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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在君臣观上，程敏政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在识别人才、对待人才的态度上，他也有着卓于常人的认识。在《论董公徐洪客》文中，程敏政盛赞了历史上董公和徐洪客两位高人隐士的异材卓识，表述了自己对人才的看法。新城三老董公能于楚汉相争，楚强汉弱之际，抓住项羽放拭义帝这一战略契机，以“仁不以勇;义不以力”说服刘邦，“宜率三军为之(义帝)素服，告诸侯而伐之”，“高祖用之，而汉业以成”。与董公的过人才识相对应，“良、平诸公曾无一人能知此义者”。到了元朝以后，“人安于篡逆，不复知有吊伐之事。以杨广之无道，天下不能声其为‘独夫”，，“虽太宗之才略，亦且为殊锡受禅之举，昧大计以就逆图”。而泰山道士徐洪客却能独劝李密，“宜乘进取之机，因士马之锐，沿流东指.直向江都执取‘独夫’，号令天下”。李密虽不能用其言，“至今读者凛有生气”。而以韬略见称的“房、杜诸公曾无一人能知此义者”。敏政据此认为，“世未尝乏才，”而人才的标准则应是“识见超出乎众人之上也”。真正的“奇伟卓绝”者，既不迹现于科场，也难见于庙堂，“顾多隐于抱关击析、黄冠野服之流”。缘于此，“为人上者，岂或僵然自足，以轻天下之士邪!”
程敏政的笔触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他在《陕西河东都转运盐使赠行序》中谈到:“承平已久，法玩而不行，将决其堤防而听之，出乃责成于都转运之一身，岂不岌岌乎?”能于史称治世的成化年间，意识到“法玩而不行”所带来的巨大社会隐患，对于王朝统治“将决其堤防而听之”的崩溃趋势，表现出深远的关怀和忧虑。结合明初极端高压的政治环境，在以道统说教、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为主流的社会思潮下，程敏政能够站在历史的高度，更多地去体现与张扬传统儒学中积极合理的内核，表现出对于社会现实及民生疾苦的关怀，反映了对社会政治不合理因素实行变革的愿望。
程敏政十九岁即以《尚书》中顺天府乡试第一人。二十三岁，又以一甲二名授翰林院编修。功名显达，仕途通畅，自然对作为进身之阶的程朱学说怀有深厚感情。加之年少自负，识见未深，尚不能形成个人独立的学术见解，则益发步朱子门徒后尘，俨然以朱学卫道者自居。程敏政年仅十八岁时，即采摘朱熹黝眉山三苏言论，编成《苏氏祷机》一书，并自撰序文附于篇前，颇能反映其早年的理学思想。序文略曰:
人皆知宋有王安石者，其学术邪谬足以亡人之国，而不知有眉山苏洵及其二子轼、辙之罪，浮王安石信徒也。夫其罪之所以浮于安石者，何哉?安石尚知三代为可法，而苏氏以汤武为篡就;安石尚知莽、操为可罪，而苏氏以荀或为圣人;安石尚知以明道为忠信，而苏氏以伊川为奸邪，必欲杀之而后已.诸如此类，皆儒者所不敢言，亦不忍言，而苏氏堰然自圣，不复顾忌，其绝天理、坏人心，罪不可胜诛矣。盖安石之祸祸一时，苏氏之祸祸万世。……
朱、陆二学，作为儒家思想，在政治立场及世界观认识上有着一致性，但由于受佛老思想的影响程度不同，及对“理”、“气”、“心”的理解互异，在方法论及宇宙生成问题上存在争论，进而关系到对人物的藏否品评。对王安石和三苏的不同评价，是区分朱、陆二学的标志之一。陆九渊生前，对王安石及苏氏父子均予以很高评价，他亲笔撰写的《荆国王文公祠堂记》，盛称王安石:“扫俗学之陋习，振弊法之因循。道术必为孔孟，勋绩必为伊周。”
朱熹在文章、书信中，对王、苏诸人屡有述及，多持贬抑否定之辞。诸如“论王荆公遇神宗，可谓千载一时，惜乎渠学不是，后来直坏到惩地。”“蜚卿问荆公与坡公之学。曰:‘二公之学皆不正。但东坡之德行那里得以荆公!东坡初年若得用，未必其患不甚于荆公。……，”程敏政早年受朱熹思想影响至深他编摘朱嘉贬抑苏氏父子之辞以为朱门卫经捍道。其“安石之祸祸一时，苏氏之祸祸万世”之说，显系衍化朱子言语而来，又更甚于朱子之说。对于程敏政早期这一思想偏见，清儒有较为公正的论断:“敏政学问淹通，著作具有根抵，非游谈无根者比。特以生于朱子之乡，又自称为程子之裔，故于汉儒、宋儒判如冰炭，于蜀党、洛党亦争若寇仇。门户之见既深，拘其私心，遂往往偏驳。……作《苏氏祷机》，以锻炼苏轼，复伊川九世之仇，至今为通人所垢厉。”
程敏政生活的年代，明王朝承平已久，社会经济在经历了上百年的休养生息之后，得到了恢复与发展。到了成化、弘治年间，东南地区手工业、商业的兴盛，城市经济的繁荣，加快了王朝的物质财富积累。而社会财富的增加，又孕育了新的社会思想和社会矛盾。受父辈言传身教的家庭影响，程敏政对社会政治生活始终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对诸多社会问题及社会现象有着自己独特的认识与感受。
受客观社会条件的限制，程敏政对政治理想的表述，往往是通过对历史人物及事件予以重新体认和诊释的方式，而关注历史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关注社会现实。在《伍员论》中，程敏政针对苏辙讥议伍员破楚入郑，怒鞭平王之尸为“逆天伤义”之说，予以驳斥:“是岂复有人心者哉!且平王之为君也，尧舜之君乎?抑莱封之君乎?太甲昌邑之君乎?此不待辩而明矣!彼平王杀其子，妻其妇，奖奸回，戮忠良。有臣如汤武者，吊民伐罪，可也;如伊霍者，废昏立明，可也。顾员上不能为汤武，下不能为伊霍，则以吴之师，破楚入郑而鞭其墓，以发至愤，其志亦可悲矣。”对伍子骨引吴兵破楚，怒鞭平王之尸报仇的极端做法，表示理解，对子青晚年“反以谗见祸于他人之手”，则寄予深切同情。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夫君者，天下之义主也。君而至于使人仇之，则孟子之所谓‘独夫’耳。”而“员之所鞭者，非平王，乃独夫也。”进而提出“君臣之合以人，……以人者可绝”这一石破天惊的论断，无疑是对当时社会所倡导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一套纲常伦理主导思想的挑战，是对君权天授的大胆质疑，闪耀着早期民主主义思想的光辉。
在《王朔州政绩记》一文中，程敏政用雄奇之笔，高度概括了明王朝官吏的三种典型类型，抒发出世风日下，人才难得的无限感慨。“嗯，古称循吏，自汉以来可数也!世降俗下，人才益难为。守令者以集事为能，而不复恤民;知恤民矣，而事废不治，人两病之;其甚者虐黔以取败行，赂而求升，侥幸一时，受讥君子。”应该说，不只是在高=度=专=制=集=权的明代社会，纵观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只要有专=制=政=权存在，就会有程敏政所概括的“以集事为能”者、“事废不治”者及“虐默以取败行”者相伴随始终。程敏政或许意识不到，他在哀叹“古称循吏，自汉以来可数”的同时，己经不自觉地将揭露问题的矛头直指专=制=集=权=制=度本身。正是由于制=度本身的不合理、不公正，才使凡涉足其间者，无论贤否，纷纷变得性格=扭曲、人性=变异，或贪=酷、或残=虐、或无能，成为侵=蠢=百姓与国力的谬类。
直至成化十年(1474)，程敏政三十一岁时，宗朱黝陆的思想，较前期尚未有显著的变化。他在该年所作的《送吴君肃清知临川序》中云:“临川先贤，莫盛于荆国王氏、象山陆氏。然王氏之治，以利为先，非吾之所谓政也;陆氏之学，以禅为宗，非吾之所谓教也。……草庐吴氏亦出临川，然其论政则先义利，为学则尊孔黝墨，虽间与陆氏相出入，而其叛道者寡矣。”文中低击王安石之学为利学、陆九渊之学为禅学，即便是对元代能够祖述朱学，在和会朱、陆中有所发见的大儒吴澄，也还颇有微辞。
这种极力宗朱的思想，也在逐渐发生着较深层次的变化。既然低陆学为禅学，则必然要对陆学思想体系及佛教禅宗诸教义予以深入的研究，以能找出二者之间的联系。正缘于“惟多极研究理道，求古人为学之次第，久而益有所见”，对朱子之学，更是“尤深考核，自以为得我师焉。”丰厚的学识积累，促使他开始对朱、陆二学进行深入的思考。
而弘治元年的因谗被勃，更成为程敏政思想转化的契点。该年冬，身为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讲学士的程敏政，被监察御史王篙等人，以天变久雨成灾为由，弹劫致仕。这场风波的真正原因，无非缘于孝宗皇帝刚即位不久，各政治派别之间的斗争加剧，权力的瓜分，尚未达成新的平衡而已。自弘治元年冬致仕，直至弘治六年春始被诏还，这五、六年的时间，程敏政多半是在家乡休宁县的南山精舍中，以读书授徒的方式度过的，他的理学思想也在这一时期发展成熟。
程敏政对天道观的论及，主要体现在他为真德秀《心经》所作的《附注》中。程敏政认为:“尔天之与我，德性是也。是为仁义礼智之根株，是为形质血气之主宰。舍此而求学，何学哉?”在他看来，作为道德准则的理，是本于天的，是无须论证的必然。问题只在于，应如何去遵循“天之与我”的“德性”，即如何学道。程敏政同许衡、方孝孺一样，认为学道要重视小学功夫。由小学到大学，以往的理学家也有涉及，但重点都放在心性修养的大学功夫上。程敏政则认为，“古者，人生必先之小学，而后进于大学，故其功有渐，而性可成。” “古之人，自八岁以下，悉入小学，其所学者，太抵多尊德性之事，故至十有五岁，则志气坚定，德性之尊，十且八九。然后入大学，而以格物为首事。”程敏政所主张的由小学至大学的学道方法，是通过养心、正本的方式，培养道德君子的精神。
至于不失本心的修养方法，不外是“主敬”与“慎独”。因为他认为:“人之得名于人，可以参三才而出万化者，以能不失其本心而已。顾其操纵得失于一念，俄顷之间，圣狂舜拓于是焉分。”既然一个人的善恶好坏，是始于一念之差，这就要求对有违天理的所谓“人欲”，采取防微杜渐的方法，禁绝于萌发之际。基于此，程敏政主张:“《易》言敬以直内，其本也。”主敬，就是要惶惶然地去警惕不善之念的产生。在“主敬”的同时，要保持“慎独”。“慎独者，所以省察于喜怒哀乐已发之后”，“慎独乃学者第一义，而不可忽者。”若能做到“无一不可与人言，无一不可与天知”，才是真正的“慎独”。程敏政又继而将“主敬”与“慎独”的修养方法予以提炼，归纳为一个“静”字。他所理解的“静”是这样的:“静者，动之基也。静有所养而不昧，然后见于动也，有所恃而不并。……静之何如?必从事于《中庸》之戒恐惧，《大学》之诚意慎独。体之以柔，而济之以刚，方至于德成而业修，则所谓圣人之学，而其积之也厚矣。”
依照程敏政的设想，只要能做好“静”的功夫，就可以成就“圣人之学”，成贤成圣。这种注重内省的修养方法，可谓既祖述周、程，又出入禅宗，更让人联想到，与其同时的陈献章“静中养出端倪”的江门心学。总之，在心性论上，程敏政虽祖述朱学，但他并没有严守朱学门户。他认为天理在心中，直求本心，即得天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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