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元佑党争-千古一相
苏轼在元佑党争中的低劣表现
元祐时期的历史，就是各派互相攻击互相排挤的历史，同志们奋不顾身，纷纷讲变法的坏话，大力攻击变法官员，用词刻薄恶毒，皆欲踩死变法派而后快，形成了全国声讨变法派的喜人局面。苏轼和苏辙是其中的急先锋，而且，苏轼最猛，他的矛头是直指王安石的。
晚明大鸟王夫之在《宋论》中，曾对包括苏轼在内的这些所谓“元祐诸公”有过精辟论述。这些君子们天天说的话虽然无穷多，但几乎没有谁能够“超出于纷纭争论之外”者。同志们唾沫狂喷，“皆与王安石已死之灰争是非”。内政方面，大家讲废话有瘾，做实事无能，“寥寥焉无一实政之见于设施”。而对于外敌，则更是“不闻择一将以捍其侵陵”；“不闻建一谋以杜其欺侮”。只知大力排挤打击变法派，“而夜以继日，如追亡子”。
后来章惇蔡确等人基本被清除干净以后，保守派的同志们才松了口气，因为剩下的全是“柔佞之徒，易为处置”。
当把变法派清除掉以后，保守派的各方蠢材们又互相撕咬，朝堂上遍地狗毛。似乎除此之外，国家就没有别的屁事了。
在这一场混战中，保守派诸蠢材们一边互相攻击，一边又担心被别人攻击；一边引经据典的骂的过瘾，一边又经常被吓的提不住裤子。没有谁想过这样下去会把国家折腾成什么样子。在这一期间，国家政事废退，纷争不已，污浊不堪；经济政策混乱，反复不定，治国无术；军事上采用投降主义，大量放弃国土用以结欢敌国。北宋就这样偏离了王安石变法奠定的正确轨道，迅速滑向了末路。
章太炎曾经评论苏轼在这一时间的表现时说：“苏轼利口而不济于用，其所争不关政事，惟于琐细节奏之间而想侵陵”。换句话说，虽然身为北宋高层官僚，但做的全是一些无聊屁事，于国于民，一无是处。苏轼一听高太后说神宗皇帝喜欢读他的文章，“则泫然为之流涕”，一点鸟出息都没有。后来的一批蠢人，“模效其状，以为忠孝”，实则屁事不当，“走狗啼而牺牛哭者，则苏轼为之前驱也”。
再次提醒，上面的话是章太炎说的。
那好，来看看苏轼的具体表现，验证一下老章有没有污蔑我们的才气乱淌的大文豪。
一开始，因为苏轼受到司马光的推荐，而且得到高太后的喜欢，“帘眷甚厚”，同志们都以为苏轼有可能接司马光的班当宰相，“议者且为执政矣”。这个很让同志们担心，害怕苏轼当了宰相后，会把开封变成大妓院，所以，纷纷上书指出，现在让苏轼“为翰林学士，其任已极，不可以加”。
这种对苏轼的批评，还只是一般性的指责，不涉党争。真正把苏轼搞的难看的，是他受到两党的夹击，被夹的毫无还手之力。
苏轼才高，看谁都不顺眼，“以高才狎侮诸公卿”，几乎把人得罪光了。凭良心说，苏轼这个人并不是恶人，他除了死心塌地的猛踩王安石和变法派以外，和其他人并没有什么你死我活的原则斗争。他虽然经常毫无意义的到处得罪人，其实也就是管不住自己的那一张臭嘴而已，并非存心为之。
尽管苏轼不是存心使坏，但他对于北宋未年的“蜀、洛、朔”三党之争，仍应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他是用了心的，一方面大力提携跟自己玩的来的门人朋友和老乡，形成了所谓“蜀党”；一方面自以为牛逼，跟司马光留下来的“朔党”对着干；然后又非常无聊的故意和以程颐为首的“洛党”吵翻了脸。只不过苏轼玩玩嘴皮子还可以，一旦真的动了手脚，却又不是别人的对手，结果反被别人玩的死去活来，真是让人痛心泪流。
元祐时期的党争，首先是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和以章惇为首的王安石传人之间的斗争，这是关乎国家走向的你死我活的斗争，这个斗争首先是司马光挑起，然后苏轼跟上使劲摇旗呐喊助威，最后以保守派的全面胜利而告终。王安石新法被全数罢去，新法派大员也被清洗出局。北宋政坛，重新走回了毫无生机的死水一潭中去。在这场斗争中，围绕免役法的废罢之争最具代表性。起初司马光为了让高太后支持自己废除免役法，不惜反复上书，罗嗦不休，加上曾经患过脑中风，所以讲话前言不搭后语，自相矛盾自打耳光。他一会批评免役法使“上户年年出钱”，“陪费甚多”。一会又说“而上户优便”；一会说免役法害民无端，“民情不便”。一会又说老百姓对免役法已经习惯了，“人情习熟”。颠三倒四，自相矛盾，缠夹不清，让人看了晕头转向，不明所以。宰相蔡确反对司马光瞎搞，但又不敢明说，就转弯子对司马光道：“此大事也，当与枢密院共之”，而当时的枢密院领导正是敢于跟司马光顶着干的大胆无畏的章惇。章惇虽然主管军政，但为了维护新法，不顾宰相司马光的盖天权势，态度坚决的跟司马光展开了激烈争论，“累数千言”，连吕公著都承认章惇“所论固有可取”。但吕公著却不明大理，又指责章惇“专意求胜，不顾朝廷大体”。
这就说的不像样子了，究竟什么是“朝廷大体”？如果章惇是正确的，他当然要“专意求胜”，难道非要章惇跟所谓大儒一样去和稀泥才好？
章惇并没有被司马光的那一套前后不一的说辞搞晕掉，他把司马光的前后矛盾之处“一一捉住病痛”，“敲点出来”。而司马光只会故作文儒高雅，吵架也不行，操事也不行，结果被章惇搞的非常难看，经常下不了台。让大历史学家司马光丢尽了历史脸皮。还好，司马光丢脸，也不是丢一回两回了，他并不把这些写到史书里去。一向温良俭让的司马光，还向高太后撒谎说，民间有几千封奏章，“无有不言免役之害者”。结果被章惇一查，原来老光玩了手脚，把那些讲免役法好话的奏章全部“不为签出”。司马光还采用乾坤大挪移手法，捏造事实来攻击免役法，说什么有人家“拆屋伐桑以卖薪，杀牛以卖肉”，好凑交免役钱。结果又被章惇抨击了一家伙，章惇严肃的告诉司马光：自行免役法“十五年来，未闻民间因纳免役钱有如此事”，只是在与西夏作战期间，因征调而出现过杀牛取筯和砍桑树为梯的事情，与免役钱了无干系。司马光对此都装作听不见，不但如此，他反把差役法的优点列举了一大堆，说什么“自古农民所有，不过谷帛与力”。老百姓有几袋粮食，有把子力气，司马光就敢说成是“取诸其身而无穷尽”，所以，尽管让他们干活就是了。最后司马光提出，“为今之计”，“应天下免役钱一切并罢”，命令县级官员“限五日内”罢尽免役，并上报州政府，一级督促一级，一季内完成所有任务。蔡京就是因为任务完成的漂亮而得到了司马光的大力表扬，树为全国官员的典范。其实司马光完全没有必要费那么大力气来攻击免役法，因为高太后这个蠢女人对他已经是言听计从了，老光大可直接废掉免役法就得了，何必非要弄一大堆硬捏出来的理由来给自己撑门面呢。司马光这是典型的又想做婊子又要立牌坊的政治妓女行为。可笑的是，司马光废除免役法后不久，知道自己做下弥天蠢事了，但又不肯认错，只好再下命令，要求各地在恢复差役法的同时，仍要保留一些免役法项目，好收取免役钱。这就不地道了，王安石收免役钱是为了花钱请人服役，司马光已经恢复了差役法，却仍要收钱，就纯是为了收钱而收钱了，而且所收钱数，比免役法更甚。为此，司马光受到了章惇的无情驳斥：现在收取助役钱，比之熙宁年间，“尤为刻剥”。可怜司马光，此时也知道光讲“义”是不行的了，还是低头闷声先搞点“利”再说吧。经过司马光一阵瞎搞，国家被搞的是“州县益骚，民受其患”。有一次司马光在高太后帘子前面汇报工作，因为司马光太罗嗦，也因为高太后大脑缺氧，结果老太太竟然活活被司马光讲睡着了。
章惇毫不客气，当面嘲笑司马光说话不着边际不知重点，基本上全是废话，“其语甚悖”。司马光面子上再也挂不住，当时勃然大怒，跟章惇在高太后面前暴吵了起来，“暴愤恚争辨帘前”，把沉香甜睡的高太后也惊醒了，一问情况，高太后自己脸上也难看，就大骂章惇。章惇一时委曲难当，竟然跟高太后也顶了起来。
同志们一看，机不可失，于是苏辙苏弟弟不再阴沉，带头操事，“刘挚、王觌、朱光庭、王岩叟、孙升交章击之”，硬是把章惇贬出了京城。此时的苏轼，早已把自己在黄州时写给章惇的那些可怜巴巴的文字给忘光了，他觉得有资本调戏章惇了，当年救他一命的章大人现在在苏轼的笔下已变成了章七。据说章惇刚出生时险些被母亲放在水盆里给淹死，所以苏轼有诗道：“方丈仙人出渺茫，高情犹爱水云乡”，用以落井下石，嘲笑章惇。妙的是阴藏不露的苏辙的态度，他在司马光刚开始瞎搞的时候是坚决支持司马光废掉免役法复行差役法的，说什么差役之法，“天下所愿，贤愚共知”，“行未逾月，四方鼓舞”，并非常有把握的断言，“此万世之利也，决不可变”。可后来差役法受到全国一片反对之时，苏辙也长脑子了，非常有内涵的推案长叹道：“天下皆思雇役而厌差役也”。 苏家兄弟，果然皆一时之俊杰啊。差役法是带有人身强制性质的野蛮落后的社会制度，其被废弃是必然的，不是以司马光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在王安石变法以后，“赋役合一”渐渐成形，虽然司马光跳出来瞎搞了一下，但历史的车轮很快就把司马光辗进了泥潭中。
但苏轼还没有被辗进去，他的形象，仍然非常的伟光正。
司马光把苏轼当棵葱，所以，苏轼一到京城，司马光就希望能得到苏轼的支持。可惜苏轼虽然嘴大，满肚皮废话，写文章一写就是一大块，但却不能给这个尽废新法的保守政府做什么实事，相反，还处处影响保守政府的工作。所以司马光对苏轼是越来越不满。估计他此时也能理解王安石没有重用苏轼的原因了。
但司马光的优点是，尽管他早就想把苏轼撵滚蛋，但最终还是忍了下来，没有和苏轼撕破脸。司马光一辈子就是吃名声这口饭的，他也怕名声很大的苏轼。
老光曾经一本正经的问苏轼，现在我要尽罢王安石新法，你有什么看法？
苏轼想了想，也是一本正经的回答说：我支持你，老王那一套，早就该全数罢去了，老光你这样做真是“上顺天心，下合人望，无可疑者”。
不过，苏轼毕竟在地方干过一段时间，他也知道王安石新法中有些项目是不能轻易罢去的，虽然他没说过新法一句好话，但头轻蛋重还是懂一点的，所以他建议司马光：“惟役法一事，未可轻议”。
苏轼认为，免役法有免役法的好处，差役法有差役法的缺点，“各有利害”。他力劝司马光：“骤罢免役而行差役”，“盖未易也”，并一口气提出了免役法的五大好处，简直要把免役法说成一朵花。
真是令人痛惜，王安石在政时，难道苏轼的头脑被门夹过吗？被水淹过吗？被天上的雷电闪击过吗？他为什么就不能讲一句公道话呢。
苏轼还进一步指责司马光只是“专欲变熙宁之法”，至于是不是利国利民，司马光全然“不复校量利害”。
有人说，这是苏轼对王安石变法的一种肯定，其实大错了，苏轼的态度，一向是摇摆不定的，他不同意司马光罢去免役法，并不是因为他支持王安石，在苏轼眼里，免役法“掊敛民财，十室九空，钱聚于上，而下有钱荒之患”。根本不是什么好法。但是呢，差役法使得“民常在官，不得专力于农，而贪吏猾胥，得缘为奸”。所以，无论免役还是差役，在苏轼眼里看来，全无好处，不过他自己又提不出什么好办法来，只好故作公允的说，“此二害轻重，盖略相等，今以彼易此，民未必乐”。这就是苏轼不同意罢去免役法的理由。他是连对王安石半句肯定的话也不愿说出口的。
司马光被苏轼说的一愣一愣的，他没有在地方工作过，根本不知民间实情，所以也摸不清到底怎么搞才好，所以问苏轼：“若如君言，计将安出”？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但好办法苏轼是没有的，不过他读的书多，跟老光痛扯了一大圈历史故事，然后罗里罗嗦的又抨击了王安石一通，接着便天真的提出了对免役法的修订办法，希望能做到即省钱又办好事情而且老百姓也高兴，“而天下便之”，真不知苏轼是不是打算从天上请神仙来给宋朝打工。
司马光却对苏轼的建议“大以为不然”，和苏轼拍桌子瞪牛眼的暴吵了一顿，两人根本讲不到一起去，脖子都吵粗了。司马光牛劲犯上，谁也说服不了谁。苏轼气的没有鸟办法，只好回家，脱了衣服，当着一大堆女人的面大骂“司马牛，司马牛！”
(责任编辑：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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