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曹聚仁家书摘录
家书之1：“我最近就要回北京了，预定的日子是八月十一日回广州，可能迟几天，也可能早几天，等周公（周恩来总理。--笔者注）的电话。因为周公不一定在北京，所以等他的来电。……世事难知，这回的空气大不相同了。我们实在不愿再有战事了。”（7月30日致曹艺）
家书之2：“再说，香港的解放，总在三五年以内的事，我们是不可以再错一脚了。
本来，我是想在广州找一所房子，让你们来住的，那知广州的生活情形，比上海、南京差得多。全国灾情如此严重，我可以随便开口吗？
我目前是替政府做事，种种都是不可以随便的。否则，我还不回国吗？我有如一个哨兵，能够说，我不站在前哨吗？（5月16日午致王春翠）
家书之3：“我这些年，变得十分孤独，十分寂寞；因为许多话都是说不得的。有一天，我在一家小餐馆吃午饭，碰到一位熟人，随便谈了几句，那知一星期以后，台方报纸上就有了新闻了，幸而我说没有毛病。所以，我时常想回国，至少和你谈。但目前情况，我是不可以离开这儿的。”（8月12日致曹艺）
家书之4：“且说，1959年我回国时，南洋新加坡的工作是稳定的，每月有固定的薪水可拿。那知马来亚的政治情势大变，新加坡也加入联邦，我这样是北京受了打击，变得社方（新加坡《南洋商报》社。--笔者注）为了报纸的生存，非放开我不可。
本来，我应该回国去了，但此事体大，北京和那边（指台湾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笔者注），都不让我放手。前几年，我能把局面拖住，可说对得（住，原无。笔者补）国家了。（11月1日致曹艺）
家书之5：”国际局势变化无定，你可以推想得到的。我依旧在香港，还不曾出门去。因此，回北京的日子，要推后一些了，你一时还不会出门吧！“（10月7日致曹艺）
家书之6：”我何日动身，要等总理的指示！这两日，重要的客人都走了。我是等得这么久了。前天，碰到罗主任（指罗青长，当时任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曾任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笔者注），他是这么说的。”
我目前责任重大，只要翠（曹聚仁原配夫人王春翠。--笔者注）到了海外，安安过日子，不要关心我的工作，不要多担忧就好了。我的工作，目前很重要，幸而没有大危险。你劝她不要替我担忧就是了。”（10月5日致曹艺）
家书之7：“我本来想回国，京中叫我不要动，只好留着了。”（1月21日致王春翠）
家书之8：“我替政府做事，或留或归，我是作不得主的。1958年7月初，北京叫我不要回去，可是到了18日，又叫我40分钟内动身，我就什么都方便走了。”（3月26日致王春翠）
家书之9：“我的出书，也是配合京中的意思，向海外宣传的；我的报导，比较客观一点，在海外影响较大。
我的事，一切等总理决定，我不敢自作主张。不过他对我的工作还满意。”（1963年12月20日致曹艺）
家书之10：“国际局势变化莫测，国内年成又不行，因为，我只能等着，一切听北京的安排。我是做不得主的。”（1963年2月14日致曹艺）
家书之11：“我在香港，又是住两处的，最近找到一处合意的房子，不久就可搬进去。这一年，我一个人，有三处房子，真是妙不可言的。”（曹艺先生曾告诉笔者，曹聚仁当时热心于做国共和谈的桥梁，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两次主动找他，以10万、20万美金引诱他，希望曹聚仁去美讲学，曹聚仁都婉拒了。周恩来总理考虑到曹聚仁的安危，为他在港澳安排了多处住所，过着“狡兔三窟”的日子。--笔者注）（3月8日致曹艺）
家书之12：“我的行期，我自己是作不得主的，你们不该怪我的。目前我定于本月27日北行，月底可到北京。那时，你搬到南京去了，我会到南京去看你们的。”（1958年1月9日下午致曹艺）。
家书之13：“我是等着回国的，但京中没指示来，我不能随便作主的。”（4月21日致曹艺）
家书之14：“我昨天到了广州，和朱兄同行，部方（中央调查部或中央统战部。--笔者注）替我们准备了后天（8日上午）的通车票，要10日才可以到北京呢！你那儿路远，不必来接我。……我到京后，才可以决定住的日子的久暂，一切当面谈了。”（5月6日上午致曹艺）
家书之15：“我因为亲近北京，马来亚禁售我的书，所以，云（曹聚仁夫人邓珂云。--笔者注）只怕我不进步，海外呢，只怕我太进步。太进步的文章，连《大公报》都刊不出的。
因为世局变化太大了，所以北京方面让我（下缺--笔者）”（致曹艺，缺日期）
家书之16：“我的写稿工作，乃是北京所指示的，面对华侨，当然不能一鼻孔出气，否则作用全失。我也想不到会变成全世界华侨的思想指路牌，所以，京中对我特别关怀。我的医病，也靠京中帮助的。我当然不能听织云（邓珂云，曹聚仁夫人。--笔者注）她们的意见，此间自有领导的人。
《鲁迅年谱》（曹聚仁著，1967年由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出版。--笔者注）和《鲁迅评传》（曹聚仁著，1956年由香港世界出版社出版，1988年由香港东西文化事业公司与台湾天元图书有限公司联合出版。1999年4月由上海东方出版中心在大陆首次出版。--笔者注）不同，我记得评传也已寄给你过了，是不是？许广平并未见过年谱，国内除了主席（毛泽东。--笔者注）、总理（周恩来。--笔者注）、邵老（邵力子。--笔者注）和你们，都无此书。评传，前年国务院买了50部，他们才看到。年谱上半部，也许会刊出国内版，或许由此间印国内版，在接洽中。
至于文化大革命的起来，由于中苏内部矛盾而起，你们或者不大明白的。赫鲁晓夫下台以后，柯希金上台了，他上台了一个月，便经过北京到河内去访问转北京回莫斯科去。他在北京时，对刘（刘少奇。--笔者注）说：‘赫某已经下台了，你们的毛先生也该休息休息了。’这一来，北京才明白，修正主义派并未罢手。而遵义会议以后的国际派，依然是有着潜势力的，苏修就利用这一股潜势力在下工夫。经过了这回文革以后，国际派是彻底垮掉了。”（1967年11月18日致曹艺）
家书之17：“这回李宗仁回国，他的秘书长程思远兄（曹聚仁生前友好，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为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题词：‘学习聚仁先生治学精神，为弘扬中华文化作贡献’。最近又应邀为曹聚仁家乡‘兰溪市聚仁学校’题写了校名。--笔者注）也一同走了，程兄每天替我们（指曹聚仁任总主笔的《正午报》。--笔者注）写的文章，轮到我身上来了！这一来，我就更觉得十分吃力。我是真的老了。”（9月13日致曹艺）
家书之18：“时局不会有大变化，看来还得拖下去呢！”（8月2日致曹艺）
家书之19：“从去年10月底，北京的感受，回到香港后，《南洋商报》的大变动，再加上《循环日报》（1959年10月创刊，党和政府在海外宣传的外围报纸，属侨务委员会廖承志领导，在香港，原由新华社香港分社负责指导，后孟秋江到港任《文汇报》社社长，《循环日报》与《晶报》同受孟秋江领导。曹聚仁任该报总主笔。--笔者注）的苦撑，我心中十分不安适。”（8月19日致王春翠）
家书之20：“我4次回国，都是在北京上海打圈子，也是无可奈何的。希望公事办好了，能够在国内好好旅行一下。在公事未办好前，只好一人往来的。这道理，你当然明白的。”（3月14日下午致王春翠）
家书之21：“我还没定那一天回上海去，这是不能由我作主的。织云（曹聚仁夫人邓珂云，解放后一直居上海。--笔者注）只希望我整年在上海，不要离开她，公事也不管了。可是，怎能不管公事呢！”（2月25日夜9时致曹艺）
家书之22：“世局一直在动荡，我的身体也支不住出远门，那边（指台湾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笔者注）也只是拖一天是一天，做养媳妇不如做婆婆也。我们也不能想得太天真的。”（12月29日致曹艺）
家书 之23：“我，定于7月17日北行，18日飞北京。”（1959年7月11日致曹艺）
家书之24：“我们到了沈阳，接京中通知，便停止旅顺大连的旅行，今午回到北京，仍住新侨饭店395号。新侨变成我的外婆家了。”（9月9日致曹艺）
家书之25：“我最近很忙，本来26日回广州，因为那边（指台湾方面。--笔者注）要我留在香港，就迟延下来了。”（9月24日致曹艺）
家书之26：“我大约要秋天才北归，因为，那方面要我等着照（应，原无，笔者补）呢！”（7月1日致曹艺）
家书之27：“今日下午，我又到广州，明天飞北京，在京究竟住几天？还无从知道。我预定月底回港，能否过上海？还不可知。政治，多少带点技术，就看谁的水平高。织云在这一回，当然看不远，有时有点担心的。”（10月10日致曹艺）
家书之28：“世局，似乎不很好，并不如我们先前所理想的。我也只能如此尽力而已。”（7月2日致曹艺）
家书之29：“对世局的看法很多，总而言之，是力的抗衡，自己没有力量，什么话都不必说了。好在今日的中国，站得住，抬得起头来！”（4月26日下午致曹艺）
家书之30：“我已到了北京了，住新侨377号。这回在京不会住得很久，公事一了，即南行。”（1958年8月21日致曹艺）
家书之31：“本来，我以为我进行那件事，一定会顺利的，可是国际情形，真是风云变幻无常，他们（指台湾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笔者注）的幻想很多，也就拖着拖着，一直到现在，还是阴晴难定。本来，我总想那件事办好了，和妈妈回乡一趟，了了她的心愿，而今当然成为虚愿了。我还替妈妈买了一副助听器呢！那边的想法，当然和你的想法不相同，所以有时不可太天真。妈妈和翠（曹聚仁原配夫人王春翠。--笔者注），当然想不到这样远的。”（1月8日夜致曹艺）
家书之32：“国际局势十分复杂，而中苏关系带来的麻烦更多。那边也不一定如你所想，因为，这一线并未断过，北京也叫我留在香港等接洽。这十年中，那边并未有什么动作，这就是我的力量了。”（5月24日致曹艺）
家书之33：“在你们猜想以外，我到今天还没动身呢！最主要的原因，是公事未办好，不能不等着那边的消息的。”（3月25日致曹艺）
家书之34：“世局变化大极了，我只要等北京的指示，一点不敢自作主张。那边也是发寒热病，挨得一天是一天，我们不可想得太天真。中苏关系会如此演变，也是始料不及的。”（4月19日致曹艺）
家书之35：“那件事在顺利与不顺利之间，看来还有待时日，我只是尽最大的努力，结果如何，看((（两字模糊，难以辨清。--笔者注。）了。”（8月13日致曹艺）
家书之36：“那件事，因为世局变化太大，还没有结果，也只能是到那里是那里的了。”（10月4日致曹艺）
家书之37：“最近，澳门闹了大乱子，北京似乎还不准备解放它，还会拖几年吧！我为了养病，准备移住澳门去，实在太烦杂了。我的工作情况，你是明白的，一直替国家在做事，你可以对儿女们说一说的。我的书，都是对海外的宣传，当然不能合国内尺度。但即如这么写，南洋许多地方都不能去。我的书，在海外颇有作用的。
国内的情势，我们也时常听报告，所得深浅不同。但，从我的工作说，由于中苏矛盾表面化，那就困难重重了。不过，北京要我一直留在这儿，等下去，只好这么等了。（1965年12月22日致曹艺）
家书之38：“我的工作，绝对保密。他们要知道，（指批斗曹艺先生的那些人。--笔者注）就问周总理去好了，这是总理吩咐我的。”（1966年7月22日致曹艺）
家书之39：“我倒要问一句，难道我写了一本混帐的书，也要你负责不成，我的书，都是和大公、文汇一样，对外宣传的书，并不内销，和你又有什么相干？难道宋美龄的话，宋庆龄也得负责吗？我自己只要对部中（指中央调查部或中央统战部。--笔者注）交待，和别人绝不相干的。”（2月29日致曹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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