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大儒》第十四章 崇政殿说书 

　　十一月的一天上午，程颐正在家中同父亲说话，朱光庭走了进来。他先向程老先生请了安，后对程颐说：“明道先生不幸病世，我本应来吊唁，无奈当时在河阳判官任上，不能离开，今奉诏进京，特来看望，望节哀。”程颐连连称谢。朱光庭感叹地说：“去年的十一月间，我跟随明道先生在汝州商酒务镇一个多月，聆听先生教诲，受益非浅，回去后我常对人说，我在春风中坐了一个多月。不料今日再也难觅先生踪影了！人生无常，人生如梦啊！”程颐也有同感，他说，本来为兄是要到朝中去任宗正寺丞的，不意猝然病世。他问朱光庭到朝中任何职？朱光庭说，是任见谏议大夫。程颐关心朝廷的政局，便询问起朝庭的变化。朱光庭说：“神宗去世后，哲宗尚年幼，朝政目前由高太后主政，司马光复任宰相后，不顾年老体衰，一心要改变新法，已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我担心他的身体吃不消啊，毕竞他也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程颐也有些担心，他知道前几年司马光得过中风，如今以衰老之身独撑大局，挽狂谰与既倒，表现的是一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气概。不过他也担心高太后的态度，便问：“温公要改变新法，高太后支持吗？”朱光庭说：“高太后听从温公的谏言，也认为新法是败政之法，非改变不可。”程颐这才放了心。他望着院中忽然刮起的狂风，对朱光庭说：“我也主张改变新法，不过新法毕竟实行了十几年，有一些方面还是有益的。我不主张对新法一风吹。这个想法你到京城给温公说说。”朱光庭说：“我听说温公今年三月一复出就向朝廷举荐你，可你不出。八月，温公与吕公著、韩持国又向朝廷举荐你，说你力学好古，安贫乐道，言必忠义，动遵礼仪，年逾五十，不求仕进，真儒者之高蹈，圣世之遗民。伏望圣慈特加诏命，擢以不次，足以矜式士类，裨益风化。这次是由于先生在家安葬先兄，不便出仕。我听说近来司马温公又向朝廷举荐了你，不日圣命就要下达了。”程颐也听说司马温公几次向朝廷举荐自己，但都没有朱光庭叙述的详细，他不由得对眼前这位四十多岁、家居偃师的前河阳签书判官的记忆力表示惊讶，他几乎是一字不差地复述了司马温公的原话。因为吕公著给他来过信，曾告诉过他们向朝廷举荐的内容。他边听边说：“我还不敢言是儒者之高蹈，也不算盛世之遗民。你去告诉温公，为今之世，算不上圣世吧！”朱光庭显得有些不高兴，看来先生还是不会同意出仕的。
　　这时河南府一书吏来报，说朝庭有旨，任程颐处士为汝州团练推官，充西京国子监教授。朱光庭连忙向程颐表示祝贺。程颐却并不显得热心，他淡淡地对府里来人说：“感谢皇上恩德，过几天我会上谢表的。”来人去后，他对朱光庭说：“我本乡野之民，任团练推官，岂非怪事？虽然我年轻时也曾骑马射箭，练过武功，可如今毕竟年过半百，那还能成为领兵之人？”朱光庭笑了笑说：“先生并不知情，这团练推官，只是一种官职，属于汝州府负责军事的属官，并不要你领兵的。我看朝廷让你出任这个官职，只是一种过渡，还是要你到朝廷去的。”程颐淡淡地说：“我早已绝意仕途，这个推官还是早辞去的好。”朱光庭笑着说：“我怕你推不掉的。”说罢，便向程颐告辞了。

　　程颐送走了朱光庭，便向父亲说了朝廷的任命，并说自己决心辞去汝州团练推官。父亲倒没说什么，要他自己拿主意。程颐思索了一下午，晚上便写了《辞免西京国子监教授表》：

　　“臣颐言：今月日，准汝州牒，送到官诰一道，伏蒙圣恩，授臣汝州团练推官，充西京国子监教授者。臣愚陋小儒，晦处草野，忽承明命，不任震惊。

　　伏念臣：才识迂疏，学术肤浅，自治不足，焉能教人？岂敢贪冒宠荣，致朝廷于过举？所降诰命，不敢当受，谨奉表辞免以闻。”

　　半个月后的一天下午，程颐接到汝州府传来的文牒说朝廷不允辞呈，要他不日到汝州府团练推官任上就职。他思虑良久，感到不幸被朱光庭言中，可又不情愿赴任，便又一次写了《再辞免表》：

　　“臣颐言：今月日，准汝州牒，备到尚书礼部符，奉圣旨，不许辞免恩命者。

　　伏以皇帝陛下嗣位之初，方图大治，首拔一人于畎亩之中，宜得英异之才，置之于位，则天下耸动，知朝庭急贤，不特济一时之用，足以为后世之光。今乃取庸常之人，命之于官，则天下何望？后世何观？朝廷之举也何为？臣之受也何义？臣虽至愚，敢贪宠禄，以速戾厥躬？是以罔虞刑威，而必尽其辞也。臣愿陛下扩知臣之明以照四方，充取臣之心以求真贤，求之以其方，待之以其道，虽圣贤亦将为陛下出。况如臣者，何足道哉？冒犯天严，臣无任战恐激切屏营之至。”写完之后，他便来到父亲的屋内，将辞免表读于父亲听，父亲听后，沉思良久，对程颐说：“我看有司马光、吕公著在朝庭执政，你再写辞免表也不会批准。你还是做好上任的准备吧！”程颐听了，也觉得辞免表不会批准，可他还是决定递上去。

　　第二年三月的一天，程颐离开了汝州，来到了京城汴梁。这天下午黄昏时分，当他乘一小轿向皇宫走去的时候，望着小窗外越来越显得暗下来的宫墙，他感到仿佛在向黑洞走去。不知走了多长时侯，宫灯亮了，把宫内照得有了一丝光亮。他望着迎面闪过的宫灯，不禁回忆起几个月来的变故。去年十一月的再辞免表诚如父亲所言，朝廷并未批准，他只好到汝州就任团练推官。今年润二月十八日，由朝中大臣时任监察御史的王岩叟推荐，朝廷任他为承奉郎，并授宣德秘书省校书郎。他于二月二十四日又一次写了《辞免馆阁状》，他当时请求朝廷招见，以求当面陈述辞免理由，仍不被批准。不得已他只好赴京就职。眼下他透过轿边的小窗，望着深不可测的皇宫，不禁感到一丝寒意，尽管已是初春，可皇宫内感不到春的气息。他又想起了十几年前哥哥出入皇宫的情景，心想：难道自己也会与哥哥有同样的命运？可又一想，目前是高太后执政，司马光与吕公著辅佐，正在纠正熙宁新法，哥哥所经历的变法与反变法的局面，自己不会遇到，想到这里，他稍稍放宽了心。

　　在程颐来到皇宫的第二天晚上，朱光庭与王岩叟相约来见。朱光庭一见程颐，便说：“我老怕先生再上辞免表，真的不来，今见到先生我算是放心了。”程颐一边让坐一边说：“我真的不想到这皇宫里来，可又怕拂了诸位的美意，这算是来了。”朱光庭介绍说：“这位王先生是监察御史，是山东临清人，有名的连中三元，连着两次向朝庭举荐你。”程颐见王岩叟长得高佻，眉清目秀中透着精明，年岭比自己要小几岁，便生了好感。他自谦地说：“我是有些迟钝的，不像先生乡试、省试、廷对都是第一。我考进士时已老大不小了，并且十几年来一直在乡间讲学，对宫中的规矩还很陌生，还望王御史多多指教。”王岩叟笑了笑说：“河洛两程早已名重天下，是我辈敬仰的先生。我常听司马温公与吕公著先生谈起你，说你是天下真儒，圣世遗民，多次向高太后举荐你。可先生是屡屡辞免，使司马温公十分伤心。这次他听说你已到了京城，本来要来看望，无奈身体欠安，只好要我代为慰问。”程颐关切地问：“司马温公目前是大宋的希望所在，他可不能在关键时刻身体出问题啊！我听说他入主宰相之后，以羸弱之躯顶将倾大厦，力挽狂澜，使大宋出现了一线生机。他也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前几年还得过中风，真怕他吃不消啊！”朱光庭说：“他为了处理政务，几乎是食不甘味，寝不暖席，我都怕他累倒啊！”程颐能想像得出司马光废寝忘食的情景，他问朝中近来有何举动？朱光庭说：“司马温公决意要罢除实行了多年的免役法，其他路尚未动静，开封府尹蔡京率先执行，在开封府取消了免役法，恢复了差役法，闹得京城一片哗然。”程颐沉思着说：“我早就要人给司马温公捎过话，对王安石推行的变法不能一风吹，不能因人废事，据我所知，免役法在实行中已逐渐被乡民所接受，再变回去，三五年不会稳定。再说，蔡京投其所好强行推行，是何居心，先生难道看不出来？”王岩叟鄙夷地说：“蔡京谁不知是个见风使舵的小人！他是在讨好司马温公。”朱光庭不解地说：“司马温公是何等精明的人，难道会被他所蒙蔽？”程颐说：“我看他是为了推行他的新政，不得已而用之！可这就要付出代价呀。我怕因此毁了温公的名声。”

　　夜渐渐深了，宫中静得有些怕人，连更夫巡夜的脚步声也听得清清楚楚。朱光庭环视了一下程颐的住屋，见房内空荡荡的，便说：“先生一人住这里晚上是会感到寂寞的，我看应赶快把师母接过来。”程颐不以为然地说：“这宫中这一带虽只有我一人，我是不怕的，我既不信神也不信鬼。再说，我尚未见到高太后，我并未最后接受朝庭的任命，把你师母接来干啥！免得还要送回去。”王岩叟试探地问：“先生一再上辞免表，是为何事？难道是对职务不满？”程颐笑了笑，又摇了摇头，说：“我本草野之人，从去年十一月来，由团练推官到如今的秘书省校书郎，三四个月时间连升三级，由从九品晋到正八品，我何敢再有欲望！我本来早就要到朝庭谢恩的。第一次臣受西京国子监教授，我上了辞表，不许，朝廷命我乘马赴阙，却未获进见，这次遽然又任，按礼应先见君，却先受恩命，臣深感于理未安。因此，此次任命，不敢接受。”王岩叟算是明白了他辞免的理由，原来是没有当面谢君，看来他对礼数是很讲究的。想到这里，他说：“先生可以放心，先在这里住下，我近日就向高太后奏明，让先生晋见谢恩。”说罢，便与朱光庭离开了。

　　三月十四日这天早朝的时侯，程颐来到了崇正殿门外，晋见高太后。他是一天前接到王岩叟的通知说高太后要他在今日早朝时面圣。程颐站在大殿外，见老态龙仲的司马光下了轿，在仆人的搀扶下进了殿，吕公著、王岩叟、朱光庭先后进了殿。这天天气晴和，春日的阳光照在大殿前的场地上，给阴森的宫殿带来了明媚的春意。他看见大殿前的一株柳树已吐出了嫩芽，心想，看来春天也来到了宫里。当他被传唤进去的时候，一眼见高太后正在盯着自己，司马光坐在一旁，正朝自己微笑着点头。他行了礼，静听高太后问话。高太后说：“你就是几次三番上辞免表的程颐？是先前曾任监察御史程颢的同胞弟弟？”程颐连忙回答“是！”，高太后说：“为何要辞免？”程颐说：“臣本一介草民，骤然晋升西京国子监教授，本应面圣谢恩，尚未见君，又接圣命，任秘书省校书郎，与理与义不符，臣不敢接受。故辞。”高太后笑了笑说：“几个月内对你连下诏书，你若都到京面圣，怕你来不及呢。我再给你下个诏书，你就在这里一并谢吧！”程颐听了，连忙跪下。只听高太后说：“你就任崇正殿说书吧，给当朝皇上讲讲治国理政之道。”程颐忙说：“谢太后信任，臣才疏学浅，不足以当此辅导圣上的大任。还是另选吧！”朱光庭见高太后面露不悦，便上前说：“程先生学问渊博，有经天纬地之才，有制礼作乐之具，实天民之先觉，圣世之真儒。臣再次举荐为崇正殿说书，当今之世，没有更合适的人选。”司马光也为程颐的一再推辞着急，感到太过迂腐了，他说：“程先生是怕有负太后圣命，不敢贸然应允，不如先来讲试讲试，再做决定。”程颐也看出了朱光庭和司马光的用意，便说：“谢太后恩典，臣本草野之人，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只乞令臣进札子三道，言经筵事。所言而是，则陛下用臣不误，臣受命无愧；所言而非，是其才不足用也，固可听任辞避。”高太后见程颐如此说，便应允了。

　　一个月后，程颐最终还是接受了高太后的任命当了崇政殿说书。进殿那天上午，高太后与司马光、吕公著领着年方十岁、刚于三月登基的宋哲宗赵熙来见程颐，高太后微笑着对程颐说：“我看了你呈上的三道札书，前两道是说皇上年幼，应挑选名德端方之儒者置与左右，使之薰染成性，习与智长，化于心成。我十分赞成，这不是古代孟母教子三迁其居吗？我已安排了几位名德端方之儒者与哲宗陪读，以求耳濡目染之效。先生第三道札书所提的改过去老师立讲为坐讲，我尚拿不准，二位如何看？”高太后用眼看司马光和吕公著，要他们发表意见。司马光说：“要说从来都是立讲，因为是皇上在听讲，再说讲者要指书，坐着怕不方便。”程颐不以为然，说：“皇上年幼，从小就要培养尊师重道之心，讲者立着，学生坐着，与礼不合呀！至于坐着不便指书，可以找一人专门来指书，不就可以坐着讲了？”吕公著说：“程先生说得有理，可以坐讲。不过免不了朝中有人议论。”高太后说：“随后由大臣们议一议，可以改一改。程先生还有何要求，尽管提出来。”程颐望了望立在一边的史官说：“皇上在学习时应心泰体舒，无所顾忌，若史官在一旁，记录皇上的一言一行，势必造成皇上的心理紧张，怎么能学习进去呢？我意皇上在学习时史官可不必在场。”高太后想了想，见程颐说得有理，便应允了。吕公著对高太后说：“皇上能让程先生来讲书，是选对人了，程先生研究性命理学，是当代大儒，名重天下。太后可能还不知道，程先生早在年幼的时候就曾向神宗上过书，自比诸葛亮，有辅佐之才，后来游学京师，因写了一篇文章，被主掌太学的胡先生看中，而聘为教职，我的儿子当时也在太学学习，与程先生虽为同学，我却让他拜程先生为师。”高太后听了介绍，不由得对眼前这位貌不惊人的程先生看重起来，她拉过哲宗说：“你虽为皇帝，可如今年幼，在程先生面前却是学生，要尊师重道，好好向程先生学习治国理政的道理，将来好治理朝政。”哲宗虽然年幼，却显得气宇不凡，他似乎还沉浸在登基的兴奋中，他对高太后说：“孩儿谨尊母后教诲。”然后向程颐行拜师礼，说：“学生拜见程先生！”程颐一脸庄重，接受了哲宗的拜师礼。高太后见程颐接受了拜师礼，心想，这个程颐就是看重礼数，要是换了别人，岂敢接受小皇帝的拜师礼？逢迎怕还来不及呢！接着他问司马光：“程先生说要挑选道德高尚之人来陪伴皇上，你看如何安排？”司马光把脸转向程颐说：“依先生之见呢？”程颐说：“伏以皇上春秋之富，虽睿智之资得于天禀，而辅养之道不可不至。所谓辅养之道，非谓告诏以言，过而后谏，在涵养熏陶而已。大率一日之中，亲贤士大夫之时多，亲寺人宫女之女少，则自然器质变化，德器成就。以我之见，选二三德高望重的儒者，再选二三十一、二岁的品质优良的少年陪伴在皇上左右，老者树道德榜样，少者一同研习，又不失少年性情。这样就能养成圣德，为宗社生灵之福。”高太后听了，暗自佩服，不过她又耽心皇儿久居宫中有人服侍惯了，是否适应，她顾虑着说能否常来看看？程颐摇了摇头说：“太皇太后慈爱的心情可以理解，但也不能经常来看望，以免分了皇上的心。”高太后无可奈何地对司马光说：“看来我也得听程先生的，能不来就不来看望，以免影响皇上的学习。”

　　这天晚上回到宫中的家里，程颐一吃过晚饭就准备明天的讲书。他正要沐浴更衣，门人报告说宫中有人来访。程颐到门口一看，见是当朝太公文彦博来访，便赶紧迎进屋来。文彦博见程颐衣冠不整，似要更衣的样子，便不解地问何以早早更衣，难道吃过晚饭就要早早歇息不成？程颐解释说：“明天我就要给皇上讲书，我是准备先沐浴更衣，然后坐在桌前潜思存诚，思虑所讲内容，以求明天在讲书时能感动皇上。”文彦博感叹地说：“我在朝中几十年，见过不少皇上的侍讲官，还没有像先生这样前天晚上沐浴更衣的，这种诚敬态度，只有先生能做到。”程颐说：“臣不布衣，蒙太后垂爱，给皇上讲书，敢不诚敬？”文彦博问明天准备给皇上讲何内容？程颐说讲为君之道。文彦博说明天我也去听讲。程颐显得有些不安，说有前辈在，臣若有不妥之处，望纠之。文彦博说：“尔当代大儒，辅养圣德，是当朝之幸也。一些老臣听说你来给皇上讲书，都想来听听。我就知道吕公明天也要去听的。你准备吧，我不再打搅了。”说罢，就返回了。

第二天上午程颐早早就来到了经延殿，经延殿是给皇上讲经的地方。他走进去的时候见文彦博、吕公著等一般老臣也早早坐在哪里。其他四位讲官也来了。他向文彦博等老臣施了一礼，朝其他讲官点了点头，便来到准备好的讲堂上，将《论语》放在桌子上，静等皇上的到来。当一缕初春的阳光投进门口的时候，太皇太后领着哲宗与两个十一、二岁的陪读走了进来。文彦博、吕公著等老臣见了，忙跪了下来，高太后忙将老臣们拉起，要他们坐下，几个老臣不敢坐，只是立在哪里。程颐看了这一幕，心里不是滋味，也想向皇上行礼，可想道今天自己是皇上的老师，便安下心来，他见高太后坐在屏风后面来听讲，便呷了一口桌上的茶，清了清喉咙，说：“皇上初登大位，今日开讲，我先讲为君之道。天下之治，由得贤也，天下不治，由失贤也。世不乏贤，顾求之之道如何尔。王道之本，仁也，帝王之道，教化为本。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固本之道，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足衣食。”程颐侃侃而谈，众大臣静静地听，高太后也被折服了。吕公著见皇上眨着眼，似有不懂的地方，便对程颐说：“先生可否解释解释，便于皇上接受？”程颐便解释说：“王道之本，是仁，就是说要行仁政。帝王之道，教化为本，就是说治理国家要以教化为先，不以惩罚为主。民是邦本，本固则邦宁。”哲宗凝神听着，这时问了一句：“何为为君之道？”程颐答道：“君贵明，不贵察；臣贵正，不贵权。”哲宗不解其意，程颐说：“君贵明，就是说为君要开明，不贵察，就是说不疑人。”哲宗又问道：“何为为政之道？”程颐说：“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以安民而不扰民为本。如何做一个圣明之主？圣明之主，无不好闻直谏，博采刍尧，故视益明而听益聪，纪纲正而天下治；昏乱之主，无不恶闻过失，忽弃正言，故视益蔽而听益塞，纪纲废而天下乱。”讲说告一段落，皇上同几个陪读到殿外玩去了，文彦博对从屏风走出来的高太后说：“程侍讲乃当代大儒，所学为大本之道，亦深明为君为政之道，由他来辅养圣德，乃当朝之幸也。太后也是慧眼识珠啊！”高太后笑着说：“他还不是你们举荐的吗？”说罢，她向程颐道了别，便同吕公著等几个老臣离开了经筵殿。

　　程颐送走了高太后，便来到殿堂外面的空地上，见春风拂面，艳阳高照，殿外的几株柳树柳丝袅娜，十分可人。哲宗同几个陪读的少年正在院中撵着嬉戏。看着哲宗奔跑的身影，程颐不禁笑了，心想：这才是儿童的天性，无拘无束，多可爱啊！忽然，他看见皇上蹦起来，用手去折只了柳枝，拿在手上，挥舞着玩。几个少年见了，也准备去折柳枝。程颐赶紧走了过去，对哲宗说：“如今正是草木萌发的时候，皇上折了柳枝就毁了柳树的性情，多可惜啊！皇上将来要君临天下，治理国家，不可大兴土木，浪费财力。同时要不违农时，爱惜农力。”皇上见程颐想的深远，便把柳枝丢了。

　　柳树下是一条水沟，程颐见水中有游鱼数尾，十分自在地游来游去，他叫来了皇上和几位陪读的少年，指着游鱼说：“圣人之仁，养物而不伤。树之性，冬枯春荣，鱼之性，遇水而乐。倘若此水中断，则鱼必死也。”皇上见老师仍在以鱼之乐说自己折柳枝的事，心想，先生心中时刻存有仁爱之心啊！程颐讲起了往事，他望着沟里游鱼说：“我年轻时有一天，在家中看书。书斋前有一个用石头凿成的石盆。家里的人为了喂猫，从集市上买来了不少小鱼。我看见有的鱼已死了，有的鱼还活着，大张着嘴，瞪着眼。我不忍心看着鱼死去，便捡了百十条可生的鱼，放在石盆中，不一会儿，鱼活过来了，洋洋然，游来游去。我支颐观了半天，感受颇多，后来还写了一篇养鱼记。”皇上对程颐讲的往事尚不在意，只是在看沟中的鱼儿，陪读中的一少年要程颐读来听听，程颐见天已近午，便说该用午饭了，改日再读罢。”

　　几天后的一天，又轮到程颐讲书。这天上午，当他走进经筵殿的时候，见高太后也早就来到了殿中，程颐忙向太后道了安，接着便问起他来讲书宫中的反应。高太后叹了口气说：“先生的道德学问别人是无可挑剔的，可就是你提出的改立讲为坐讲，有些议论。谏官顾临和四、五个执政大臣上了折子，反对这样做。认为坐讲有违礼仪，是不尊君的表现。”程颐说：“这些我都料到了，由立讲改坐讲，是会引起反对的。可太祖皇帝曾召王昭素讲《周易》，真宗皇帝召崔颐正讲《尚书》，都是在大殿上坐讲呀！可见讲官坐讲是祖宗流传下来的尊师重道的传统。我朝之所以有立讲之仪，是萧太后之意。既然不合祖制，就应该改过来。尊师重道，不仅子孙当以为法，而且万世帝王所当为法。臣每当进讲，未尝不规劝主上以祖宗美事为法，规劝主上尊师重道，如前代明君，光耀史册。人君唯道德益高则益尊，过礼则非礼，强尊则不尊。自古国家所患，无大于在位者不知学。在位者不知学，则人主不得闻大道，朝廷不能致善知。不闻道，则浅俗之论易入，道义之言难进。近年以来，士风益衰，志趣愈下，议论浅薄，高识远见之士益少，习以成风矣。此风不革，臣以为非兴隆之象，乃陵替之势也。大凡浅俗之人，以顺从为爱君，以卑折为尊主，以随俗为知变，以习非为守常，此今日之大患也。望太后深思。”高太后听了程颐这番由坐讲引发的议论，心中感到有些不是滋味。她想：这个程颐对朝政未免管的太宽了，什么‘此风不革，非兴隆之象，乃陵替之势也！’还有他说的‘过礼则非礼，强尊则不尊’叫人听着心离不舒服。想到这里，她以有些冷淡的口味对程颐说：“坐讲之事朝廷议定之后再说。”程颐见高太后对坐讲不置可否，从她的话语中听出好像对自己的议论不感兴趣，也不便再说什么，便走向讲堂准备开讲，他见今天着来听讲的除了哲宗和陪读的几个少年外，谏官顾临也来了，文彦博也来了。他对哲宗说：“上次讲了为君之道，今日我讲格君心之非。”程颐说了之后，有意望一望下面的反应，见哲宗皱了皱眉头，几个陪读的少年显得无为的样子，文彦博睁大了惊异的眼睛，谏官顾临朝屏风内看了看。他继续说：“何谓格君心之非？天下之治乱系乎人君仁不仁耳！治道有从本而言，亦有从事而言。从本而言，惟从格君心之非始。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他见哲宗在认真思考，便继续说：“《尚书－命》中记录了周穆王与大臣伯－－的对话。周穆王说，‘维予一人无良，实赖左右前后有信之士，匡其不及，绳愆纠缪，格其非心，俾克绍先烈。’这是周穆王第一次提出纠正君王不正确的地方。他说的意思是我一人没有好的办法，实赖左右有识之士帮助，纠正不正确的方面，才能继承先祖的功业。孟子也说过这样的话：‘人不足以适也，正不足以间也，唯大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这里说的适即过。以臣看来，夫政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谏之。然非心存焉，则事事而更之，后复有其事，将不胜其更矣；人人而去之，后复用其人，将不胜其去矣。是以辅相之职，必在乎格君心之非，然后无不正；而欲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则亦莫之能也。”程颐说了这一番话之后，见哲宗似有所悟，不再像刚听到格君心之非皱眉头了，便继续按照自己的思考说下去：“根据为臣的理解，要治理好一个国家，单靠君王一人不行，正如周穆王说的实赖左右前后有识之士的帮助，我想可以实行君臣共治天下。何以有此说？夫以海宇之广，亿兆之众，一人不可以独治，必赖辅弼之贤，然后能成天下之务。何为君？君者均也，君者群也。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延。也就是说天下的治乱决定于宰相，不决定君王一人；可君王的道德辅养却决定于经延的贤良之士。自古圣主，未有不以求贤任相为先也。朝堂之上可挑选一些德高望重、有治世之才的贤能之士，每当朝廷有大的祭祀活动，由他们进行谋划。朝廷有关国家治理的大事，由他们先行讨论，避免一人独断引起偏差。”

　　高太后在屏风后面对程颐的一番议论，开始是十分反感的。当听到说格君心之非时，她就想这个程颐真不知天高地厚！可到后来见他引经椐典，从周穆王说到孟子，讲得有理有聚据，便消了火气。上午讲罢之后，她与谏官顾临、文彦博在返宫中的路上，问顾临对程颐所讲的格君心之非与君臣公治天下的看法，顾临见高太后并不十分赞同，便气愤地说：“我是愈听愈听不下去，照他这样说君王与臣子共治，君王的权威何在？我对他提出的坐讲就看不惯，若这样他与皇上不是平起平坐了吗，真不知天高地厚！今又提出君臣共治，太虚妄了！”高太后倒是和颜悦色地神情，她问文彦博：“文公，你是三朝元老，如何看？”文彦博微笑着说：“顾御史不必大动肝火，老夫对先帝神宗也讲过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话，神宗是欣悦采纳了的。我朝一开国，太祖就立誓碑与太庙，‘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与今思之，太祖开了尊崇士人的先河，我朝形成的士大夫上书言事、敢于议论天下治理成败阕失的局面，是汉唐以来所没有的。再从我朝设立的参知政事制度，宰相非设一人，不也体现了共治的思想吗？至于君臣共治会不会影响君王的权威，我看不会，只要国家治理好了，天下人不是还是对皇上感恩戴德吗？我记的当年王安石曾对神宗说过：‘士之道隆德俊者，虽天子北面而向焉，而为之迭为宾主。’也就是说，对于德高望重的儒者，天子也要像臣对君那样反主为宾，尊为坐上宾。程先生为当代大儒，坐讲不正好体现了当今皇上尊崇儒者之心吗？”听了文彦博的一番话，高太后算是消了气，顾临也不好再说什么。

　　转眼到了初秋，京城开封已有了凉意。这年是润五月，程颐虽然在四月末就停了讲书，可这三个月来他却没有心闲，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他反而显得愈加焦躁不安起来，他想到自己担当辅养圣德的重任，可皇上一连三个月因天热罢讲，实在是不应该，可以找一个宽敞的地方继续讲书啊，皇上也太娇贵了！他用了几个晚上给太皇太后写了奏章，六月的一天上午，他来到文彦博的府上，想就上书一事听听他的意见。他见了文彦博之后，便递上了写好的《上太皇太后书》，说：“太傅大人，你是三朝元老，我这上书你过过目，看我提出的有关想法太后会不会同意，会不会采纳。”文彦博接过奏章，见满满几大张，便让人给程颐端上茶，戴上老花镜，看了起来。他见程颐开始是写无意到皇宫里来：

　　“臣愚鄙之人，自少不喜进取，以读书求道为事，于此几三十年矣。”他匆匆阅了一遍，感到程颐在辅导圣主方面确有见地，他呷了一口茶，不紧不慢说：“先生的主张是好的，可要使皇太后接受却不容易。你说说你的想法，我好心中有个数。”程颐拿过奏章说：“臣以为今日至大至急者，为宗社生灵久长之计，惟是辅养上德而已。历观前古，辅养幼主之道，莫备于周公。周公之为，万世之法也。周公曰：仆臣正，厥后克正；又曰：后德惟臣，不德惟臣。是古人之意，人主跬步不可离正人也。盖所以涵养气质，熏陶德性，故能习与智长，化与心成。后世不复知如此，以为人主就学，所以涉书史，览古今也。不知涉书史，览古今，乃一端也。若止于如是，则能文宫人可以备劝讲，知书内侍可以充辅导，何用置官设职，精求贤德哉？大底人主受天之命，禀赋自殊。然历考前史，帝王才质，鲜不过人。然而完德有道之君至少，何哉？皆辅养不得其道，而位势使之然也."程颐正要再讲下去，文彦博打断说：“先生对人主辅养之道确有研究，所说的周公辅养幼主的办法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先生对历代帝王才质的分析可谓独到，过去都说帝王异于常人，先生却说鲜不过人，完德有道之君少，先生这些话在这里说说可以，若写在上书里，高太后看到了，是会不高兴的。”程颐说：“帝王才质鲜不过人，是我比较了很多帝王后得出的结论。但由于辅养得法，还是有不少帝王成为有为主。我这里着重说明要辅养得法。我在第一次上殿札子中就提出要挑选德高望重的儒者和同皇上年龄相仿的少年陪伴皇上，可一样也未实行。臣供职以来，六侍讲筵，但见诸臣拱手默坐，当讲者立案旁，解释数行而退。如此，虽弥年积岁所益几何？”文彦博问道：“先生提出侍讲由立讲改为坐讲，还未实行？”程颐叹口气说：“太后一且以祖宗成法为依据，虽然也认为臣所说的有理，但改起来是很难的，加上有人反对，更是难下决心了。”文彦博听了，也就不再深问，便接着原来的话题问应如何辅养圣主？程颐说：“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小学之法，以预为先。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便当以格言至论日陈于前。虽未晓知，且当薰聒，使盈耳充腑，久自安习，若固有之。日后虽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若为之不预，及乎稍长，私意偏好生于内，众口辩言铄于外，欲其纯完，不可得也。故所急在先入。有人或许认为今主上天资至美，自无违道，不须过虑。此尤非至论。夫圣莫圣于舜，而禹、皋陶未尝忘规戒。且人心岂有常哉？以唐太宗之英睿，躬历艰难，力平祸乱，年亦长矣，始恶隋炀帝侈丽，毁其层观广殿，可不六七年，复欲治乾阳殿，是人心果可常乎？所以圣贤，虽明盛之际，不废规戒，为虑岂不深远也哉？况冲幼之君，闲邪拂违之道，可少懈乎？"文彦博静静地听着，他不禁对程颐提出的辅养之道佩服起来：以预为先、急在先入。对他以唐太宗先毁后建宫殿，说明人心是会变化的，感到很有说服力。这时他听程颐接下去说道：“这几日我内心十分着急，从四月末因天热罢讲以来，皇上已有三个月不曾接触儒者了。古人欲旦夕承弼，出入起居。而今乃三月不见一儒臣，何其与古人之意异也？今士大夫家子弟，亦不肯使经时累月不亲儒士。初秋渐凉，臣欲乞于内殿，或后苑清凉处，招见当日讲官，俾陈说道义。再也不能荒废下去了。我的这些想法，不吐不快，太傅已看了臣的奏章，感到太后会采纳吗？”文彦博沉思良久，又把奏章拿过来看了一遍，斟酌着说：“先生辅养圣主的诚心天日可鉴。可如今太皇太后一心恢复祖宗之法，对稍有变革之举，则视为异论。连你提的改立讲为坐讲都不应允，何谈其他方面？不过停讲时间确为不短，我也向太后说说，该开讲了。”程颐听出了文彦博话中之意，感到这篇上书不会有啥结果，但他还是决意把上书递上去。

　　几天后的一天上午，程颐进得宫来，向高太后呈上奏章，说皇上已停讲三个多月了，辅养圣德之事不可耽误太久，古代一些士家子弟是一天也不能中断学习的。希望将讲堂放在宽敞的大殿内，继续讲书。高太后对程颐在上书中的一些提法有不满的地方，可他的一片诚心也是为了皇上，便同意了。程颐问高太后这几个月来哲宗有何变化？高太后说：“先生的仁爱之心是影响到了皇儿，他在宫中走路的时候，碰到蚂蚁，总是要绕着走过去.早上梳洗的时候，我听宫女说，他见地上有蚂蚁，便不肯把水泼在地上。这时刚好哲宗走了过来，程颐对哲宗说：“皇上能以仁慈之心对待小生物，臣感到欣慰，可臣更愿皇上以仁慈之心对待天下苍生！”程颐说得很严肃，哲宗还沉浸在玩耍的气氛里，一时哲宗转不过弯来，高太后笑着说：“皇儿啊，先生开始给你上课了。”哲宗这才缓过神来说：“谨尊教诲，以天下苍生为念，广施仁政。”这时一宫女过来给哲宗端来洗脸水，让哲宗洗，程颐见放在宫内墙角的水桶是金做成的，感到太奢华了，不觉皱起了眉头，他欲对高太后谏言撤去，高太后见程颐对着金制的水捅皱眉头，知道他要进言，便说：“这个金制的水捅是从崇庆年间留下来的，宫中一向就是用金制作的水捅，可不是今日才用的。”程颐诚恳地说：“我先前就向太后谏言，为了辅养圣德，皇上服用的器物器物皆须质朴，一应华巧奢丽之物不得至于上前。虽说金制的水捅是崇庆年间的旧物，可这事关皇上圣德，只要皇上使用金制水捅，我就不敢不谏。望太后将宫中金制水捅及一切奢丽之物撤去。”高太后见程颐进言有理，便下昭在宫中停用金制的水捅。

　　从宫中出来的路上，程颐心中感到一丝宽慰，太后总算同意开讲了，过几天就可以给皇上讲书了。同时他又有深深地忧虑，虽然金捅被停用了，可皇宫中的奢丽物品岂止一件金捅！他这样边走边想，不觉回到了家中，妇人见他回来了，忙端上了饭。在吃饭时妇人抱怨说缸里的面快没有了，你要我再给你做饭，我可做不出来。程颐说，下午我再去一次当铺，当些钱来买面。妇人说：“你看家里还有啥能当的？能当的东西不都叫你当去了？你都来这里几个月了，一文钱的俸禄也不给发，你再不给内务府说，我就给文彦博公说去。”程颐摇了摇头说：“俸禄的事，我不好开口呀，内务府快发下来了。咱就再将就几天吧！”妇人见他如此说，便不再说什么，只是叹了口气。

　　下午，程颐找了几件旧衣服包了又来到当铺，当他走到当铺门口的时候，内务府的赵侍郎刚好路过，见程颐要进当铺，便觉得奇怪，他已几次见程先生进去当东西了，便问：“先生是不是俸禄不足家用才来当东西的？”程颐苦笑着说：“我已到京城几个月了，内务府何曾给我发过俸禄，我也不好向你们要，不得已只好典当些东西已备急需。不瞒你说，再不发俸禄，我连典当也没有东西了。”赵侍郎显得有些吃惊，心中暗想：先生可是当今皇上的老师，要是在给皇上讲书时奏一本，自己在内务府怕就吃不消。想到此，他赶紧向程颐陪不是，说是自己疏于对属下的督促，致使先生来皇宫几个月还领不到俸禄。他问程颐有无作为官职凭证的历子？程颐说：“我本一介布衣，出身草莱，何来历子？”赵侍郎说：“我这就去通知户部，要他在几天之内解决先生的俸禄问题！”说罢，便匆匆离开了。

　　第三天上午程颐从崇政殿讲书回到家里，妇人迎出来说：“户部来人把俸禄折子给送来了。每月是十二贯。”程颐见是折子，并不是现钱，便叹了口气说：“我刚到朝中，尚未叙官，户部就按月俸十二贯发，也算不少了。一个小县的县令也不过这个数，大县不过二十贯。听说宰相才三百贯。这折子不是现钱，是拿它到街上去换钱，不过这也比没有俸禄强，下午我就去换钱。”这时有人敲门，程颐开门后见是帮他解决俸禄的内务府的赵侍郎，便忙让了进来。赵侍郎一进门就说：“我下朝路过这里，是想对先生说，我把户部的人训斥了一通，要他们来收回俸禄折子！”程颐不解地说：“为何要收回，我下午就要去换钱买粮食呀！”赵侍郎说：“先生有所不知，馆阁中的一些学士发的俸禄都是现钱，先生是侍讲，给你发折子，不是太不公平吗！我已责令他们下午就把先生的俸禄给送过来。”程颐显得有些不安，说那就太麻烦户部了。

　　程妇人过来给刘侍郎端上了茶。赵侍郎喝了口茶，像想起了什么，对程颐说：“高太后过几天要过生日，府中贴出了晓示，要命妇进表，贺高太后生日。不知先生知晓否？”程颐望着进屋的妇人的背影说：“晓示我也看到了，可我家里没有命妇啊！”赵侍郎显得有些惊讶，说：“按照宋朝的规定，朝中大臣的妇人可由皇上封为命妇，你为何不早早为妇人叙封呢？要知道叙封之后可以封田的。”程颐微微一笑说：“我本布衣，乃一介平民，被擢为崇政殿说书，当时我向太后辞了三次，不得已才来赴任，如今岂有为妇人乞封之理！”赵侍郎不以为地说：“先生不见今日朝中大臣不都是向皇上为自己的妇人乞封吗！”程颐以嘲讽的口味说：“如今的士大夫都学会乞讨了，动不动就是乞呀，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可见世风日下！”赵侍郎从程颐的这番话中看出他对朝中不良风气的不满，也看到了他的纯洁之心，心中充满了敬佩之情。

　　九月一日这天黄昏时分,从黄河北面吹来的寒风夹着沙粒吹的人睁不开眼,程颐迎着寒风向司马光居住的西府走去。他刚刚接到司马光去世的噩耗，顾不得吃晚饭便匆匆前往。一路上司马光的音容不时在眼前闪现：怎么说走就走呢？到了西府，一身孝衣的司马康在门口跪迎，他赶紧扶起，司马康便将他引向父亲的灵堂，程颐上前跪在堂前，哭着说：“温公，你是怎么说走就走了呢，想当年在洛阳我们几日不见，你就想我，这一别，天人阻隔，情何以堪，我又到哪里去找你说话！”司马康忙拉了起来，向他介绍说：“昨日父亲还让人抬着去见吕公著先生，在一起商量朝中大事，今日还上朝议事，下午说不行就不行了。”程颐看着躺在灵铺上的司马光，瘦成了一把骨头，像熬干了的灯芯，他喃喃地说：“温公是为朝廷累死的呀！”这时吕公著来了，他先向司马光行了礼，然后对程颐说：“昨日我与温公还在一起议事，他老嫌我罢除新法步伐慢，要我加快速度，说朝廷等不及，我也等不及，想不到他真等不及，先走了，不过应该说王安石推行的新法，经过温公这八个月的雷厉风行罢除，已基本上清理殆尽，朝政已恢复正常秩序，天下已太平了，温公应该放心地走了。”程颐对吕公著所说的尽除新法并不赞同，他先前就对司马光说过王安石的新法有的经过推行，已得到社会的认可，不宜搞一风吹，比如免役法，对减轻乡民的负担还是有帮助的。他心想：尽除新法就能达到天下太平了吗？但目前不是争论的时候，他只是默默地看着司马光，心想：你这个拗相公走了，看来吕公著要继任，可吕公著能担当起这个局面吗？吕公著见程颐只是望着司马光的遗容出神，便说：“高太后已决定由你来主持司马温公的葬礼，你该考虑该如何办好温公的后事了。”程颐听说由他来主持葬礼，便说：“我一布衣入朝，充任皇上侍讲，人微言轻，主持温公的葬礼，怕不合时宜吧，一些人不服气，弄不好还会看笑话。”吕公著说：“先生乃当朝大儒，名重天下，同温公又是望年交，由你主持他的葬礼，是最合适不过了，你也就不必再推辞了。”程颐见吕公著如此说，便不再说什么。吕公著还告诉他，温公的碑文和生平行状由翰林大学士苏轼来写，今天朝廷刚好在南郊举行安放神宗皇帝灵位的吉礼，温公的葬礼就放在神宗的吉利之后进行。说罢，他就回宫去了。

　　送走了吕公著，程颐在司马光的灵前徘徊良久，感到主持葬礼非同小可。首先他想到要设立一个祭祀司马光的明堂，供各位官员祭拜，再一点朝廷要为司马光举行国忌。他正这样想着，司马康走了过来，只见他拿着一节原木，一床破旧的被子，来向他请教该如何处置。司马康说：“我在整理父亲的遗物时，对这两样东西不知如何处理，请先生定夺。这原木是父亲用的警枕，多少年来，他一直枕着，如今先父去了，就不要再放在他的头下了吧，也让他好好歇息歇息吧！这床被子还是当年范镇先生送的，父亲在上面写有布矜铭，是仍盖在身上，还是留下来？”程颐接过被子，沉思片刻，说：“布衿铭在洛阳时我就见过，这上面写的君子‘以俭为德，小人以奢丧身’至今仍可成为为官者的官鉴，而原木的来历我尚不知，难道先生就一直是枕着它入睡的？”司马康说：“我听我奶奶对我说,小时候，有一次奶奶见父亲老是很早就起床读书，问他为何不睡觉，他说是睡不着，后来奶奶给他叠被子，发现里面有一节木头，就把它扔了。父亲才说那是他用来当警枕的，害怕睡过头，只要一翻身，头从木头上掉下来，自己就醒了，好赶快起来读书。”程颐接过原木，见上面已被司马光枕的油腻腻的，他不禁感叹道：“我听说先生在洛阳主持编写资治通鉴时，就枕着它，一天睡不了几个时辰，先生的一生真是惜时如金呀！一个布衿铭，一个警枕，是先生留下的无价之宝，应该进皇宫保存下来，传留后世！”司马康见程颐说的有道理，便同意不随父亲的遗体入棺，随后上缴皇宫保存。

　　转眼到了九月初六，这天下午程颐在祭明堂安排明天就要举行的祭祀活动。他一一检查了祭祀的各个环节后，就同朱光庭浏览起挂在明堂的挽幛。哲宗送的挽幛挂在明堂的正额，上书“忠清粹德”，他对朱光庭说：“皇上对温公的评价恰如其分，温公的道德人品早为天下师范，世间楷模！”朱光庭也说：“皇上赐温公为‘文正’，其文章连王安石也说是两汉之文也，可谓名至实归。”吕诲之子吕由庚的挽幛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他二人也走了过去，见是这样写的：

　　地下若逢中执法，为言今日再升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