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程集》易说主要内容

＜系辞＞云：「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观伊川先生之《易传》亦可谓忧患之作，由于伊川以天下自任，论议褒贬，无所回避，致遭党祸，哲宗绍圣四年二月（一０九七年）诏毁伊川出身以来文字，放归田里，十一月丁丑，复诏伊川涪州编管，时年六十五。哲宗元符三年（一一００年）正月移峡州编管。四月获赦归洛复官。徽宗崇宁二年（一一０三年）又诏毁伊川文字禁绝讲学，并尽逐学徒。大观元年（一一０七年），时年七十五岁卒，洛人畏党籍，惟尹焞、张绎、范棫、孟厚四人助理葬事，一代大儒其晚年遭遇如此，诚天人同叹。

当然，《程传》未能出书，除伊川对《易传》一书始终审慎谨严，精益求精外；北宋末年之党争，导致哲宗、徽宗两朝曾诏毁伊川文字，禁绝讲学授徒， 甚至门弟子于伊川卒后，仍因畏惧党祸株连，竟不敢助理葬事，仅由尹焞等人料理之。无怪乎伊川生前穷约晦处、俭德避难，始终不愿出书以邀誉贾祸。

至于《程传》当日传习，正如伊川所言「书虽未出，学未尝不传」，门人亦间或以《程传》请益，如《河南程氏外书》云：「门弟子请问《易传》事，虽有一字之疑，伊川必再三喻之」（卷十二，页四四一），再如《外书》云：「和静（尹焞）尝以《易传序》请问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原，显微无间，莫太泄露天机否？』」伊川曰：「如此分明说破，犹自人不解悟。」（卷十二，页四三一），另《外书》又云：「门弟子请益，有及《易》书者，方命小奴取书箧以出，身自发之，以示门弟子，非所请不敢多阅。」（卷十二，页四三九）

由上述观之，伊川确曾以《易传》示门弟子，并与学子多所论《易》，惟其书始终未曾付梓，门弟子虽偶蒙赐阅，终不敢多阅，即如程门高足杨时，于伊川生前尚未能亲受旨训，待得其书时，却又已错乱重复，难以卒读。虽然《程传》于伊川生前未能广为流传，死后亦几遭散亡，然其说理精醇，切于时用，终能承先启后，成为宋以后学《易》者必读经典，盖其来有自矣。藉《二程集》诸易说，使吾人得以想见伊川《易传》当日撰作与传习光景，其学术价值，诚不可小觑。

 

　（二）说明读《易》之法

《二程集》多为语录之体，乃二程平日与师友门下讲学论道之纪录，其中论述易理者伙矣，其与门人论述读《易》之法，尤弥足珍贵，诚堪学《易》之津筏，《程传》一书虽偶或有之，惟其书旨在疏释各卦各爻，终不若《二程集》可以畅论读《易》之方，超然于卦爻之外。兹归纳其主要论说如下：

《程传》固为伊川生平之学之所在，然其书取资于前贤者不少，尤其《程传》上承王弼以来义理派易学传统，集义理易学之大成，而为义理易学经典名作，吾人除藉由《二程集》可探求其易学渊源外，亦可藉兹知读《易》之门径。如伊川与金堂谢君（湜）书云：

若欲治《易》，先寻绎令熟，只看王弼、胡先生、王介甫三家文字，令通贯，余人易说，无取枉费功。（《文集》卷九．页六一三）

又《遗书》云：

《易》有百余家，难为徧观。如素未读，不晓文义，且须看王弼、胡先生、荆公三家。理会得文义，且要熟读，然后却有用心处。（卷十九．页二四八）

　　　有理而后有象，有象而后有数。《易》因象以明理，由象以知数，得其义则象数在其中矣。必欲穷象之隐微，尽数之毫忽，乃寻流逐末，术家之所尚，非儒者之所务也，管辂、郭璞之学是也。」（《遗书》卷二十一，页二七一。）

由是观之，伊川继承王弼以来义理派「得意忘象」之论点，指出儒者与术家治《易》态度方式之异同，伊川与师友弟子论述读《易》诸点，学者于治《易》之门径，当知所从事矣。

夫卦爻始立，义理具之，所以伊川教人读《易》先识卦义、卦体，如其所云：「古之学者，先由经以识义理。盖始学时，尽是传授。后之学者，却先须识义理，方始看得经。如《易》，＜系辞＞所以解《易》，今人须看了《易》，方始看得＜系辞＞。」（《遗书》卷十五，页一六四～一六五）又云：「古之学者，皆有传授。如圣人作经，本欲明道。今人若不先明义理，不可治经，盖不得传授之意云尔。如＜系辞＞本欲明《易》，若不先求卦义，则看＜系辞＞不得」（《遗书》卷二，页一三）伊川于文中特揭「圣人作经，本欲明道」之概念，然道不远人，故《程传》一书借《易》以明理，循理以论道，多援人事以证之，是以切于世用。由上述观之，伊川揭橥读《易》本末先后之说，即以义理为本，象数为末；以卦义为本，以＜系辞＞为末，学者苟能明乎此，方不失学《易》之本务，而能发挥经世致用之功能。

《二程集》中有关易说，颇称繁富，有阐释《周易》经传者，有阐释其它经传而关涉《周易》者，其中文字有近于《程传》者，详如下文。亦有阐述《周易》经传，而其文未见于《程传》者，如《遗书》云：「阴为小人，利为不善，不可一概论。夫阴助阳以成物者君子也，其害阳者小人也。夫利和义者善也，其害义者不善也。」（卷十九，页二四九）此论「阴为小人，利为不善」之疑义，可谓精辟扼要，虽未见于《程传》，仍颇值参考。又如《外书》云：

「子罕言利」，非使人去利而就害也，盖人不当以利为心。《易》曰：「利者义之和。」以义而致利斯可矣。」（卷六，页三八三。）

文中伊川虽主要就《论语》疏释，然其引《易》以解说，诚可相与左证说明。藉由《二程集》于经传义理之发挥与阐述，其中颇有可与易学相参，似此类者，不胜枚举，是皆足以说明易理而辅翼《程传》也。

「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伊川《易传》自亦有因袭损益而踵继前贤者，唯伊川温柔敦厚，故其《易传》中罕有批评前贤者，如于＜复．彖＞：「复其见天地之心乎」下注云：

　　　一阳复于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静为见天地之心，盖不知动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识之。

　　　问：「胡先生解九四作太子，恐不是卦义。」先生云：「亦不妨，只看如何用。当储贰，则做储贰。使九四近君，便作储贰亦不害。但不要拘一。若执一事，则三百八十四爻只作得三百八十四件事便休也。」（卷十九，页二四九）

除胡瑗外，于其它诸人易说则略见微辞，如《遗书》评王安石云：

　　　荆公言，用九只在上九一爻，非也。六爻皆用九，故曰：「见羣龙无首吉。」

又如《遗书》评刘牧云：

　　　或问：「刘牧言上经言形器以上事，下经言形器以下事。」曰：「非也。上经言云雷屯，云雷岂无形耶？」曰：「牧又谓上经是天地生万物，下经是男女生万物。」曰：「天地中只是一个生。人之生于男女，即是天地之生，安得为异？」

此外，伊川于王弼、韩康伯祖尚庄老虚无之旨，则多所批评，如《外书》云：

　　　自孔子赞《易》之后，更无人会读《易》。先儒不见于书者，有则不可知。见于书者，皆未尽。如王辅嗣、韩康伯，只以庄老解之，是何道理？（卷五，页三七四）

《程传》为伊川毕生心力所在，故语多谨严，多所隐讳，其散见《二程集》之易说，则为平日与弟子问答之语录，故语多直率真切，然从其论述前贤易说，尤可显发其易学思想，非徒为议论而议论耳。
(责任编辑：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