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宗祠文化与程朱理学思想

　　一、徽州宗祠与宗祠文化

　　（一）、徽州宗祠形成的历史沿革和特点；
徽州宗祠也可称之为徽州祠堂。它不仅是祭祀祖宗或先贤的庙堂，而且是村落宗族财势和实力的“象征”。村中部落的生活，宗族的繁衍、发展和兴衰，村落布局结构均与祠堂相关。可以说一个村落宗祠的数量、规模和气势折射出这个宗族“烟火”的衰旺。
　　徽州现存祠堂最早的建于明弘治年间，至清代则多不胜举。其大体分为总祠、分祠和家庙。总祠，作为当时重要的公共建筑，一般多置于村镇两端、傍山或有坡度的地方，气势恢宏、庄严气派，少则二进，多则四、五进，建筑依地形渐次高起，主体建筑置殿后，颇富变化。单面为中轴线上两个或多个三合院相套而成，民居簇拥，牌坊映照。支祠平面多为四合院式。而家庙是宗祠的一种特例，一般是官宦人家在家宅处所所建的祠堂。一般较大的 村镇，如歙县许村、昌溪，总祠与支祠在12个以上。
如此璀璨夺目的徽州祠堂和其丰富的宗祠祭祀内容成了徽文化的活化石，形成独帜一枝的宗祠文化。 那末，作为宗祠文化发源载体的徽州宗祠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它对徽州宗祠文化的形成发展有何作用呢？
第一、徽州祠堂的出现源于"聚族而居"；聚族而居是维护封建宗法的需要，也是徽州宗法建制的重要表现之一。清人赵吉士《寄园寄所寄》中这样描写道："新安各姓聚族而居，绝无一姓搀入者，其风最为近古。出入齿让，姓各有宗祠统之，岁时伏腊，一九村中千丁皆集，祭用朱子家礼，彬彬合度。父老尝谓，新安有数种风俗，胜于他邑：千年之冢，不动一挂一抔；千年之放，未尝散处；千载谱系，丝毫不紊。主仆之严，数十世不改，而宵小不敢肆焉。"陈去病在《五石脂》一书中也说："徽州多大姓，莫不聚族而居。"民国《歙县志·风俗》还指出：“邑俗重宗法，聚族而居，每村一姓或数族，姓各有祠，分派别复祠。”徽州一带以姓氏为基础划地聚居，一村一姓现象相当普遍，而且世代相沿，根深蒂固。如古歙篁墩为程氏世居，棠樾为鲍氏世居，唐模为许氏世居，江村为江氏居，潭渡为黄氏世居；黟县西递为胡氏世居，屏山为舒氏世居；绩溪西关为章氏世居，上庄为胡氏世居等。"吾邑万山中，风俗最近古。村墟蔼想望,往往聚族处。"从歙县棠樾鲍氏宣忠堂支谱的这首五言绝句中可以看出徽州祠堂最早出现与徽州"聚族而居"的原始风俗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徽州崇山峻岭，人烟稀少，地处偏僻。何能"聚族而居”？笔者认为徽州历史上中原大族的三次大迁徒是“聚族而居”的直接原因。民国《歙县志》载：
　　邑中各姓以程、汪最古，族亦最繁，忠壮，越国公之遗泽长矣。其余各大族，半皆由北迁南。略兴其时，则晋，宋两南渡及唐末避黄巢之乱，此三朝为最盛。
歙县志》中这段记载以徽州程、汪两氏族为例，阐述了中原大族北氏南迁的历史原因所在。其中忠壮公、越国公均为徽州历史上的名吏。
　　史裁：忠壮公，南朝梁代歙县篁墩人程灵洗（514年－568年）。年幼时"以勇力闻名乡里，通太极拳术，善骑射，曾应郡守招募捕盗，众盗匿迹"。梁太清二年（548年），候景叛乱。次年，程灵洗招集乡勇抗击叛军，占领了新安郡治始新，，与梁军会合。因平叛有功，梁元帝任命其做新安太守。程灵洗治军严明，与将士同甘共苦，深受百姓拥戴，卒后赠镇西将军，谥号忠壮。
越国公，系绩溪汪村人汪华（586－649年）。年幼双亲早故，寄居歙县郑村其舅家中。后拜南山僧人为师，日学昼练一身高强武艺。时值隋末兵燹，被众人推兴为吴王，率甲十万，身先士卒，攻克歙、宣、杭、睦、婺、饶六州，总管六州军事，六州不见兵戈，百姓得以安宁。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汪华上表归顺大唐，被唐高祖授予歙州刺史，位上柱国，封越国公，最后卒于长安。
　　虽然忠壮公，越国公不是程、汪两姓氏始祖，然后，为何《歙县志》要以程、汪两姓氏族作为"邑中各族繁多"之例呢？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程汪两姓氏族在徽州历史源远流长，而且后裔众多。从"聚族"成村的规模和历史沿革看，程、汪两族族势显赫。
　　(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