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大儒》第十五章 在西京国之监 西京国子监在洛阳洛河的履道坊，说起来离程颐在洛阳的家不远，一眼就可望见。十月初五的黄昏时分程颐回到家后，对父亲说了朝廷罢崇政殿说又让他来西京管勾国子监的情况，父亲对朝廷的任命还是满意的，说回来也好，西京远离朝廷，国子监又是教育机构，你正好可以聚众讲书，又离家不远，也免得惦记我。程颐望着父亲日见衰老的面容，想来父亲已是八十二岁的老人，不忍心说出自己辞职的想法，第二天上午便到国子监去了。 程颐边听边望着国子监空落落的场院，时令已到十月，初冬的寒风吹着院中落光了树叶的梧桐，一只老鸦立在梧桐树上，呆望着清冷的院子。他想，从汉代29年建太学算起，一千多年过去了，最兴盛时是在东汉，有三万太学生在这里学习，如今的国子监已由学府沿变成管理各地学校的机构。他从祭酒的衣饰上可以看出是从四品，自己是管勾，也就是从七品了。送走了祭酒，他来到位于祭祀堂边西边的教职公舍，见是一座独家小院，倒也宽敞。午饭之后，他躺在床上，想歇息了一个时辰，可萦绕在脑中的仍然辞官归田的想法，他想，如今也算到职了，领了朝命，再辞官理也能说通了，便起来写了《乞归田里第一状》： “臣昨任崇政殿说书，忽奉敕差权同官勾西京国子监，传闻有言事管言臣罪状。臣既知是责命，理当奔走就职。今已到任讫，方敢倾沥恳诚，仰干天听。 窃念臣本草莱之人，因二三大臣论荐，遂蒙朝廷擢任，以置之经筵，故授以朝阶。今既有罪，不使劝讲，则所授之官，理当还夺。虽朝廷务存宽厚，在臣义所难处。伏望圣慈许臣纳官归田里，以安愚分。若臣元是朝官，朝廷用为说书，虽罢说书，却以朝官去，乃其分也。臣本无官，只因说书授以朝官。既罢说书，独取朝官而去，极无义理。” 写好了上书，他吐了一口气，似乎将胸中的不平之气倾泄于纸上，感到舒畅多了，正要将上书折叠起来，见父亲在妇人的掺扶下走了进来，他招呼父亲坐下后，便让看了上书。父亲匆匆阅后，说：“你上午刚走，我就不放心，让你妻扶我过来看看你安置情况，想不到你一来就写了辞书，要归田里。”程颐见父亲似乎不同意，便说：“辞归的事也不是上书一递上去就能辞的，我当年为了辞西京国子监教授就一连写了两道表，这次没有二三封上书，怕不行，这只是第一状。因此说恐怕暂时还要在这里任职。不过我这里倒不用收拾，居家用品国子监都安排好了，比家里还齐全。我倒想，要是近期朝廷不允许辞归，你也过来住在公舍里，也好就近照顾。”程珦凝视着上书，叹了口气说：“要说按你写的辞归理由，是应辞的，可我想，你还是就任的好，要不你辞归之后，没有了俸禄，咱家的生计可就难了呀！我过去在任的时候，也想着要辞归田里，过几年清闲的日子，可一想到要养活一大家人，便只好把辞归的想法埋在心里。真要做到像陶渊明说的不为五斗米折腰，难呀！”程颐听了父亲的话，也感到不得不考虑家的生计问题，可一想到孔文仲对他的诬蔑，便气从心来，他对父亲说：“家里的生计我会想办法的，父亲你就放心好了，我这上书还是要递上去的。”父亲见他坚持要辞归，便不再说什么，他忽然想起几十年前的一桩心事，喃喃地说：“几十年了，我一直记着当年生计困难时借赵炎的五千钱，可几十年来四处也找不到他，可如今就是找到了，咱也还不起呀！”程颐安慰说：“我也到处打听过，就是杳无音信，若真找到他的后代，我会还给他的。”程颐想让父亲看看公舍的房子，父亲知道他还要辞归，便说不看了，由程颐的妇人搀扶着回去了。 送走了父亲，程颐在院中徘徊，回想父亲的话也不无道理，要是致意辞归，本家的生计就要出现困难。他默算着父亲以太中公致仕，食邑九百户，年收入不过－－－－钱，自己不过是个管勾，从七品，年俸也只有－－－－钱，哥哥去世之后，家中只有父亲的俸禄来支撑，自己要是再辞归，连这微薄的收入也没有了，生计更难以为继。家里虽说大哥的儿子端懿已考中进士，在上蔡任主薄，不用再管了，可大哥留下的女儿－－至今尚未出嫁，还待字闺中，整日郁郁寡欢，成为父亲的一桩心病。自己的三个儿子端中、端彦、端辅都尚在家中，为求功名苦读。自己到开封之后，弟子们都到了京城，家中少了些开支，自己回到了洛阳，这几日弟子们也都来到了洛阳，吃住都在家里，着实开支不小。他想不递上书，可“士不可以不弘毅”，“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的话，使他还是下决心把上书递上去。 暮色笼罩下的国子监公舍里透出一片温暖的灯光。从灯光闪亮处望里看，只见程珦躺在床上，程颐正在端着药碗往父亲嘴里喂。程珦脸色憔悴，喝一口喘一口气。喝完了药，他对在床前的儿子与儿媳说：“我看是怕不行了，熬不过正月十五，能过了今年春节，也算不错，我已八十有五了，该去见你们的母亲了。”程颐安慰着说：“父亲不要这么说，你无啥大病，喝了药，一开春就会好的。”程珦说：“这是老病，老病是不好治的，我心里有数，今日是正月十一，我看难吃到今年的元宵。趁我今晚上尚有精力，你去把我写的墓志及书戒拿来。也把孩子们叫来，我有话说。”程颐见父亲说的很严肃，便让妇人去叫孩子们，他自去取父亲七十岁时就写成的墓志铭。孩子们一个一个随着妇人来了，程颢的大儿子端懿，已是蔡州汝阳县主薄，显得文质彬彬的，二儿子端中也考中了进士；程颐的两个儿子，一个叫端本，也是进士，一个叫端彦，被朝廷任为郊齐社郎。六个曾孙和一个曾孙女也随着父母来了，他们见大人给老爷行礼，便也跟着跪下磕头。程珦见孙子、曾孙都来给他磕头，显得十分高兴，他乐呵呵地看着他们行礼，然后说：“我的四个孙子有两个是进士，一个是主薄，一个是郊齐社郎，你们这六个曾孙长大后也要考进士，到时候老爷给你们戴花。”说到这里，他忽然沉痛地说：“端本，你的哥哥端辅，不幸早亡，要不你们弟兄五个都学有所成了！”端本点了点头。 这时程颐走了进来，他将一张写在发黄的纸上的墓志铭交给父亲，程珦接过来看了看说：“这是我七十岁时写的墓志铭，于今已十五年了。回想我这一生，历官十二任，享绿六十年。但知廉慎宽和，孜孜夙夜，无勋劳可以报国，无异政可以及民，始终得免瑕谪为幸多矣。我去世之后，不用找人来给我写墓志铭，因为我这一生，过得很平庸，无啥可记，如果写一写溢美之辞，徒累不德耳！你们若不用我写的墓志铭，而另请人写一些歌功颂德的墓志铭，就是不了解我的用心，不配做我的后代！”说罢，他郑重地把墓志铭交给了程颐。程颐接过之后，说：“谨遵父命。”程端本见气氛有些严肃，便笑着说：“爷爷，我听说皇上还赐过你绯鱼袋，那可是有大功于朝廷的人才能得到的荣誉，爷爷咋说无异政可以及民呢？”程珦摇了摇头说：“绯鱼袋是唐时五品以上官员的服装，宋因之，那是我任国之博士时，皇上给赐的，一个博士有何功于朝廷？不过是一种荣誉罢了！”程颐笑着说：“何为异政，并不是干了惊天动地的大事才是异政！一个人只要心存爱心，干了于他治下的百姓有益的事情，就是异政。我记得父亲在任徐州沛县知县时，遇到连阴雨，地里积水成潭，不能种谷，若等到天晴地干再种，早就误了农时，还是父亲从富户家中募得几千担谷种，贷给乡民，撒在田中，等天晴水退时，苗也出齐了。这一年沛县乡民没有因阴雨受灾，生活有了保证。也就是第二年父亲被朝廷擢为国之博士，赐绯鱼袋。”说到这里，他一脸严肃地对两个孩子说：“你们都中了进士，早晚是要为朝廷做事的，要记住你伯父在世时说的话：一命之士，只要心存爱物，与人终有所济；要做到爷爷所说的廉慎宽和。”端本与端彦默默地点了点头，端懿与端中见叔叔提到了父亲，便想起了父亲的种种往事，禁不住流下泪来。程珦拉过端懿与端中说：“你们父亲已离去了五年，我怕也要不久于人世，你二人以后有何难处要同你叔父商量。”说罢，一脸凄然。程颐见状，怕父亲过于伤情，便领着孩子们出去了。 第二天是个阴天，黄昏时天上飘起了雪花。程颐见下雪了，便将父亲搬到了有炭火的暖厅，他招呼父亲吃过晚饭后，见父亲安然入睡，便来到了外间，同妇人安排元宵节的生活。他想父亲今年已八十五，今年的元宵节要好好过一过。第二天早上，雪越下越大，一大早程颐便起来去看父亲，一到厅里端懿说，爷爷气喘的厉害，程颐见父亲脸憋得发青，呼吸紧促，便感到不妙，他想要赶快到洛阳城里去请医生。程珦拦住说：“颐，不要费心了，我已八十有五，该归去了！”说罢，突然，气若游丝，闭上了眼睛。 程颐俯在父亲身上哭了一会儿，便来到仍在飘雪的院中，听着屋内传出来的孩子们的哭声，陷入了对父亲一生的深深回忆。他幼时就听母亲讲过，父亲是一苦命人，一岁丧母，是祖母将他抚养成人，祖母对他特别抚爱，常以漆钵盛钱给他，他终身激昂钱罐带在身边，作为宝物让子孙们珍藏。爷爷再娶崇国夫人时，父亲才八岁，很得崇国夫人的欢心，视如己出。而父亲奉养崇国夫人五十年，夫人未尝露一点温色。爷爷爱喝酒，父亲在任上遇到好酒，未尝忘记思亲，常常想法寄回给家里，从他记事起，没有见父亲有一次忘记过。爷爷去世后，留下父亲弟兄三人，他的两个弟弟也曾在朝中为官，可不幸二十年间皆先后死去，留下长弟璠之子九岁，从弟瑜之子十一岁，父亲对他们关怀备至，抚养成人，给他二人成婚立家，才了却心事。伯父去世后，伯母刘氏寡居，父亲对伯母也是关怀备至，后来伯母家女儿的丈夫死去，父亲就把已出嫁的姐姐接回来，同伯母生活在一起，姐姐的孩子也同其他侄儿一样对待。后来姐姐家的女儿不幸也死了丈夫，父亲怕姐姐悲伤，又把－－女接回来，后来又帮她嫁了人。那时候父亲不过是一个县尉，官小禄薄，每月月俸不过几两银子，只好省吃俭用，勉强过活。后来即使官做到四品，食邑九百户，仍然奉养如寒士，身上穿的缣素之衣，有二三十年不更换。平日不遇到宾客，不吃肉。凡来访宾客，无论贵贱，待之如一，可即使王公贵族，也不去攀附、奉迎。对于亲旧贵显者，既不表示特别亲热，亦不显得疏远。故贤者莫不敬爱，不贤者亦不敢轻慢。他想起了一断往事。那是父亲在寓居黄陂时，有一人叫欧阳乾曜，以才华自负，常常对父亲有所轻慢，以语伤害父亲。父亲不予理会。后来父亲到岭南做官，这人有事到岭南，因水涨不能过河。父亲知道后，给他联系渡船，帮助过河。那人回想起过去对父亲的傲慢和无理感慨地说：“程公胸怀真如汪汪千顷之波也！”程颐回想到这里，见雪花已落满了双肩，便回到了住室，拿起了父亲交给自己的墓志铭，他本有心在父亲所撰写的墓志铭上将父亲的醇德懿行加上去，可一想到父亲前天的嘱咐，便决定不再写什么，只将去世时间及享年填了上去。末了，他只写了这样一段话：“先公太中，年七十，则自为墓志及书戒命于后，后十五年终寿。子孙奉命不敢违，惟就其阙处加所迁官爵，晚生诸孙及享年之数，终葬时日而已。醇德懿行，宜传后世者，皆莫敢志，著之家牒。” 第三天下午，程颐正在同洛阳西京留守韩公缜商议父亲葬礼事宜，端懿进来说宣德郎刘立之来吊唁。当程颐迎出去的时候，见刘立之早已哭倒在父亲的灵堂前，泣不成声地说：“太中公啊，四十年前我在襄阳遇到你，当时我才七岁，父亲新亡，是你收留了我，那时你们家并不富裕，可你克己为义，视我如同子侄，教养我长大成人，今我已中进士，被任为宣德郎，正想报恩于万一，却不想你却去世了！”程颐见他哭得伤心过度，便上前拉起了他，来到庭中坐下，刘立之看上去有四十七八岁的样子，他见西京留守韩公缜也在，便说：“我从朝中临走的时候，听说太师文彦博、左丞苏公颂等九人相继向皇上上书，言程太中公清节廉正为当世楷模，皇上已下诏赐帛二百匹，命有司供其丧事。”程颐听了，不禁对文彦博等九位大臣的上书深表谢意，心想：还是文公对我家知根知底，刚才还为父亲的安葬发愁，这二百匹帛折成银子，父亲的葬礼费用就不用发愁了！韩公缜想，我也给朝廷写了上书，看来诏命即要下达，程太中公的丧事要由我来主持。想到这里，他对程颐说：“正叔先生，我先回去安排太中公的葬礼费用，诏命一下达，太中公的葬礼就不是程家的事了，是朝廷的事，我先回去筹备筹备。”说罢，便匆匆离开了。 四月十五日这天天阴沉着脸，似要下雨的样子。春天虽然已来到了伊河边，但由于春寒料峭，伊河两岸仍见不到杨柳垂烟、草长莺飞的景象。在锁呐如泣如诉的演奏声中，程颐给父亲新起的坟头添了最后一锨土。他送走了前来主持葬礼的洛阳留守韩公缜和亲朋好友，领着孙子、孙女们从北边的老坟一一跪下磕头。然后他指着一列坟头说：“咱们老家本在河北中山博野，始少师也就是高祖程羽厌五代、河北战乱，将少监之坟迁西安京兆府之兴平，准备在醴泉这个地方居住。后来少师在朝中任兵部侍郎，赠太子少师，被宋太祖赐第开封泰宁坊，咱们算居住在东京汴梁，是你们爷爷在嘉佑初年，看中了这里的风水，将祖先迁到了这里。原来这里地方狭小，在安葬你们伯父时皇上特地赐地，才有如今的规模。”并指认了任尚书虞部员外郎的曾祖称希振和任开封府仪同三司的礼部尚书祖父程裔的坟。程端懿立在叔父的身边，听得十分仔细，他望了望父亲的坟头，见五年了，坟前的柏树已长高了些。这时程颐将他们领到了文简公的坟前，他让子孙们磕了头，然后说：“埋在这里的文简公是你们的程琳爷爷，他可是咱这一族中在朝中任职最高的，先是在开封府任知府，后升任宰相，也是对咱家关照最多的，我常常听你们爷爷讲起他，当年你们爷爷被朝廷录用为官，按规定应到外地任职，可当时咱家在黄陂县，家中孩子们都小，需要照顾，就是你们程琳爷爷在朝中说了情，让你们爷爷在黄陂任的县尉。他比你们爷爷大十七岁，早四十四年去世，只活了六十八岁。”端懿想多了解一些程琳的情况，便催促叔父多说说文简公。程颐见孩子们都愿意听，他便回忆说：“我小时候听母亲说起过文简公，说他考进士时来到开封汴梁，住在庭旁的书室中，钱花完了，只剩下所骑的一头小驴。无奈只好把驴买了，得钱若干。当时伯祖程殿直轻财好义，待族人甚厚，凡来京师找他的人必好酒招待。伯祖为了观察文简公的器度，明知他钱不宽裕，仍让他每天置办酒肴，招待来客。几天后文简公向伯祖诉苦说：‘驴已吃至尾巴了！’后来文简公任开封府知府，不避权贵，断案公正，颇有直名。守魏地十年，种树十万棵，颇有民声。在镇守甘肃时，有一年遇灾荒，他大胆发军粮救灾民，活灾民无数。”这时程颐见有细雨落下，便停了叙说，坐上马车向洛阳返回。一路上，他望着烟雨朦胧的伊河，望着浸没在云雾中的寿安山，父亲在这一带游历的身影老是呈现在眼前，挥之不去。他又一次想起了十几年前同哥哥与父亲同游寿安山时的情景，本来父亲晚年惯于静坐，那天是他和哥哥商量请父亲到龙门南的寿安山走走，父亲那天兴致很高，游玩之中，还写了游寿安山诗，说是藏拙归来已十年身心世事不相关。他还清楚地记得，父亲说：游山之乐，犹不如静坐。有人问他静坐不感到烦闷，他说我不闷也。每遇到性静得学者，他就说：性静者可以为学。坐在马车上，程颐想，父亲的醇德懿行难道就这样飘然而逝了吗？虽说父亲不让在墓志铭上加写生平事迹，自己也确实做到了，可他感到有必要把父亲的家传写下来，以教育子孙后代。按照宋代的规定，家父去世，在职的官员要在家守丧三年，正好把父亲的家传写出来。回到国子监后，第二天他就向太常礼院写了守丧的信函，离开了国子监公舍，回到了履道坊家中。 这天上午，程颐正在家中院内散步，大门开了，陕西学者苏季明领了一年约二十出头的学者走了进来。苏季明先向程颐施了礼，然后说：“先生，我从陕西回来，路过宜阳，见到了这位尹淳先生，他仰慕先生，要我代为引见。”苏季明程颐是熟知的，早先拜张载为师，张载去世后，他就来洛阳就学，他见尹淳有些拘谨地向自己行礼，便说：“不必多礼，你是我回到洛阳后收的第一个学生，快坐下吧。”苏季明与尹淳坐下后，程颐让妇人端来茶水，尹淳把茶水给程颐端过去，妇人笑着说：“他是从来不喝茶叶水的，可能你们不知道，他连画也不看。”程颐示意他们二人喝茶，说：“我确实不喝茶，这茶是招呼客人的，主要是没有喝茶的习惯，再者喝茶是消闲的，我还没有这闲心。至于不看画，是没有欣赏能力，就如做诗一样，我也没有这方面的能力。”苏季明知道先生对作诗是不感兴趣，因为在开封时他就对苏轼说过词赋里没有治国安天下的道理。苏季明见程颐脚上还缝着白布，知道他是在守丧，便问先生在守丧期间都做些什么？程颐说：“我近来将父亲的家传写了出来，还想把母亲的传也写一写。”说罢，便从屋里拿出来几页纸，递给苏季明，苏季明接过来，见是《先公太中公家传》，便匆匆阅了，递与尹淳，尹淳见开头是这样写的： “先公太中讳珦，字伯温，旧名温，字君玉，既登朝，改后名，京德三年丙午正月二十三日，生于京师泰宁坊赐第。 性仁孝温厚，格勤畏慎。开府事父兄谨敬过人，责子弟甚严，公才十余岁，则使治家事。事有小不称意旨，公恐惧若无所容。自少为文简公所重。 开府终于黄陂，公年始冠，诸父继亡，聚属甚众，无田园可依，遂寓居黄陂。劳身苦志，奉养诸母，教抚弟妹。时长弟璠七岁，从弟瑜六岁，余皆孩幼。后数岁，朝廷录旧臣之后，授公郊社齐郎。以口众不能偕行，遂不奉调。文简公议之，为请于朝，就注黄陂县尉，任满，又不能调，闲居安贫，以待诸弟之长。至于长弟与从弟皆得官娶妇，二妹既嫁，乃复奉调。－－－－－－”尹淳在同苏季明来洛的路上已从苏的口中知道了一些程家的情况，可仍没有这篇传记中写的详细。看了这篇传记，他知道了程家的显赫家世，先生的父亲与文简公原来是叔伯弟兄！ 程颐似乎仍沉浸在父亲去世的悲伤之中，他望着屋内正厅墙上父亲的画像，低沉地说：“父亲年幼独撑其家，于今思之，仍可见其沉毅。由此我想起孔子士不可不弘毅的话，当为士大夫的座右铭！这一年多来，噩耗不断，先是吕公著先生去世，当时父亲尚健在，嘱我为吕公写了悼文，后来是李端伯卒，其与兄倡明道学，世方惊异，能使学者视效而信从，端伯与刘质夫为有力矣。他二人为外兄弟，同邑而居，同门而学，才器相类，志尚如一。我常说二子可以大用，期之远道，不期半年之间，相继以亡，使我忧事道者鲜，悲传学之难！”尹淳小声问苏季明：“李端伯和刘质夫是何人，先生如此看重？”苏季明说：“他二人是先生十分赏识的学生，本来先生是希望他二人把先生之学传下去的。”程颐用怜爱的目光看着他二人说：“今日见到你们二人来，我很高兴，本来我在家守丧是很寂寞的，你们来了，可在一起研究道学，看来把道学传下去又有希望了。”尹淳新来乍到，见先生说出这样的话来，感到十分惶恐，他对先生说：“我刚入圣贤之门，尚不得其道，望先生教我为学之方。”程颐见尹淳求学心切，心中自然十分喜欢，他缓缓地说：“公要知为学，须是读书，书不必多看，要知其约；多看而不知约，书肆尔。颐因少时读书贪多，如今都忘记了。须是将圣人言语玩味，入心记着，然后力去行之，自有所得。”苏季明先前是听过先生谈为学之方的，他对先生说的读书要玩味是记忆犹新的，见先生今日说的仍是这个意思。尹淳过去听说先生讲道言简意赅，今日见对为学之方讲得很透彻，不由心中折服，他本想再问下去，这时见有人进来，便与苏季明告辞了。 这天中午吃过饭后，程颐立在家门口见天阴了下来，南边的山岭都被浓浓的云笼罩着，似要下雪的样子。他掂记着从河清县来看望他的杨时和游酢，对门人说：“要是杨时和游酢来了，你赶快叫醒我。”说罢，便到屋里歇息了。 纷纷扬扬的雪花落了下来，不大一回儿，履道坊一带已是一派银白。这时杨时和游酢披着雪花来到了程颐家的门口，他们上前敲了敲门，门人开了门，问清是从开封来拜访的杨时和游酢，便让他二人进了院子，门人说先生正在午睡，我去叫醒他，杨时赶紧拦住说：“先生正在歇息，不能打搅，我们就在外面等先生醒来吧！”门人是个年轻后生，见二人对先生十分诚恳，便回屋去了。黄昏时分，程颐醒了过来，门人说看你的先生来了，还立在门外。程颐赶紧出门，见杨时与游酢垂手立在雪地里，雪花落在他二人的头上、脸上，尽管他们脸上冻得通红，可仍然一脸虔诚，便说：“天下这么大的雪，贤辈怎么还立在雪地里！”赶紧将他二人拉进屋。在屋里坐下后，程颐让门人端上了热汤，让他们喝了。杨时见程颐看上去有六十岁出头的样子，脸上透着凝思的神情，给人以威严的感觉，不像程颢是一脸慈祥，给人以和蔼的印象。他见程颐的桌上放着一本《唐鉴》，别无他书，心想：先生可能是在研读唐史。程颐也在观察他们，他见杨时有四十多岁，一问他二人都是四十一岁，游酢已官至博士，几天前他同杨时在河清见面，二人便商议来洛阳拜见程先生。程颐对他二人的来访很是高兴，他感叹地说：“父亲去世后，我在家守丧三年，去年三月服除，朝廷任我为直秘阁，判西京国国监。听说原来有人向皇上奏我以馆职判检院，如今苏轼之弟苏辙任执政，他说怕我到检院不安宁，不同意，高太后听了他的话也不同意，才让我判西京国子监。四月，我还向朝廷写了《辞免服除直秘阁判西京国子监状》，无奈朝廷不准。我从三年前到西京国子监后先后七次向朝廷请辞，可朝廷不予准奏。今年五月，监察御史董敦逸向朝廷上奏说我在洛阳有怨言轻燥语，说了对皇上不满的话，朝廷就让我改授管勾嵩山崇福宫。这实际上是个闲差，我也不经常到那里去，就在家里讲讲学打发时光。”杨时听了先生的一番话，对先生一再辞免西京国子监职事不甚理解，他说：“我听说今年春上哲宗亲政之后，对先生还是很敬重的，不到两个月，就仍让你回西京国子监专主辅导，你又何必再辞免不就呢？”程颐望着门外愈下愈大的雪，说：“我力学有年，以身任道，唯知耕养以求志，不希闻达以干时。皇帝陛下诏起于草野之中，面授以劝说之职。儒者逢时，孰过于此？当时我慨然有许国之心，在职岁余，夙夜毕精竭虑。盖非徒为辩辞解释文义，唯欲积其诚意，感通圣心，希交发志之孚，方进沃心之论，实覩不传之学复明于今日，作圣之效远继于先王。自古道大则难容，迹孤者易踬。入朝见嫉，世俗之常态；名高毁甚，史册之明言。我是一个愚执的人，自然免不了人非议，后来就离开了经筵之地。我之所以坚辞朝廷任命，非苟自重，实惧上累圣明，使天下后世谓朝廷特起之士乃贪利苟得之人，甚可羞矣。所以我前后七次向朝廷递上辞呈，就是缘于此。今皇上亲政未及两月，念及劝学旧臣，诏臣仍任前职，权判西京国子监，专职教导，可见陛下崇儒重道之心，虽然我心存感激，然实不敢从命呀！”杨时听了先生的一番肺腑之言，方明白了先生一再上表辞免的用心，先生真乃当代遵从古义的儒者，他望着门外飘飘的落雪，心想，先生的操守不就如澡雪之洁吗？游酢也被先生的话所感动，他动情地说：“要说先生并不富裕，这通直郎也算是从六品，比先前的说书也算升了一级，可先生还是一再辞免，要是放在别人争还来不及呀！” 程颐对游酢的话不甚爱听，他扭头看着杨时说：“我记得你们二人都是南方人，先兄在扶沟时我见过你们，你离开他时，他还对你抱有希望，说吾道南矣，期望你在南方传播他的道学，杨君这几年在哪里公干呀？”杨时说：“我当年在扶沟时是二十九岁，离开程先生已十二年了，我如今在湖南浏阳任知县，说来惭愧，这十几年来我有心倡道东南，可愈学愈感到所学浅薄，不敢轻言讲学，怕谬种流传，害人不浅。近来对张载先生的《西铭》就有不解的地方，特来向先生求教。”程颐将目光投向游酢，见游酢与杨时年纪相仿，便说：“你二人谁长？”游酢说：“我与杨君同年生，又是同年考中的进士，前几年在萧山县任县尉，后来为了便于恭养双亲，调任黄河北的河清县任职。也好就近向先生求教。”程颐听了他二人的叙述，高兴地说：“近来我常常为传道担忧，这几年来，我所中意的能将所学之道传下去的学生，不少离开了我，有的天不假年，早早就去世了，我也六十一岁了，常忧道之不传，今二君前来，我又看到了希望。二位都是饱学之士，又深得先兄器重，看来道学南传有望！”他见天已暗下来，便对门人说，你去给二位先生安排住处，就住在厦房。然后对杨时和游酢说：“天晚了，你们先去安排住处吧，饭就在我家里吃。”杨时与游酢向先生道了谢，便跟着门人出去了，当他们走到院中时，见雪已下了一尺多深。杨时是南方人，很少见到这么大的雪，他对游酢说：“如今已是三月了，北方还下这么大的雪！”游酢说：“今年本来春寒，俗话说三月还下桃花雪，可三月下这么大的雪，也真少见，看来老天也是有意要考验我们对先生心诚不诚呀！” 晚上吃过饭后，杨时与游酢正在叙说离别后的各自情况，忽听有人进了院子，问杨君住在那间房？杨时听出像是谢良佐的声音，正要开门，谢良佐便闯了进来，带进来一股寒气，他见游酢也在，便高兴地说：“我今天来洛阳办事，听说你们二位来向先生拜师，便赶过来了，咱们扶沟一别一晃十几年过去了！”杨时与游酢见谢良佐来看他们，也很兴奋，忙拉他坐在床上，杨时知道谢良佐比他们大三岁，便称他为兄长，说:“谢兄，当年在扶沟，你已中进士及第，仍要拜先生为师，先生却待你为先生，你说，我是来学习的，应以学生待之呀。”谢良佐以肃然的口气说：“如今我虽有了官职，可在先生面前，我仍然是一个学生。每天早上醒来，想到有先生的书可以读，我就感到有莫大的幸福！我在渑池县任知县，可以随时来向先生求教，这也是一种幸福！”杨时与游酢也为谢良佐能随时向先生求教而羡慕不已，杨时说：“我目前在湖南浏阳任职，千里迢迢，想见先生一面很不方便，这次我是告假专程来向先生拜师的。”游酢说：“我在黄河北的河清县任职，来一趟也不易呀！没有为兄的方便。”谢良佐说：“我们都在任上，有些身不由己，我说不了那一天也会到南方去任职。”杨时说：“有一天你到南方去，传道的责任就由你来担一部分，我一人可有些力不从心呀！”谢良佐忙摆摆手说：“伯淳《程颢》先生对你寄予厚望，说吾道南矣!我可胜不了这个重托！我真过去，不过是帮你一臂之力罢了。” 这时一阵寒风吹来，把油灯给吹灭了。杨时也不便麻烦程家的人，便说：“今晚我们就在一起凑合一晚吧，也好好好说说话！”说罢，他们便将两张床合在一起，将两床被子参在一起，三个人睡在一起。听着外面呼呼的风声，谢良佐回忆起二十年前刚拜程颐为师的情景，他说：“我第一次见先生时是一年冬天，我从家乡上蔡来洛阳拜正叔《程颐》先生为师，我记得也是一个下雪天，先生接受了我的拜师礼之后，将我安置在程家旁边的一间破房子里，我进去一看，见房顶上有窟窿，墙上有破洞，风吹着雪花从破洞里飘进屋来，令人不禁打寒颤。屋里也没有炭火，从街上打回的饭，一到这屋里都成了凉饭。我在这屋里坚持了一个多月，先生见我不顾寒冷，没有走掉，认为可以承受常人难以承受的磨难，才将我安排到今天咱们住的屋子里，并向我传授道学。”游酢感叹说：“先生这是有深意的，是先对你做苦其心志的考验啊！”杨时听着外面的风声，心想：“大先生与二先生是不一样，大先生看上去一脸和气，二先生看上去是一脸严肃。记得原来在扶沟讨论问题时，遇到与学生不同的看法时，大先生总是说再商量商量，而二先生总是直接说出他的看法，不容置疑。想到这里，他想起来对张载西铭的理解就和二先生不一致，这次要和先生好好探讨一下。想着想着他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杨时他们一起床，见雪住了，院子里一片雪白。由于已是三月，尽管下了雪，天已不太冷，太阳一出来，雪很快就化了。他们吃过早饭后，程颐就过来给他们探讨问题。程颐穿一身黑棉袍，头戴一深八寸的桶形黑帽，帽檐伸出来有七分四。他坐在椅子上，望着院子里温暖的阳光，听学生们提问题。杨时是有备而来，他先提出了对张载《西铭》的见解，他说：“张载先生说天是人的父亲，地是人的母亲，人在中间，人十分渺小，与万物一样，生存在天地之间，我认为，如此立言，会产生两个极端，一是言体而不及用，二是迷兼爱而无父。先生应另立新说，与西铭并行。”说罢，他偷觑先生的脸色，见先生皱了一下眉头，继而摇了摇头说：“杨君错矣！《西铭》是张载先生的重要著作，我是十分看重的。西铭之为书，推理以存义，扩前圣之未发，与孟子性善养气之论同功，岂非墨氏之能比哉？张载先生提出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之’，就是兼爱天下众生的意思，天下民众皆我同胞兄弟，境界何其开阔！哪个圣人这样说过！我最感佩的是先生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杨时听到这里，见先生立了起来，雄中似激荡着一股浩然之气，他陡然觉得原来自己的理解狭隘了，感到过去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被先生一席话化解了。程颐继续开导说：“《西铭》更重要的是提出了理一分殊的观点，何为理一分殊？就是说天下之理是一致的，天下只有一个理，途虽殊而其归则同，虑虽百而致一，虽物有万殊，事有万变，而理则一也。我记得周敦颐先生生前曾有一个比喻，他说月亮把银辉洒向千里江山，千里江山都能看到月亮。而实际上只有一个月亮。这就是物虽殊而理却一的道理。”谢良佐对杨时贬低张载《西铭》的话有不同看法，他知道无论大程先生还是二程先生都是十分看重张载先生的，如今他见杨时已被先生说服，便顺着先生对西铭的评价，问起了孟子性善论的问题，程颐显然十分乐意回答，他想趁此机会将近来思考的人性与天理的关系告诉弟子们，他立了起来，边走动边说：“孟子言人性善，但人性毕竟不等于天道。我在孟子的言论中找不到他讲人性等于天道的话。近来我常想：人之初，性本善，是说人性善是自然而然的，而天道也是自然而然的，理也是自然而然的，因而可以说理者，天也，谓之天道。也就是说天理是无始无终的万物的主宰；天人本无二，人心与万物不可分，只要诚敬存之，使心廓然大公，内外两忘，便可以达到仁的境界。刚才我说过，一物须有一理，但一物之理即为万物之理，而万物之理就是一个天理。理则天下只是一个道理，故推之四海而皆准，须是质诸天地，考诸三王不易之理。”谢良佐听了先生这一番由孟子人性善引出的天理天道的宏论，内心十分激动，他见杨时与游酢也是如大旱逢甘霖，不停地记着，眼里透着光，心想：这是迄今为止先生对人性与天理的最完整的表达，大先生去世的早，今日二先生的话既与大先生的话有联系，又有新的思考。他望着先生并不高大的身躯，回味着先生睿智的话语，心想：能及时聆听智者的话，是多么幸福呀！杨时与游酢也有同感，在听了先生的讲说之后，他二人商定今春就在先生门下住下来，向先生求教。谢良佐吃过午饭就返回渑池去了。 第十六章编管涪州 五年后二月的一天下午，午睡过后的程颐正要去给弟子们讲学，尹淳进来说：“先生，有一乘官轿朝咱家来了。”程颐正想会是谁，所为何事而来，院门开了，程颐从堂屋门望去见是五十六七岁的范祖禹进来，便赶紧迎了出去，他将范祖禹迎进屋坐下，问：“先生何事来西京？你不是在京城开封吗？”范祖禹说：“先生有所不知，我三年前就向哲宗辞了侍讲，祈求外任，这几年无所事，便利用先前编资治通鉴积累的资料，编写了一本《唐鉴》，现已印出，今特为奉送，敬请先生斧正。”说罢，便将随身带的《唐鉴》递给程颐，程颐掀开看了看，以赞赏的口气说：“我早先就听司马温公说，一部《资治通鉴》祖禹为功大矣！这本唐鉴，补了唐史的空缺，对当代也有资治的作用，先生办了一件功在千秋的事。”范祖禹连说不敢当！程颐知道范祖禹是吕公著的女婿，过去他同吕公著过从甚密，时常听吕公著说到他的女婿范祖禹的情况，司马光在洛阳修资治通鉴时，范祖禹在洛阳十五年，他对范祖禹也有所接触，对这个年轻的学者很有好感。他抚摸着唐鉴，感叹地说：“我今年已六十有五，一生致力于道学的研究，可尚未将所得系统整理，再不整理，怕时间不多了！”范祖禹见先生似有伤感，便想转移话题，可程颐继续说：“一个一个比我年轻的弟子都先我而去了，三年前朱光庭也走了！今日想来自予兄弟倡学之初，众方惊异朱光庭时甚年少，拜于吾门下，对所倡之学独信不疑非夫豪杰特立之士，岂能如是？他一生笃学力行，至于没齿，志不渝于金石，行可质于神明，在邦在家，临民临事，造次动静，一由至诚。蹇蹇王臣之节，凛凛循吏之风，使我每一思之，不禁黯然泣下！”尹焞见先生用袖子去搽眼泪，心想先生真是动了感情，可他也惊异先生的记忆力，先生写的祭文他是看过的，刚才他说的话，几乎就是祭文中原话，有人说先生四十岁以后，特别是逾到晚年记忆力越好，他是亲眼所见了。范祖禹则赶紧转移话题，他想说些使先生高兴的事，他说：“我在朝中给哲宗当侍讲时，常听哲宗称赞先生，他一亲政就问你在哪里，当听说你守丧后仍要辞通直郎、判西京国子监时，他显得很伤心，说当时母后听信孔文仲的谏言罢免了先生，可能伤透了先生的心，可先生也不能太固执呀，一再上表辞免，朝廷就是不允许他辞免。前年春上高太后去世后，朝廷准备授先生以馆职，还让你到朝中来，无奈先生又是固辞，哲宗很生气，可又拿先生没办法。皇上亲政后，我上表说：臣伏见元祐之初，陛下诏程颐对便殿，自布衣除崇政殿说书，天下之士，皆以为得人，实为希阔之美事。而才及岁余，以人言罢之。颐之经术行宜，天下皆知。司马光、吕公著与程颐相知二十余年，然后举之。此二人者非为欺罔以误圣聪也。颐在经筵，切于陛下进学，故其讲说语常繁多。他本布衣，一旦入朝，与人相接，不设关防，未习朝廷事体。而言者却污蔑其为大奸大佞，其言皆不实。陛下应慎择经筵之官，如颐之贤乃足以辅导圣学。至如臣辈，叨备讲职，实非敢望颐也。臣久欲为颐一言，怀之累年，犹豫不果。使颐受污罔之谤于公正之朝，臣每思之，不无愧也。今臣已乞去职，若复召颐劝讲，必有补于圣明，臣虽终老在外，无所撼也。”程颐听到这里，心里有了一丝安慰，感到总算有人在朝中为自己说了公道话，使哲宗明了一些事实真像。想到这里，他有些不解地问：“你在朝中好好的，何以要外任？”范祖禹叹了口气说：“先生有所不知，哲宗亲政后我多次向他进言要保持元祐时期的政策不变，巩固司马光开创的稳定局面，可他却听信杨畏的谏言，任用章淳为执政，一意要恢复王安石执政时的新法，最近就要改年号为绍圣，意在继承宋神宗推行的变法。我看皇上主意已定，只好辞职外任了。”程颐听了范祖禹的这番话，陷入了沉思，良久，他对范祖禹说：“看来朝政又要陷于动荡之中，会不会牵涉到我们这些跟着司马温公浮沉的人很难说，不过我已看得开了，我已到了知天命的年龄，余下的时间就是致力于对所学的系统整理。”说罢，他对尹淳说：“过几天咱们到伊皋书院去，我看哪里比较僻静，也便于静下心来，西京洛阳离朝政纷争的漩涡中心太近了。”范祖禹这才注意到一直在先生身边默坐的不过二十出头的尹淳，他惊讶地说：“你就是尹淳？就是前年罢考的尹淳？”尹淳点了点头，程颐说：“他是我晚年收的第一个弟子，可能是受我的道学影响太深了，前年他进考场参加进士考试，一发考卷，见题目是批评元祐之政，便感叹曰：岂能作批评元祐之政而换取功名利禄的事！便拂袖退出了考场。他回来后对我说了罢考得事，我说：你要为老母想想，她老人家不是盼你一举成名吗？后来，他回到了家，老母听了罢举的经过后，说：我只知用善来培养你，不知用利禄来培养你。我听了，感叹道：真贤母也！”尹淳在听程颐讲述的时候一直显得有些激动，他见先生说完了，便说：“母亲虽说是一妇道人家，可从小就教育我要知善恶，我来拜先生为师，又学了先生的义利观，不义如浮云，何可惜也！”范祖禹说：“我在朝中就听说了有举子罢考的事，当时是李清臣主持的考试，据说试卷就是他授意出的，目的在于为否定司马光的元祐之政作舆论，尹君可谓耿介之士！不过先生也要当心，他们都知道你在洛阳收留了不少弟子，这个李清臣最近到洛阳任河南知府来了，先生要当心呀，免得被他抓住把柄，惹出麻烦。他可是竭力支持皇上恢复变法的。”程颐一副安然的神态，望着落日洒下的余辉，向南看了看说：“我过几天就离开这里，到伊皋书院去，那里清静的很，正好一边讲学，一边研究周易。”范祖禹也希望他早些离开履道坊的家，到书院去避一避，他说：“我在朝中已听到了一些风声，目前朝中要追究司马光、吕公著等一般已故老臣的气焰很盛，他们向皇上上书，说司马光、吕公著将先帝推行的新法一风吹，诋毁先帝，变更法度，罪恶至深，虽然他们已死去，也应明正典刑，至于那些已经告老还乡的，也要少示惩罚。听说皇上已将吕公著追贬为建武军节度副使，司马光为青海军节度副使，他们这些人，是连死人也不肯放过呀！”天色已暗了下来，一阵晚风吹来，使程颐感到了一丝寒意，他望了望门外黑黢黢的夜空，自顾自说：“今年是倒春寒，已二月了，天一到晚上还是这么冷。”说罢，他对范祖禹说：“我看朝廷对我的贬黜也快到了，他们既然对死者都不肯饶过，对我更不会开恩。我是无所谓的，已先后写了七次上书，要朝廷罢免通直郎、判西京国子监。这一次总算如愿了。”正说话间，忽听一阵马蹄声传来，不一会儿大门被叫开，河南府来了两个衙役，说是来送朝廷昭书的，程颐接过昭书一看，见是一份有刘奉世、韩维、吕希哲、朱光庭和他自己等三十一的边关名单，他把名单递给范祖禹说：“我这次算是罢归乡里了，成了一介布衣了。”范祖禹看了看，见吕大防责授舒州团练副使，新州安置；苏辙责授化州别驾，雷州安置。他说：“看来蜀党的人也遭了恶运，苏轼早就被贬，这苏辙当初当执政时不让先生回朝中任职，如今也落难了，并且贬的更远，是海南的雷州。先生还是不幸中的有幸，就近安置。”称颐笑着说：“我本是一介布衣，还能到哪里去呀！”他送走了河南府的来人，对尹淳说：“明天给在家里住的弟子们说说，让他们都回家去吧，我怕朝廷会来找麻烦，今后不要再来找我了，尊吾道，行吾学，就行了！你也回家去吧！”尹淳坚持不走，他说：“我既然连进士都罢考，就是为了跟先生求学，先生不是要去伊皋书院吗？我也到书院去。”程颐见尹淳坚决不走，便不再坚持。这时家人端来了晚饭，程颐便招呼范祖禹吃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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