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聚仁
1900年6月26日曹聚仁诞生于浙江浦江蒋畈村（今属兰溪市墩头镇），
   1972年7月23日在澳门镜湖医院走完了他最后的人生。这位曾经在20世纪中国文坛、报坛、学界叱咤风云的人物，22岁便准确笔录了章太炎的国学演讲，后整理成书《国学概论》出版；20多岁，以中等师范生的学历，走上复旦、暨南等大学的讲坛，成为名教授；30年代初主编《涛声》、《芒种》，鲁迅主动投稿支持，名闻上海滩；1935年，他力主抗日，与邹韬奋、沈钧儒、李公朴等成为抗日救国会的十一名委员之一；抗战爆发，脱下长衫，投笔从戎，首报台儿庄大捷和首次海外报道“皖南事变”真相，成为抗战名记者之一；蒋经国在江西赣南时曾邀其创办《正气日报》，任总编辑，该报当时成为东南三大报之一；1950年他又只身赴港写作，之后又频频北行，成为中南海毛泽东、周恩来的座上宾，台湾蒋介石、蒋经国父子也秘密邀其“畅谈”；夏衍称他为第一个在海外华文报纸上为新中国系统地作爱国主义宣传的海外记者；是他首次向海外传递出国共可以第三次合作的信息，是他于1958年向海外报道金门炮战的独家重大新闻；曹聚仁与鲁迅周氏兄弟同为知契的朋友。曹聚仁一生与书为伍，笔耕不辍，留下80余种著作，4000万言的文字，这是他留给后人的不朽丰碑！“谜样的人物”曹聚仁，经过岁月老人拂去其神秘的面纱，从历史的后台，一步步向我们走来。
    今年（1999年）12月20日澳门即将回归祖国，作为27年前在澳门逝世的曹聚仁也日益引起世人的关注。在原国务院副秘书长兼总理办公室主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童小鹏等推荐下，笔者就曹聚仁先生曾为两岸和平统一事业奔波及其在澳门逝世前后的有关情况，于1999年7月5日下午4点至6点，在北京采访了原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兼总理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他是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接见曹聚仁时负责接待工作的当事人之一。罗青长说，周恩来总理生前曾为曹聚仁盖棺论定：“爱国人士”，并亲拟曹聚仁墓碑碑文：“爱国人士曹聚仁先生之墓”，委托当时香港大公报社社长费彝民在澳门为曹聚仁举行公祭，并将其骨灰运回大陆曹聚仁家乡浙江兰溪安葬，让他叶落归根。（据笔者所知，曹聚仁先生骨灰并未在家乡安葬，1998年7月23日在有关部门重视下，始安葬在上海青浦福寿园）
    罗老告诉笔者，曹聚仁是通过费彝民介绍来大陆采访的。在我的印象中，曹聚仁对毛泽东十分佩服，与周总理、陈毅副总理都很谈得来。在1955年万隆会议之后，1956年周恩来总理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提出解放台湾有两种方式，一是武力方式，一是和平方式，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在这种情形下，曹聚仁于1956年7月来到北京，周总理很重视曹聚仁，就建议让毛泽东主席接见曹聚仁一次，目的是将我们的对台政策通过曹聚仁传给台湾当局，台湾当局主要是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和陈诚三个人。我们知道曹聚仁与蒋经国过从甚密，曾为他办过《正气日报》，并做过蒋经国孩子的家庭教师。毛主席十分重视曹聚仁，当时毛主席讲政治性“试探气球”。1958年8．23金门炮战前几天，毛泽东主席接见了曹聚仁，将金门炮战的底细，主要是打给美国人看的，以避免美国人插手使台湾划海峡而治，让曹聚仁设法传递给蒋氏父子。曹聚仁也答应将消息传给蒋经国。周总理和我们也等着曹先生把消息传递给台湾。当时曹聚仁可能没有与蒋经国直接联系上，或者出于别的什么原因，但他为了执行毛主席交给的特殊任务，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后来在新加坡《南洋商报》以记者“郭宗羲”的名义，发表了金门炮战的消息。周总理对此事有些不满意，当时周总理十分重视保密工作。1956年曹聚仁初来北京，也是毛主席建议，让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在颐和园请他吃饭。当时曹聚仁有写给我们的报告，说他于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与蒋经国见面，写得很详细。我作为主管，对此也有些怀疑。罗老说，当时曹聚仁来北京居住新侨饭店及外出参观采访，都是我具体安排的。当时中央对台工作十分重视，专门成立了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是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直接负责的，具体的事务性工作由我负责。对台湾问题是非常保密的，而且再三再四谈到这个问题，我也与曹聚仁谈过。他回香港后，连篇累牍地将去台湾和蒋经国见面的经过、怎么谈的内容用复写纸写成报告向我们汇报。曹聚仁1956年初来北京时，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和主管统战工作的徐冰部长都对他很重视，认为他是台湾当局派来刺探、了解我们对台政策底细的，而且我们在香港指定联系人为大公报社社长费彝民与他联系。我们对曹聚仁这位老朋友，以及他的老朋友马树礼、宦乡都很熟悉。我与曹聚仁也常见面。台湾当局一方面想摸清共产党的底，另一方面又怕被别人知道。当时不是曹聚仁的原因，而是蒋氏父子不可能让曹聚仁，也不可能让任何人公开插手，不留文字，这种心理状态是可以肯定的，蒋氏父子心胸很狭窄。曹聚仁为两岸和平统一事业奔波的“爱国人士”，是完全可以肯定的。
   当笔者请罗老谈谈曹聚仁在澳门逝世前后的情况。他说，曹聚仁先生在香港、澳门生活比较清苦，后来患了癌症，委托费彝民照顾曹聚仁，也是周总理的意见。中央对曹聚仁先生的生活，从经济上也给予了一些帮助。我和周总理都知道曹聚仁的病情，让他定居澳门养病、治病，也是周总理的决定，认为在香港特务比较多，在澳门可进可退，当时澳门的知名人士何贤、马万祺，都是全国人大代表或是政协委员，常来北京。当时曹聚仁住院的澳门镜湖医院院长为柯灵，与著名老作家柯灵是同名同姓，三十年代的老党员。根据周总理的意见，我具体安排邓珂云去澳门照料病重的曹聚仁。曹聚仁逝世后，又及时安排曹聚仁女儿曹雷、儿子曹景行去奔丧。周总理安排曹聚仁的家属去澳门照料和奔丧送别，很不简单，当时去港澳很不容易，费了很大的周折。曹聚仁在澳门逝世后，周总理委托费彝民主持公祭，有关悼词和曹聚仁家属的答谢词，都经周总理过目同意，突出曹聚仁在解放后，曾从事爱国工作，有所贡献。在我的记忆中，在曹聚仁家乡曾经立过一个不太大的墓，墓碑是由我主管的，墓碑碑文是周总理定稿的。周总理当时说，曹聚仁盖棺论定，称得上是“爱国人士”，并亲自为其墓碑拟写碑文：“爱国人士曹聚仁先生之墓”，认为曹聚仁生前为两岸和平统一事业而羁留港澳，未能回到大陆，应将其骨灰送到他家乡浙江兰溪安葬，让他叶落归根。曹聚仁先生的一些资料，出于保密原因，还被存放在国家有关部门的档案馆中。
罗老最后说，曹先生走了爱国之路，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 陈毅副总理都希望曹先生在两岸关系上有所作为，但由于各种原因，包括蒋介石他们只想了解共产党对台的底细，没有诚意，也不愿声张，因此曹聚仁的努力没有成功，是他力所不能及，最后在澳门善终，为两岸和平统一大业贡献了毕生精力，这种爱国精神是值得肯定的。周总理在当时肯定曹聚仁是“爱国人士”，这很不容易，当时还是文革中期，周总理自己的处境也很艰难。
      在采访即将结束时，罗老还建议有关部门能为明年举行的爱国人士、现代著名作家、学者、记者曹聚仁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作些具体安排，以弘扬其学术成果和爱国精神。
（原载1999年7月28日《中华读书报》，笔者作了个别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