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第四编 隋唐时期的哲学
（简要稿）
编写者 王心竹 俞学明
第四编 隋唐时期的哲学
本编需要掌握隋唐佛教主要宗派的基本思想，重点把握天台宗的“性具实相”论、华严宗的“性起”说、“法界”说和禅宗的思想特点。掌握儒释道三教的冲突和融摄的主要内容，韩愈的“道统论”和“性三品说”，李翱的“复性”说和刘禹锡、柳宗元的天人哲学。
第一章 概 述
隋唐时期，中国在政治上实现了再一次的统一。唐王朝一直采取儒学为先、尊佛崇道的开放的文化政策，促进了儒、佛（释）、道三教的冲突和融摄，推进了三教思想文化的大发展。
中国佛教经过南北朝的大发展，已经成熟起来，尤其是北方禅学和南方义学的深入展开，为隋唐时代中国佛教宗派的创立奠定了基础。随着国家的统一，南北佛教的合流，中国佛教逐步完成了佛教的中国化，进入了它的鼎盛发展期。宗派佛教是隋唐佛教的生存基态。
隋唐时期最主要的佛教宗派有三论宗、天台宗、华严宗、法相宗、禅宗、律宗、净土宗、密宗等。各宗派都分别有自己尊奉的经典，通过“判教”的形式对各种佛教经典进行综合评判和诠释，编制了宗派世代相承的“法统”，并各自建立起佛教哲学体系。佛学成为隋唐时期中国哲学的最高形式。各宗派之间的分诤和融摄，进一步促进了佛教哲学和文化的繁荣，促进了中国哲学的发展。
在隋唐宽容的文化环境下，三教的冲突和融摄得以较为充分的展开。中唐以后，三教合一的理念逐渐成为主流。
在隋唐王朝的重视和鼓励下，经学研习与仕禄之途挂钩，促进了经学的发展，但隋唐经学长于注疏，在哲学方面并无开创性的成就。中唐以后，在韩愈、李翱等的努力下，儒学开始复兴，为宋明理学的产生做了先期准备。
第二章 宗派佛教的基本思想
以宗派作为自己的生存基态，表明佛教中国化的深入。隋唐时，几乎所有的佛教宗派都已经有了成熟的形态。诸宗互相影响，互相吸收，同时又各立门户，互争高低，促进了佛教思想的发展。
一、三论宗
三论宗为中国最早创立的佛教宗派之一。三论宗肇始于鸠摩罗什时代，大兴于摄岭，至法朗、吉藏时实际立宗。陈隋之际，吉藏把三论宗学说系统化。三论宗对中国佛教的未来发展，特别是禅宗、华严、唯识宗等的成立和演变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吉藏身后即盛极而衰。吉藏弟子慧灌传之日本。
三论宗以印度大乘佛教中观学派的纲领性著作《中论》、《百论》、《十二门论》为基本典籍，其理论体系是建立在对印度大乘中观学派思想的移植和发挥基础上的。三论宗的基本理论：
确立了无得正观的基本精神。吉藏及三论宗人自命中观学派在中国的承继者。“无得正观”是自《般若经》－中观学派－三论宗一脉相承的基本精神。吉藏认为，“无得正观”是一切佛法之精义所在，是区别佛法与外道邪说的重要标志。“无得正观”贯串于三论吉藏佛学思想的各个方面，是三论宗的基本精神。
建立了“三藏三轮”的判教理论。吉藏把“无所得”的三论宗旨贯串于其判教理论，指出一切佛说都是为了对治众生有所得之病。基于此立场，判教只是在教相上对佛理和佛教经典作大致的分类，但“至道未曾大小，为众生故说大小”（《中观论疏》卷10，《大正藏》卷42，第160页中）。为在教相上对佛理和佛典作大致分类，吉藏提出了“二藏三轮”说，将一代佛说判为声闻、菩萨二藏，又根据释迦在不同时间、针对不同对象，说法各有侧重而建立了“三种法轮”——“根本法轮”、“枝末法轮”和“摄末归本法轮”。
提出了“破邪显正”、“道非邪正”的方法论与真理观。吉藏在《三论玄义》中提出：“夫适化无方，陶诱非一。考圣心以息患为主，统教意以通理为宗。……但论虽有三，义唯二辙：一曰显正，二曰破邪。破邪则下拯沉沦，显正则上弘大法。故振领提纲，理唯斯二也。”（《大正藏》卷45，第1页上）吉藏强调显正就在破邪中，破邪显正的基本前提是“般若无得”。从根本上说，“至道无邪正”。
可以说，“破邪显正”是贯串吉藏三论思想的主要方法论，“道非邪正”则是其整个佛学思想的最高境界。
论证了重重否定的“四重二谛”说。“二谛”说是佛教最基本的理论之一，历史上各家无不盛谈二谛。从摄山到吉藏一脉相承的三论宗人，都反对以“境”为“谛”的主张，认为“二谛”是“教”，是为了把唯一之境、唯一之理表达出来的方便教说。“二谛”之立，只是为了体悟不二之真谛。吉藏分别了“于谛”和“教谛”两种“二谛”，指出佛陀盛扬“二谛”并非为表二理，而是希望人们觉悟因二悟不二的道理。吉藏还设立了重重否定的“四重二谛”说，分别批评当时中国佛学界的四个学派——辟昙师、成实师、地论师和摄论师，建立了三论宗自己的二谛理论，确立三论教学“无所得”的精神。
在吉藏的思想体系中，“中道”与“二谛”有着同等重要的地位。吉藏的“中道”，表达的是非有非无、非真非俗的最高真实——“实相”，也即是“佛性”。这个“中道”，“不真不俗，亦是中道，亦名无所有，亦明无住”（《大正藏》卷45，第16页下）。
二、天台宗哲学
创立于陈隋之际，创始人为智顗，追溯其源于龙树、慧文、慧思，是中国最早创立的佛教宗派之一。
由智顗所建立的磅礴的理论体系和叙述方式，对中国佛教其他宗派的理论架构造成了深刻的影响。天台宗在中国历史上几番起落，唐时传至日本，至今仍是日本佛教许多宗派的重要源头，在韩国也颇有影响。
天台宗以《法华经》为基本典籍，用其“会三归一”的圆融精神，对南北朝时期南义北禅的学风加以圆融，提倡教观并重、止观双修，建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
建立了自己的判教学说。在对南北朝时期的在判教学说上的十家异解——“南三北七”进行深刻批判的基础上，智顗建立了以本迹、粗妙、半满、五时、五味、三教相、四教、相待绝待、开合等为基础的网状的“判教”架构。其中为后人简择而引为特色的是其“五时八教”的判教原则。智顗的判教思想，标志着中国佛教判教理论的成熟，影响和开启了隋唐时期陆续形成的中国佛教的各个宗派的判教建设，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建立了“性具实相”的理论体系。“性具”说是天台宗的理论特色，也是天台宗的立论基础和核心。“性具”是天台宗“诸法实相论”的特征，它强调“诸法”与“实相”——宇宙存在的现象和本质之间的圆融互具。这一理论在“诸法”层面的展开，表现为“三千互具”说；在实相层面的展开，表现为“三谛圆融”；在佛性论领域，则展开为“性具善恶”。
确立了“止观双修”的实践原则。以“性具”的圆妙义理为依据，天台宗系统地提出了一整套止观修习的理论、原则和方法，确立了“教观总持”“止观并重”的根本宗风。天台宗最具特色的修行方法是“一心三观”，达到的不可思议境则是“一念三千”。需要指出的是，天台宗的“观心”是针对人之修行而确立的方便、简易而有效的法门，不能因“观心为本”的止观修持方法的提出，而把天台宗的性具中道缘起误判为唯心缘起。
天台宗进一步强调“世间经世产业与实相无违”，是对于中国佛教不离世间法修行的趋势的早期表述，具有深远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三、华严宗哲学
华严宗是研习《华严经》而逐渐形成的一个佛教宗派。其实际创始人法藏，号“贤首”，故华严宗又名“贤首宗”。此宗在武则天时达到极盛，中唐时有澄观发展到新的高度，理论体系也更加完备。到宗密时，表现出强烈的禅化倾向，从此作为一个宗派走向衰落。
华严宗以《华严经》为基本典籍，建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
法藏把以往的判教学说归结为十个不同的派别，进行了批判总结，提出了他自己的“五教十宗”说，确立了《华严经》的根本宗经地位。
“性起”说是华严宗的核心理论。华严宗就佛果的境界来展开事物的缘起，提出了法界缘起——“性起”理论，并以“四法界”、“十玄门”、“六相圆融”来阐述其理论体系，构成华严哲学的基本框架。
四、唯识宗哲学
唯识宗，又称法相宗、慈恩宗，是初唐时期由玄奘及其弟子窥基共同创立的一个中国佛教宗派。唯识宗带有浓厚的印度佛教的特点，在窥基之后不久就凋零了。直到千余年后，在中国近代佛教文化复兴运动中得到了空前繁荣，成为一些仁人志士用以解救民族危机、促进中国社会变革、改造中国国民道德的养料。
唯识宗的基本经典有“六经”、“十一论”，其根本经典是《成唯识论》。唯识宗在继承印度佛教瑜伽行派的思想的基础上，其基本思想是“八识”论、“唯识无境”、“转识成智”。
五、禅宗哲学
禅宗是佛教中国化的典范，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最深远的佛教宗派。禅宗溯源于菩提达摩，其形成历史，可分为初期禅宗史、南能北秀时期和五家七宗时代三个时期，最终形成于唐武则天时。
中国禅宗学说体系丰富而繁杂，大致而言可分为达摩至神秀北宗一脉相承的如来禅和慧能所传的祖师禅。
在历史上绵延流长的是慧能创立的禅宗南宗，五家七宗在大江南北的弘传把南宗禅推上了它的高峰。慧能把大乘般若空宗思想引入达摩禅法，提倡“自性是佛”，创立了“教外别传”、“直指人心”、“不立文字”、“顿悟成佛”的佛学理论。
第三章 唐代儒学复兴
一、唐代儒学发展概说
尽管在唐代，佛学成为中国哲学的最高表达，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儒学的缺席。唐王室一直实行“尊孔崇儒”、“释道并行”的政策，儒学在唐代呈现复兴景象。唐王室兼收并蓄的文化氛围和对文学的提倡，使得许多士僧出入诸典，融通诸学，促进了他们平等对话的可能，促进了儒、道、佛三教的融合。到中唐时期，伴随着文学上“古文运动”的兴起，儒学的复兴成为儒者们的自觉行为，从上古的文化传统中寻找“大一统”的社会政治的价值支撑成为有唐以来一直延续到宋代学人孜孜寻求的文化目标。自唐中叶始，孟子（约前385～前304）的地位受到人们的关注，为宋时确立以孔孟为中心的儒家道统论奠定了基础。
在古文运动中，出现了一批有名的文学家、诗人和思想家，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有韩愈、柳宗元、刘禹锡、李翱等。
二、三教的冲突和熔融
佛教传入中国，与中国的本土文化之间既存在着冲突的因素，又存在着融合的需要。佛教中国本土化的历史就是在三教的冲突和熔融中逐步完成的。
三教的冲突与融合并非到隋唐时才产生，有关三教之争的资料主要保留在梁僧佑的《弘明集》、唐道宣的《广弘明集》和《集古今佛道论衡》中，其主要问题有：
1．夷夏之辩
2．形神之辩
3．礼仪之辩
三教融合之趋势在中唐以后更为成熟。九世纪时，华严宗五祖、同时又是禅宗荷泽宗传人的宗密更是在佛教思想基础上会通了儒释道三教，指出“孔老释迦皆是至圣，随时应物，设教殊途，内外相资，共利群庶”，三教殊途同归，都是为了治理好国家社会。三教之冲突和融合构成了中唐以后儒家复兴的基本背景。
三、韩愈的“道统”说
韩愈（768－824），唐代古文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他的文章汇编成《韩昌黎集》，其中《原道》、《原性》等是他的重要哲学著作。
韩愈反对佛道二教，视之为天下国家所以致乱之原因。他维护儒家的纲常名教，把儒学看作是自古以来治世的唯一正道，这个“道”是由上天命定、圣君体现、传之有统、不可更改的。他把倡导儒家道统，作为振兴世道、教化人心的根本。他还仿效佛教的“法统”，编造了一个儒家传道的宗谱：“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孟子之后，此道失传，韩愈以道统之承继为自己的历史使命。
(责任编辑：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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