之前的二程,他們似乎也企圖將這二十五首詩歌的〈小序〉加以貫串,希冀在個人的詮釋中,使〈二南〉在教化意義下有一層次、順序的呈現。由此我們可以知道,在教化觀點的籠罩下,不論是二程,抑或是朱熹,都認同了漢學系統的〈詩序〉。不同的是,朱熹在建構其〈詩序〉的詮釋系統中,有時對〈詩序〉某部分的觀點加以改動[2]。然而,二程則在尊〈序〉的態度下,則對〈詩序〉提出另一番的詮釋而加以轉化。
我們看〈周南〉、〈召南〉二十五首詩前的〈小序〉,可以發現從〈關雎〉到〈芣苡〉都是談「后妃」。其次,〈漢廣〉與〈汝墳〉則談「文王之化」。再者,〈麟之趾〉則是〈關雎〉之應。又次,〈鵲巢〉及〈采蘩〉則談及「夫人」。最後,〈草蟲〉、〈采蘋〉則談及「大夫妻」。其他在〈召南〉的詩歌,則談及召伯與文王之化[3]。
在二程的觀點中,這些論及后妃、夫人、大夫妻的詩歌,其實有著兩個重大意義。首先,不論是后妃,抑或是大夫妻,都是屬於「家」的概念。其次,由后妃至大夫妻,是一種「自上至下」的順序,而此正是「正家之道」,是有著層層次序的意義於其中。因此,二程結合這兩個意義,認為:
天下之治,正家為先。天下之家正,則天下治矣。〈二南〉,正家之道也,陳后妃、夫人、大夫妻之德,推之士、庶人之家,一也。故使邦國至於鄉黨皆用之;自朝廷至於委巷,莫不謳吟諷誦,所以風化天下。…為此詩者,其周公乎!古之人由是道者,文王也,故以當時之詩繫其後。其化之之成,至如(至如,一作至於)〈麟趾〉、〈騶虞〉,乃其應也。天下之治,由茲而始;天下之俗,由此而成,風之正也。(《二程集》,頁1046)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 (责任编辑:程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