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大儒》第七章 变法风云 御沟春水已冰消。 欲知四海春多少， 先向天边问斗杓。” 程颢望着窗外在微风中飘拂的垂柳，随着诗的意境展开，他好像看到春风满面的王安石正意气风发地向自己走来，他不由想起了刚来时王安石给自己看的今年春节写的一首诗：“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苏辙见程颢似在沉思，便问对刚才所读诗的感想，程颢说：“荆公目前是踌躇满志啊，可我总觉得他把变法的阻力看的小了些，‘御沟春水已冰消’，可这开封有倒春寒，闹不好御沟还会结冰的。”苏辙也有同感，他正要说下去，只见王安石匆匆走了进来。王安石看上去有四十七八的年纪，瘦瘦的脸上透着坚毅的神情。他是江西临川人，进士及第后二十八年间多数时间在地方上供职，去年神宗即位后，锐意改革，升他为参知政事，他即开始着手变法。今日早朝他是向皇上提议派员到各路检查新法推行情况的。王安石见程颢等人都在，便说：“让诸位久等了，皇上已同意我的提议，由你们八位到各路去检查农田、水利、赋役等新法推行情况。如今新法推行并不顺利，有的地方并不执行，各位下去后还要履行督查之责。对那些阻挠新法推行的官员，你们报上来，改撤换的就要撤换。”程颢听到这里，不禁想起了这位大人诗中的‘总把新桃换旧符’，他感到这变法的势头是越来越猛了。 下得朝来，苏辙同程颢边走边谈。程颢说：“荆公对推行新法大刀阔斧，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为弟如何看这场变法?我初来朝中，还望多多指教。”苏辙思虑着说：“据我观察，目前在变法问题上，朝中有两种意见，一是以荆公为首的，以兴起功利为目的变法，以发展生产，改变赋役来增加朝廷收入；一种是以司马光、吕公著、富弼等大臣为主，主张以节流增加收入，不大动干戈。我听司马光说过，他说，宋兴以来，已一百多年，这所老房子虽说破旧，但修修补补尚能维持，还未到大修大拆的地步。我是倾向司马温公的意见的，去年我向皇上建言要改变目前积贫积弱的局面，必须从裁冗官、冗员、冗兵入手，这虽然只是一个具体的措施，可得到了皇上的认可，我也因此被调到荆公新设立的专管变法的三条例司参与变法。这一段时间，我愈来愈感到，荆公的变法太过激进，他提出的天变不足惧，祖宗不足法，流俗不足畏，是要动大动作，已在京城闹得人情汹汹。下一步，他还要实行青苗法，已有了些基本的想法。这次咱们下去正好可以听听下面的反应。”程颢边听边思索，末了，他说：“执政以顺民心为本，譬如流水，当其波涛汹涌之时，实难平抑也。世事未有一成不变的，大变则大益，小变则小补。但变则要讲究秩序。这次巡查回来，要好好找荆公谈谈。”苏辙苦笑了一下说：“目前他是一意孤行，听不进谏言啊！” 四个月后，当程颢风尘仆仆回到京城的时候，已是八月上旬。这一日上午，司马光来到了三条例司，他见了程颢便乐呵呵地说：“早就听说你来到了三条例司，当我来找你时，你又下去巡查了。怎么样，这次下去感受如何？”程颢见司马光有五十岁的样子，长得高大魁梧，一看就是北方人。知道他是不同意激进变法的，便谨慎地说：“荆公让我们下去是了解情况的，新法在鼓励地方兴修水利，开垦荒地方面是有促进作用。”司马光见其他人都在忙，便把程颢拉到一边说：“今日咱不谈新法的事，我是上朝路过，给你透个信，吕公著已向神宗举荐你为太子中允，权知监察御史里行。不日你就要到任了。”程颢不解地问：“温公，我一小小县令，能在朝中当个差也就不错了，来这里不到半年，能胜任这太子中允和监察御史？”司马光笑了笑说：“河洛一门两进士，在大宋朝早已名闻，再者你在上元、晋城任上颇有政绩，神宗是早已知名。这次吕公一举荐，皇上就同意了。这太子中允是正八品，由县令升任的御史叫里行，行使的职权是一样的。行使对百官的弹劾职责。”程颢默默地听着，蓦然感到肩上沉甸甸的。他对司马光说：“今后还望温公多加指教。”司马光沉思着说：“目前朝中局势微妙得很，你还是多观察，少发言。”说罢，便匆匆走了。 当天下午，程颢来到王安石的家里，向王安石汇报到京西路检查新法的情况。程颢说：“荆公，这次我到了京西路的洛阳、南阳一带，感到农田、水利法对农业的促进很大，南阳一带新开垦的土地不少，可赋役法的执行情况不理想，有的地方根本就没有实行。”王安石说：“这在我的意料之中，农田、水利法是鼓励农民开荒和兴修水利，自然有积极性，地方官也好执行。赋役法是要改变税负，为国家敛财，自然难以推行。下一步我还要强力推行青苗法，恐怕难度更大，但一定要推行，否则，谁不执行就罢谁的职。”这时，王安石的儿子王髣拥着他的妻子从内屋走了出来，接过话说“依我看，把当朝宰相富弼的头弃于市，则新法行矣！”王髣看上去不过二十多岁，年轻气盛，是王安石推行新法的得力助手。程颢对他如此出言不逊，感到十分不满，脸色阴沉下来，以教训的口味说：“我与荆公正在商议朝廷政事，尔何敢参言！”王安石也感到孩儿说话有些过头，便训斥说：“朝政大事岂是尔辈妄言的！下去吧。”王髣不情愿地离开了。王安石对程颢说：“为弟莫要见怪，他一个毛头小伙子，说话不知天高地厚，不要和他一般见识。”程颢正色说：“荆公，新法推行有些反对看法是正常的，我们可以从反对意见中看到不足之出，避免出现大的偏差，一片叫好并不好啊！我听说你为了推行新法，选用了一些对你只会阿谀奉承的小人，而把诸如司马光这些老臣都撇在一边，这是不利于新法的。”王安石点点头，说：“温公也向我提出了这一点，我目前对这些人只是利用而已，等到一定时候，这些人我还会让他们回到他们应该回的地方。”程颢摇了摇头说：“君子好进也好退，小人可是好进不好退啊！” 王安石对程颢的话似乎听明白了，又似乎没有听明白。他无奈地说：“新法在推行中可谓困难重重，既有朝中一些老臣的反对，又有地方上一些大臣的阻扰，我目前用他们是不得已啊！”程颢看着王安石愁苦的表情，忽然对他产生了一丝同情和怜悯，是啊，目前朝中对变法不满的人日益增多，荆公已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他是在硬着头皮推行新法啊！窗外的暮色渐渐透了过来，程颢见天色已晚，便向王安石道了别。 第二天上午程颢就被宋神宗召见。当他一走进崇政殿，向宋神宗跪拜之后，神宗就赶紧从龙椅上走了下来，把他扶了起来，连声说：“你就是程颢，朕早就知名，这次吕公著举荐了你，希望你好好在监察御史任上为朕建言，补政缺失。”程颢见神宗正值盛年，显得英气勃勃，便谨慎地说：“谢皇上知遇之恩。”宋神宗赐坐之后，对程颢说：“爱卿说说看，怎样当好这御史？”程颢思索着说：“使臣拾遗补缺，裨赞朝廷，则可；使臣缀拾臣下短长，以沽直名，则不能。”神宗暗自思忖，这么多大臣，没有人像程颢这样理解御史的，他联想到当前变法与反对者之间的相互攻击，对程颢的话愈加赞赏，连声说：“真御史！真御史！爱卿真是懂得御史的真谛！眼下以荆公为首的变法派与以司马温公为首的反对派正闹得不可开交，你可要在其中作好协调，使变法顺利推进。”程颢说：“臣会公正行事的。《易经》上有一言：中者，天下之定理，和者，天下之达道。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这也是臣处事的准则。”宋神宗感叹地说：“看来先生对中庸之道是深有研究的。而我这两个大臣却是针尖对麦芒，一遇讨论便是吵，互不相让，不懂得中庸之道。”程颢说：“他两个都是饱学之士，又都是皇上的顾命大臣，为了变法大业，有时不免各执一辞，不过我听说私下他们倒无成见。”宋神宗点了点头，他对眼前这个温和儒雅的御史从内心感到喜爱，既有学问，又不张狂，便和蔼地问：“今年有三十几岁？”程颢说：“回皇上臣今年三十八岁。”神宗又问:“听说你的弟弟也是饱学之士，今年多大了？”程颢说：“弟弟小我一岁，在学问上胜我一筹，我可以负责地举荐他。”神宗说：“我早就听说洛阳有一门两进士，都是当代大儒。我记下了。还有哪些人才也可举荐？”程颢说：“陕西的张载，也是一位儒者，品德高尚，学问高深，尤其致力于儒学研究，是一不可多得的人才。愿陛下以求贤育才为先，勿轻天下士。”神宗俯下身笑了笑说:“当为卿戒之！"然后又问："依爱卿之见，朝廷的当务之急是何事？”程颢略一思索说：“依臣之见，皇上要先明辨王霸的含义，确立治政的根本。得天理之正，极人伦之至者，尧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义之偏者，霸者之事也。”宋神宗问何为王道？程颢说：“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礼义，若履大路而行，无复回曲。霸者崎岖反侧于曲径之中，而卒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诚心而王则王矣，假之而霸则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审其初而已！”神宗静静地听程颢侃侃而谈，从他的论王霸的话语中，他似乎听出来顺人情，本礼义就是王道，而用其私心，假借仁义而行则是霸道。他品味着程颢最后说的要‘审其初心‘的话，心想：王安石变法本意是要改变近百年来积贫积弱的局面，没有个人私心在里边，不能说是霸道：可他又说祖宗不足法，显然也不是要行尧舜之道。看来这个程颢是不太同意王的变法措施，不过是没有明说罢了。想到这里，他对程颢说：“你对当前变法有何见解，可写成札子奏上来，供朕参考。”程颢见皇上有下朝的意思，便告辞了。临别的时候，神宗对程颢说：“爱卿为儒学饱学之士，听你谈话长见识，增治国本领，我希望常常见到你。”程颢见神宗如此看重自己，为皇上的知遇之恩而感动。当他走到宫门口的时候，见天已过午，一内侍臣对程颢说：“程御史难道不知道已到了皇上用膳的时间吗？”程颢连连向内侍臣赔不是。 这一日晚上，程颢正在家中书写奏章，门人报说是司马光来见，程颢连忙到门口迎接。只见在月光下，身材高大的司马光下得轿来，稳步走了过来。程颢忙施礼，司马光拦住说：“不必，不必，这又不是在朝廷，何必施礼！”说罢便同程颢进了屋。司马光边走边说：“这王荆公也太性急了，七月刚颁布了均输法，二个月不到，今日又要皇上颁布青苗法，我在今日早朝时同他吵了一通，无奈皇上是支持他的，青苗法还是颁布了！”程颢边倒水边说：“古语说欲速则不达，我的体会是出令当如流水，以顺民心为要。可能荆公的本意是为了朝廷，可如今闹得人情汹汹，这推行新法怕难有成效。”司马光坐下后见桌上放着摊开的宣纸和毛笔，便问写何文章？程颢说：“这几天我也在思索如何改变近百年来形成的积贫积弱的局面，我把它集中概括为十个方面，向皇上提出，不知合适否？奏章刚开了头，刚好先生过来，就请过目，以便指正。”司马光拿起奏章，认真看了起来。他见论十事札子下面列了十个方面：师傅，六官，经界，乡党，贡士，兵役，民食，四民，山泽，分数。他见开篇是这样写：圣人创法，皆本诸人情，极乎物理，"他对程颢说：“你这几句话让荆公看了肯定会不高兴，他会认为你是在说他颁布的新法不合人情，不合世理。”程颢说：“我并不反对变法，我认为大变则大补，小变则小益。问题是变法要合乎民情，顺乎事理。我认为解决朝廷目前面临的困境，要从这十个方面入手。”司马光铙有兴趣地说：“这十个方面我也看切中要害，先说来听听。”程颢思索着说：“师傅论者，我想着重说明要尊师重贤，形成尊德乐善之风。六官论者，我想着重说明要改变官职混乱、职业废弛的现状。经界论者，我想着重说明要正经界。天生蒸民，立之君使司牧之，必制其恒产，使之厚生，则经界不可不正，井地不可不均，此为治之大本也。唐时尚能有口分授田之制，今则荡然无存。富者跨州县而莫之止，贫者流离饿殍而莫之恤。”司马光对这一点也深有同感，他接过话说：“宋兴以来，由于采取不抑兼并的政策，使富者土地甲天下，贫者无立锥之地。唐代诗人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象，在今天也出现了。你分析得透彻，根本在于土地的不均。可要恢复井田制，实行唐时的有口分授田，谈何容易！老百姓自然高兴，可那些众多的富户会把田拿出来让你分！”程颢显得有些闷闷不乐，他叹了口气说：“这要看朝廷的决心了！要不只能是一种理想。这经界和民食是连在一起的，没有地的乡民哪有粮食？古者民必有九年之食，无三年之食者，就被称为国非其国。我观天下耕之者少，而食之者众。地力不尽，人功不勤，虽富室强宗，鲜有余积，况其贫弱者？或一州一县有年岁之凶，即盗贼纵横，饥羸满路。如不幸有三二千里之灾，或连年之歉，则其患不可胜言矣。所以我说要渐从古制，均田务农，共私交为储粟之法，以为之备。”司马光仔细地倾听着程颢的论述，不时点头表示叹服，他见程颢已胸有成竹，简直是出口成章，便对他说：“我不再打搅了，你赶快按你的想法写奏章吧，不过能否被皇上采纳，还很难说，因为目前皇上是支持荆公变法的。”程颢说：“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也是我作为御史的职责所在。”司马光赞许地点了点头，便匆匆离开了。程颢送走了司马光后，便伏案写起了奏章。 第二天早朝，程颢就把他的奏章呈给了宋神宗。程颢见神宗阅毕，不露声色把奏章递与王安石，王安石看了，对奏章中体现的法先王的主张不以为然，他对站在对面的程颢说：“程御士不亏是儒学大家，现今一千多年后提出恢复先秦的井田制、均贫富不是太过天真了吗？”程颢解释说：“我的本意并不时说要恢复完全意义的井田制，是要改变目前土地严重不均的现状，实现按人口授田。”宋神宗看着二人的争论，心想，现今要均贫富谈何容易，他又不便直言程颢奏章的不合时宜，便说：“二位爱卿不再争执吧，咱们还是议一议如何增加国库收入吧。”王安石说：“以臣之见，不如卖祠部度牒作常平本钱。”程颢上前一步说：“皇上，臣以为不可，祠部度牒是朝廷向僧人颁发的一种确认身份的凭证，可免除赋役，若天下人都可购买，岂不有失朝廷尊严？”王安石说：“臣以为程御士所言自以为是王道之正，可未达王道之权也。若卖祠部度牒可得四十五万担粟，如遇灾年，按每人贷三担，可活十五万人.若认为这样的好事还不能做，难道是懂得王道之权吗？”程颢见王安石如此强辞夺理，便不再申辩。只是心里在嘀咕：“这不是同买官鬻爵一样的性质吗？” 转眼到了第二年的春天，程颢在监察御史任上已履职七个月。三月四日这天上午，御史台里显得十分热闹，程颢与孙觉、吕公著、张榗、李常都在座。程颢望着门口院里盛开的梨花，一股春天的气息充溢心头。可他一想起半年多来御史台所经历的种种事端，心情便又沉郁下来。他一边听着诸位大臣对变法的议论，一边回忆起去年八月以来同执政大臣王安石的争论。就在九月同荆公就卖祠部度牒发生争执之后，十一月他在弹劾王广渊时又一次同荆公意见相左。他在了解王广渊在推行青苗法时有抑配的作法后，向皇上奏了一本，说他以抑配之法，迎朝廷旨意，以困百姓。他记得那次上朝，王荆公说：何叫抑配？王广渊不过是积极地在他管理的地方推行青苗法，执行朝廷的旨意坚决罢了，你怎能说他是迎合朝廷，以困百姓？当时他对王安石说：荆公，你对下面抑配的情形不了解，我听人说有的乡民不愿借青苗钱，可王广渊派下去的官员非让借钱不可，这不是抑配是什么？王安石说：“不管怎么说，广渊力主新法而遭劾，刘痒故坏新法而不问，举事如此，安得不人心向背？”现在回想起来，刘痒故坏新法之事自己一无所知，不存在问不问的事。 吕公著见程颢在望着院中的梨花在沉思，便走过来说：“程御史何故闷闷不乐，似有心事?”程颢见是执政大臣、又是自己的恩师来问，便赶紧施了一礼说：“臣在反省履职以来的所作所为，也在检讨新法的得失。”吕公著笑着说：“那你过去吧，参加我们几个人的议论，咱们共同来议论议论。”程颢随吕公著来到几个大臣身边，找了个位子坐下，见孙觉说：“吕公，今日咱们来此聚会，少了一个重要人物，咱们的司马温公没来呀！”吕公著说：“他不便来，他一来，荆公又要说咱们是合谋反对新法，就这人家荆公还说温公是咱的赤帜。”这时范纯仁走了进来，他是刚从陕西转运副使调到朝廷任监察御史的，吕公著示意他坐下，问道：“范御史，你从陕西来，青苗法在陕西已实行二年了，听听你的看法。”范纯仁说：“当时陕西转运使李彦看到粮储不足，便在春上给乡民放贷，到谷熟时还粮，行了两年，粮库有所盈余。等于是放贷买青苗，因而叫青苗钱。”吕公著说：“开始王安石对是否推行青苗法尚有疑虑，后来京东转运使王广渊上书言春季农民苦乏，而兼并之家乘机取利，乞留本道钱帛五十万，贷之贫民，岁可获息二十五万。安石认为可行，改作青苗法，推行天下。”这时河北安抚使韩琦走了进来，他见吕公著等几位大臣在议论青苗法，便对吕公著说：“让我说说他们在下面推行青苗法的情况，简直是官放高利贷！本来推行青苗法务在优民，可今令乡民每借一千，则岁纳一千三百，诸位想想，这不是官放利息是什么？与初始抑兼并、济困乏之意绝相违逆！我这里向皇上奏了一本，请求取消青苗法！”程颢见韩琦从袖中取出奏章，交与吕公著。心想：“这韩琦不亏是武将出身，说话快人快语。他正思考着韩琦所说的严重问题，吕公著对他说：“程御史，值此事关朝廷大计，百姓生计的大事，作为谏官，可不能不言啊！”程颢一脸严肃地站了起来，对吕公著说：“臣已感到青苗法危害的严重性，晚上就考虑写奏章，明天就可上奏。”吕公著忧虑着说：“这奏章要是到了荆公控制的条例司，就要被驳回，已经发生几起了！”他对韩琦说：“你的奏章要想办法直达皇上，否则到了条例司，也要被驳回。”韩琦笑了笑说：“我自有办法。” 第二天早朝，宋神宗取出韩琦的奏章递与王安石说：“你看看吧，琦真忠臣，虽在外，而不忘王室。这青苗法朕始谓可以利民，不意却害民如此！”王安石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见皇上如此听信韩琦所言，便勃然大怒:“韩琦谓我为兴利之臣，试问今抑兼并、赈贫弱，制官理财，那一项不是为了朝廷？安可谓兴利之臣？”程颢见王安石如此动怒，心想，荆公确是一个容不得不同看法的人，看来昨天晚上他写成的《谏新法疏》的奏章如果被荆公看到了肯定要被驳回。他正在想着是否直接向神宗上书，只见司马光上前一步，针锋相对地说：“臣以为青苗法利少弊多，而臣之所忧，当在十年之外，非今日也。如今官府出钱贷款而收息，富人之家不愿取，而朝廷派下去的官员以多贷款多发粮为邀功的机会，强令富户贷款。又恐怕贫户还不起贷款，强令富户担保。而富户又不愿担保。结果，贫户还不起贷款，必然逃离四方，富户不能逃跑，必然承担连带责任。这样，天长日久，贫户也跑空了，富户也拖累穷了。这青苗法实为官放高利贷，有辱朝廷，万万推行不得！”程颢见王安石脸色气得铁青，又要和司马光辩论，他便和颜悦色地说：“荆公，天下事非一家私议，愿平气以听。”这时宋神宗对程颢说：“爱卿有何谏言，也可道来。”程颢望了一眼王安石说：“我也是谏言取消青苗钱利息的。臣窃谓：明者见于未行，智者防于未乱。盖安危之本在乎人情，治乱之机系乎事始：众心睽乖则有言不信，万邦协和则所为必成。固不可以威力取强，语言必胜。而近日所闻，尤为未便。伏见制置条例司疏驳大臣之奏，举劾不奉行新法之官，徒使中外物情，愈致惊骇。”宋神宗见程颢所言虽未明指王安石，但却无一不是指向王安石所倡导的变法。是啊，自从去年九月开始变法以来，朝廷上下是众心离异，人情汹汹，变法与反变法之争闹的满城风雨。他尤其对王安石疏驳大臣的上奏感到不满，他对王安石投去别人不意觉察的一瞥，然后问程颢：“那你的谏言是什么？”程颢说：“望陛下奋神明之武断，审成败之先机，外汰使人之扰，亟推去息之仁。”宋神宗沉吟片刻，思虑着说：“立青苗法本为利民，不意变成官放高利贷，是有违初衷，有辱朝廷！”程颢见神宗有如此看法，心想自己上奏的目的已达到，奏章即使被荆公留中不报也无所谓了。他见王安石气得青了脸，十分委屈地说：“臣行新法，全为富国强民之计。臣论此事，已十数万言，然陛下尚不能无疑，如此尚为异论所惑，则天下事何事可为！当今内忧外患，国库空虚。青苗法推行之后，则会为国库每年增加几百万的收入。望陛下不为异论所惑，一意推行。否则，臣请辞去执政之职！”神宗显得为难起来，他望了望两边的大臣，司马光等一班大臣是希望停止新法的，而王安石一班大臣是希望推行新法的，他知道今天不能作定论，便宣布退朝了。 第二天上午，程颢被宣进宫来。程颢见宋神宗正在踱步，便思考着神宗为何单独召来所为何事。神宗见程颢进来，便笑着说：“今日咱君臣不谈新法之争，让他们去争好了。那两个大臣，都是朕的忠臣，可脾气都是倔的很，我听说今日王安石就称病不上朝了。想当初，让司马光当执政大臣，他执意不接圣旨，还是朕把圣旨硬塞到他的手里，他才上的任。今日咱谈谈唐代的治理。爱卿对唐代的治理有何高见，我大宋应如何借鉴有益的方面？”程颢从袖中取出一份奏章，呈与神宗说：“唐代的治理以养贤为先。这是臣去年刚就任御史时上奏的《论养贤札子》，不知皇上是否御览？”神宗匆匆阅毕，说：“这个奏章有些印象，当时忙于推行新法，没来得及细致推敲，不过朕对你提出的养贤想法还是感到很有新意的。”程颢说：“近来臣反思新法的决策过程及推行后出现的问题，感到有必要建立延英院以待四方之贤才。今后凡有政治则委之详定，凡有典礼则委之讨论，经画得以奏陈而治乱得以讲究也。”宋神宗似有所悟，他对程颢说:“爱卿继续说下去，为何要这样做？我们过去作决策不也是反复讨论吗？”程颢说：“自古以来是皇权独断，陛下继位以来广开言路，出现了谏言纷呈的局面。臣以为，朝廷不可一人独治，应是君与臣共治天下。设立延英院后，将天下有识之贤才招纳进来，今后凡朝廷重大政策先交与他们讨论，制定出方案后供朝廷决断。由于他们不承担执行之责，地位比较超脱，彼此之间没有利害关系，讨论起来就不会意气用事。不象荆公和温公之间有时论争起来变成个人攻击。”宋神宗笑了起来：“是啊，司马光说安石是江西佬，安石说司马光是山西子，有时在朝堂上几乎要打起来，朕有时还要出来劝架。你说的办法好，可以考虑设个延英院。”程颢见宋神宗接受了自己的建议，自然十分高兴，他说：“臣历观古先贤哲王所以虚己求治，何尝不尽天下之才以成己之德也。故曰：大舜大焉，善于人同，乐取于人以为善。”神宗明白是要自己虚心纳谏，他对程颢说：“朕不是听不进谏言的人，可新法既已推行，骤然停止亦不合适，你们要体谅朕的难处啊！”程颢见皇上还是不肯停止新法，自知不好再与皇上争辩，便不再说什么。 一个月后的一天晚上，司马光家里十分热闹。吕公著、富弼等一班大臣都在座。当程颢走进客厅的时候，这班大臣正在议论王安石阻挠皇上任用司马光的事。司马光见程颢进来，忙起身让坐。吕公著说：“温公，我听说皇上准备任你为枢密副使，征求王安石意见时，他执意不同意？”司马光笑了笑说：“咱是人家的反对派，你想会同意吗？不过这还得感谢荆公，本人也无意此职。当皇上征求我的看法时，我是执意不干的。我已向皇上写了九封奏章，可都被皇上驳回，看来是推不掉的。”程颢这时插话说：“温公是皇上的顾命大臣，一味推脱恐怕不好。我也向皇上递了辞呈，刚好恩公都在，我来告知一下。”说罢，他把奏章递给吕公著。吕公著边接奏章边对程颢说：“你才上任几个月呀，算起来不过七个月，就要辞职，皇上对你又那么器重，我看不会准奏。”他阅过之后递与司马光，司马光眼睛不好，他对程颢说：“你读来我听听，我同吕公看法不同，道不同不相为谋，我有时也想辞职呢！”程颢接过奏章，说：“我这奏章有何不妥之处，还望诸公指正。尔后便轻声读了起来：臣闻：天下之理，本诸简易，而行之以顺道，则事无不成。故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无事也。‘舍而至于险阻，则不足以言智矣。盖自古兴治，虽有专任独决，能就事功者，未闻辅弼大臣人各有心，睽戾不一，国政异出，名分不正，中外人情交为不可，而能有为者也。况于措置失宜，沮废公议，一二小臣实与大计，用贱陵贵，以邪妨正者乎？” 程颢念到这里，喝了一口茶，正要往下念，司马光示意说停一下。他对吕公著说：“程御史这篇奏章写得何其痛快淋漓，我看把荆公执政以来的种种弊端算是说尽了。大臣意见不一，国政异出，本来有些政策朝廷并未通过，就匆忙推行，还有名分不正，制置三条例司位列各大臣之上，乱发司令，重用小人，贬低忠臣，真是说到了要害处！”吕公著微笑着说：“程御史过去常常代其父写奏章，自然懂得要领。我怕这篇奏章呈上，皇上会不会怪罪？”司马光摆了摆手说：“当今皇上的雅量还是有的，我记得富弼公有一次因何事和皇上吵了起来，吐沫星子都喷到皇上脸上，皇上也没怪罪，不是还照当宰相？”富弼略显不安地说：“现在想起来当时也确不给皇上面子，当着那么多大臣和皇上吵得面红耳赤，皇上也真是大度，不给计较。这也造成了目前朝廷上下议论风生的局面。”程颢沉思着说：“这是一种好的局面，如果不是上下敢于议论，形成万马齐喑的局面，新法的种种问题反映不上来，一旦酿成大错，将不可收拾！”司马光叹口气说：“就是荆公太无容人之量了。你这奏章呈上去，即使皇上不说什么，荆公怕不会再留你在朝中了！”程颢看了一眼奏章说：“我在奏章未尾也就写了臣奉职不肖，议论无补，望早赐降责的话，希望给与降职处理。”吕公著以怜爱的目光看着程颢说：“公本是大儒，神宗对你寄予厚望，准备予以大用，你这一上奏，可给皇上出了难题，可给荆公有了辞你的口实呀！我看这奏章是不是不呈？”程颢断然说：“我先写了谏新法疏，荆公对我的态度已一目了然，现在他要推行新法，是不会容忍我们在皇上身边给他唱反调，所以我的离开是自然的事。”司马光超然地说：“道不同不相为谋。荆公俨然以当代法家桑弘羊自居，奉行国富民贫之策，我辈师法儒家藏富于民之策，而当今皇上又言必听荆公，我看程御史辞职也罢，我在朝廷也不会久留，说不定有一天也会步其后尘。”吕公著说：“那就呈报吧！” 这一日早朝后，神宗将王安石留了下来。他拿出程颢的奏章，对王安石说:“这个程颢真是个愚夫子，我本不愿罢其监察御史，可他执意请辞，念其有判案之才，任他为京西路提点刑狱，可他不但不领情，反而又上了奏章，要辞去这京西路提点刑狱。这让别人看来都是求之不得的事啊！你给念念，看如何处理。”王安石接过程颢的奏章，见标题是：辞京西路提点刑狱，便饶有兴趣地念了起来： “臣出自冗散，过蒙陛下拔擢，置在言责，伏自供职以来每有论列，惟知以忧国爱君为心，不敢以扬己矜众为事。陛下亮其愚直，每加优容，故常指陈安危，辨析邪正。知人主不当自圣，则未尝为谄谀之言，知人臣义无私交，则不忍为阿党之计。明则陛下，幽则鬼神，臣之微诚，实仰临照。”神宗听到这里，似乎有些动容，他对王安石说：“我第一次同程颢见面，问他如何干好监察御史，他就说不会做辍拾臣下短长以沽直名的事，只会做裨赞朝廷，对国家有利的事。我称他为真御史。他供职以来，确如他所言惟知以忧国爱君为心，既不扬己矜众亦未进谄谀之言，是一个文质彬彬的谦谦君子，朕真舍不得让他外任啊！”王安石亦有同感，他对神宗说：“从个人道德上，程颢确是一块温润的碧玉，无丝毫瑕疵。不过他亏在政治上，与吕公著，司马光一班守旧的大臣气味相投，阻挠变法，这是不能容忍的！”神宗似乎对王安石的话并不爱听，他打断说：“往下念吧！”王安石只好念了下去： “然臣学术寡陋，知识阔疏，徒有捧土之心，曾无回天之力。近以力陈时政之失，并论大臣之非，不能裨补圣明，是臣坠废职业。”王安石念到此处，对神宗说：“他倒有自知之明，反思不能裨补圣明，坠废职业，不能再在监察御史任上干了。”神宗却不这样看，他说：“我欣赏他的捧土之心，是忧国爱君啊！”王安石不满地说：“程颢与陈襄等专党吕公著，都无助陛下为治之实。今当邪说纷纷之时，乃用襄知制诰，颢为提点刑狱，人难称其平正。就连程颢也认为是恩典过颁。他本来只是一个御史，任提点刑狱，主管京西路各州的刑狱监察，不是降而是升，如此这般，天下何能服之！此辈小人，若附公著，得行其志，则天下之利皆归之，若有失误之事，皆归于别人。试想，这新法如何推行下去！与其这样，还不如让臣辞职算了！”神宗见王安石动了气，深知他的倔脾气，不能因为程颢而影响正在进行的变法，便说：“那就将程颢改任镇宁军节度判官吧！。” 四月下旬的一天上午，程颢正在家中同夫人收拾行李，司马光与吕公著走了进来，他二人是来为程颢送行的。吕公著望着捆好的行李说：“你们准备何时动身赴澶州啊？”程颢端来茶水放在二位身边说：“我准备明天就动身，好在这澶州也并不太远，过了黄河就到了。”吕公著说：“你不该辞京西路提点刑狱，这下荆公该满意了，可对你有失公允！”司马光并不这样看，他对程颢说：“我同意你辞京西路提点刑狱，要不人家不放心，怕你在任上利用职务影响新法的推行。皇上近来还是劝我任枢密副使，我知道荆公不乐意我在京中，我是坚辞的。我向皇上请求到西京洛阳御史台作个闲散的官，好编修资治通鉴。这镇宁军的驻地在澶州，你在澶州作签判，虽然是个闲职，也算皇上的优待。如果事情不多的话，正可研究儒学啊.”程颢理解司马光的用心，是在宽慰自己，他望着照在院中暖暖的春阳，说：“我本来是做好被朝廷贬到边远之地的准备的，我在谢《澶州签判表》中说皇上察臣忠诚，恕臣狂直，不忍置诸重辟，投之远荒，解其察视之职，处以便安之地。生成之赐，义固等于乾坤；涵容之恩，重益逾于山岳。我也就想到那里后，日新素学，信道逾笃。也许有一天我也会回到洛阳，咱们还会再见面。”吕公著也对程颢说：“照荆公目前的作法，我也不会在京城待太久，说不定哪一天也会被贬出去。”司马光见日已正午，便对程颢说：“我们走吧，明天我们也不便前来送行，免得人家说闲话。”程颢与妻将他们二人一直送到了小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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