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第六编 清代前期哲学

教学要求：
通过本编的学习，要求大家掌握清代前期哲学的发展线索，明清之际哲学的特点，李贽、方以智、颜李学派、王夫之、黄宗羲、戴震等哲学家的基本思想。

第一章 清代前期哲学概述

　　清代的哲学思想，是中国传统思想与近代思想结合的部分，起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清代的哲学思想从大的历史角度看，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即明清之际时期、十八世纪、十九世纪（此段将在“中国近代哲学”课程中阐述）。
　　明清之际，天崩地裂，明朝的灭亡，清室入关，伴随着政治上的动荡，思想家们对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政治制度进行了认真的反省，出现了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方以智、颜元等一批杰出的思想家。他们虽风格各异，但总体来说，具有一些共性：其一，宏伟博大，研究领域宽阔，知识渊博；其二，讲求实际，主张经世致用，强调“实学”；其三，富有批判精神，在理论上批判宋明理学，在政治上批判封建专制，提出了许多具有启蒙主义的新思想。
　　在清朝政治逐步稳定后，富有批判精神的思潮很快从思想舞台上隐退，学者们钻入故纸堆中，开始研究训诂考据之学。十八世纪的中国哲学以训诂考据为主流，也是清学的正宗，其中以乾嘉时期为盛，又可称为“乾嘉学派”、“训诂考据学”、“朴学”、“汉学”（与宋明理学的“宋学”相对）。这一时期，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戴震，戴震既是一位汉学大师，而且也是一位重要的哲学家和启蒙思想家。

第二章 明清之际的中国哲学

一、方以智的哲学思想
　　方以智（1611－1671），明末清初重要哲学家。早年醉心于自然科学，晚年潜力于哲学研究，其哲学代表作主要有《东西均》、《药地炮庄》、《易余》、《性故》、《一贯问答》、《愚者智禅师语录》等。
　　方以智的学说反映了当时的一个重要的时代特征，即把哲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研究结合起来。他把学术分为“通几”（研究“所以为物之至理”，即事物变化的深微根源，类似现在所说的哲学）、“质测”（研究“物理”，即对实际事物进行精细的考察以发现事物运动变化的固有规律，类似现在所说的自然科学）、“宰理”（“专言治教”，类似现在所说的社会科学），重视三者的相辅相成。
　　方以智对理学和佛教禅宗都进行了批判，认为理学排斥词章之学与考据之学，但对自然与历史的实际情况都不加以研究，完全陷于空虚无用，“理学之汩没于语录也，犹之词章训故也。”禅宗专讲机锋，自谓明心见性，实不过自欺欺人而，“禅宗之汩没于机锋也，犹之词章训故也。”（《东西均?道艺》）
方以智的辩证思想和他的相对主义错综交织。他提出“反因”即“相反相因”思想，指出一切矛盾的对立面又同时互相连接、相互依存、相互转化。他用“随”、“泯”、“统”作为他方法论的总纲，指出：“明天地而立一切法，贵使人随；暗天地而泯一切法，贵使人深；合明暗之天地而统一切法，贵使人贯。”（《东西均?三征》）随、泯、统三者统一。事物的发展过程是由“交”、“轮”、“几”实现的，“交”是对立两方面的相互作用相互渗透，“轮”是对立两方面的相互转化相互推移，“几”是事物运动变化的内在源泉。
二、黄宗羲
　　黄宗羲（1610－1695），明末清初著名哲学家。
　　代表作《明夷待访录》、《孟子师说》、《明儒学案》、《宋元学案》（后全祖望完成）、《南雷文定》等。
　　黄宗羲对宋明哲学进行了批判总结，形成了富有时代特征的哲学思想和学术史观。在理气关系上，他主张“气外无理”、“心即是气”，肯定理并非“别有一物”（《明儒学案?诸儒学案中一》），“道”只是事物的内在规律。但他并未摆脱阳明心学的影响，指出客观的“万物之万殊”，通过人们的认识可以反映于主观，成为“此心之万殊”。但强调了人心的统摄作用，认为事物的多样性是由“变化不测”（《明儒学案?自序》）的心产生的。
　　在清理道学的过程中，黄宗羲主持编纂《宋元学案》，亲手写定《明儒学案》，开创了系统编写学术思想史的先例。一方面，他认为“先儒之语录，人人不同，只是印我之心体，变动不居”（《明儒学案?自序》），把哲学思想发生差异、争论的原因归于思想本身，明确表达了以“心体”为本的学术史观；另一方面，他又强调，学术思想是复杂的，对于那些渊源不同、水平不一的学术思想言论，必须如实加以介绍、评论。要在详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纂要钩元”，把握最能概括思想家“得力处”的“宗旨”、“要领”，加以比较，然后“分源别派”，清理血脉的线索。研究思想史的人，还需要自己具有创造精神，才能“以水济水” （《明儒学案?凡例》），使哲学史成为“一本而万殊”，主线虽一而形态万殊的认识发展史。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从君主和万民、“天下之法”与“一家之法”的矛盾出发，批判了君主专制和封建法统的罪恶，深入揭露了封建末世的社会矛盾，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政治主张，并提出了限制君权、学校议政、计口授田、工商皆本、废除科举、提倡“绝学”等政治和社会改革方案。他的思想和著作，对近代启蒙思潮起过积极的作用。
三、颜李学派的哲学思想
　　颜元（1634－1704），与弟子李塨建立了“颜李学派”（又名“四存学派”），著作收集于《颜李丛书》。颜元的代表作有《四存编》（包括《存性编》、《存学编》、《存治编》、《存人编》）、《四书正误》、《朱子语类评》、《习斋记余》等。颜元提出了“理气融为一片”的自然观，并把它推演到人性论领域，提出了性行统一的自然人性论学说。
四、王夫之
　　王夫子（1619－1692），明清之际重要哲学家，宋明道学的总结和终结者，中国古代哲学的集大成者，也是一位重要的早期启蒙思想家。他的思想是近代启蒙思潮的重要思想源泉之一，对19世纪的爱国维新运动和20世纪初的革命运动产生了积极而广泛的影响。
　　王夫之的著作很多，后人编为《船山遗书》，其重要哲学著作有《周易外传》、《尚书引义》、《老子衍》、《庄子通》、《黄书》、《读四书大全说》、《春秋世论》、《续春秋左氏传博议》、《读通鉴论》、《思问录》、《张子正蒙注》等。
　　王夫子自己鉴认一生政治学术活动宗旨是：“抱刘越石之孤愤”来“希张横渠之正学”。
　　王夫之继承和发展了张载的气化论，通过对“气”范畴的新规定，运用“质测之学”的新成果，对理气关系进了深入的理论分析，指出“气外更无虚托孤立之理”（《读四书大全说》卷十），坚持“天下惟器”（《周易外传》）、“道在器中”（《思问录》）的主张，批判了宋明理学家“离器而言道”的观点。他还深研《易》理，改铸老庄，提出了“动静皆动”、“天地之化日新”（《思问录》）的变化观，提出了“天下之变万，而要归于两端”（《老子衍》）的矛盾观，“奉常以处变”、“变不失其常”（《周易外传》）的常变观，说明世界发展的本质是“太虚本动”（《周易外传》）、“天地之化日新”（《思问录》）。
　　在认识论上，王夫之肯定了佛教对“能”、“所”的区分，指出“所不在内”，“能不在外”（《尚书引义》），提出了“能必副所”、“行可兼知”的主张，指出在认识过程中要注意“事之来”和“心之往”两个侧面，强调要发挥“心之往”的主动作用，才能如实反映外物。他坚持“以心循理”、“即事穷理”的认识原则，改造了格物与致知、博文与约礼等传统范畴，提出：“大抵‘格物之功’，心官与耳目均用，学问为主而思辨辅之；所思所辨者，皆其所学问之事。‘致知’之功，则惟在心官，思辨为主而学问辅之；所学问者，乃以决其思辨之疑。致知在格物，以耳目资心之用，而使有所循也；非耳目全操心之权而心可废也。”（《读四书大全说》）。王夫之还全面批判了宋明道学家在知行问题上的“聚讼”，认为理学和心学实际上是“异尚而同归”，他们的共同点是“划然离行以为知” （《尚书引义》）。王夫之提出了“知行相资以为用”、“并进而有功”（《礼记章句》）的知行统一观，他认为知行并进但并非平行，行是认识过程的主导方面，对知的发展有决定性的作用。他还进一步提出，知行并进的认识应有一个正确的目的，就是“实践之”，把“心之所存”的合理思想“推行于物”（《张子正蒙注》）。实践的前提就是“知天之理”（《读通鉴论》），深刻认识事物的客观联系和发展规律，“尽知其必有之变而存之于心”，然后采取主动措施，“因时不逆”（《张子正蒙注》），然后可以“善动以化物”（《读通鉴论》）。王夫之强调，“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就在于“以人道率天道”（《思问录》），从事“相天之大业”。
　　在社会历史观上，王夫之坚持人类史是从野蛮到文明的不断进化的过程，提出了“理依于势”、“理势合一”（《读四书大全说》）的历史规律论，但也肯定了偶然性在历史中的作用，提倡对待历史事变要“推其所以然之由，辨其不尽然之实。均于善而醇疵分，均于恶而轻重别，因其时，度其势，察其心，穷其效”（《读通鉴论》）。对于历史发展的动力，王夫之归因于“人之所同然”或“人心之大同”，坚持“即民以见天”的历史见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了荀子、贾谊等的重民思想。

第三章 戴震的哲学思想

　　戴震（1724－1777），主要生活于“乾隆盛世”，清代著名哲学家。
　　他的著作很多，后人编为《戴氏遗书》，其中主要的哲学代表作有《原善》、《孟子字义疏证》等。
　　戴震批判了理学家的理欲观，依据自己的自然人性论，提出“理存乎欲”的观点，指出理学把理欲割裂并对立起来，宣扬“存天理，灭人欲”，完全是“以意见为理而惑天下”，这种所谓的“理欲之辩，适成忍而残杀之具”（《孟子字义疏证》卷下）。他明确指出，“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乎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与某书》）他在揭露道学家“以理杀人”的同时，深刻指出了“理欲之辩”的理论来源是佛老之学，其根本错误在于不懂得人的自然本性。
　　戴震反对程朱的理本论，提出了“气化即道”的气本论。
　　在认识论上，戴震反对程朱的“理具于心”和陆王的“心即理”的观念，强调心中无理，理是客观事物之理，心（“神明”）只有认识理的作用。他还分析了认识之“蔽”及其形成的原因，划分了真理和意见，提出了真理标准是与个人意见相对立的“心之所同然”(《孟子字义疏证》卷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