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曹聚仁致蒋介石父子的书信和谈话记录
曹艺先生还将他的胞兄曹聚仁生前寄给他保存的重要书信底稿委托笔者整理发表。这些书面报告和谈话，写于 1957年7月－1958年1月半年之中，应该说，这仅是他介入两岸和谈工作资料中的一小部分，仅从这一小部分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出曹聚仁确实为两岸和谈做了大量的工作。以下的部分标题和括号内的按语为曹艺女儿曹景滇所加。
聚仁为国家民族才来奔走拉拢
“7月19日报告：聚仁此次以5月5日北行，遵命看了一些地方，本月14日方回香港，先后两个半月。这一段时期，有着这么重大的政治变化，也不知尊处意向有什么变动？我的报告是否还有必要？因此，我只写了一封简短的信，向钧座报告，我已经回来就是了。
目前，国际情势如此复杂，聚仁殊不愿做任何方面的政治工具，我个人只是道义上替台从奔走其事，最高方面如无意走向这一解决国是的途径，似乎也不必聚仁再来多事了。诵于右任先生读史诗：“无聊豫让酬知己，多事严光认故人”之句，为之惘然。依聚仁这两个多月在大陆所见所闻，一般情况比去年秋冬间所见的更有进步，秩序也更安定些。聚仁所可奉告台座者，6月13日，我和朋友们同在汉口，晚间且在武昌看川剧演出，社会秩序一点也没有混乱过，海外误传，万不可信。聚仁期待台座早日派员和聚仁到大陆去广泛游历一番，看实情如何？千勿轻信香港马路政客的欺世浮辞。（曹聚仁要求蒋氏父子派亲信与其同去大陆广泛游历，以证实情，说明曹自知并非蒋的亲信也。）
周氏再三嘱聚仁转告台座，尊处千勿因为有什么风吹草动，就意志动摇，改变了原定的计划。以聚仁所了解，最高方面千勿认为时间因素对台方有利，这一因素对双方同样有利，或许对大陆比台方更有利些，聚仁为了国家民族才来奔走拉拢，既非替中共作缓兵之计，也不想替台方延长政治生命。说老实话，中共当局不独以诚恳态度对我，也耐着性子等待你们的决定，希望最高方面在不必弄机谋时玩权术，要看得远一点才是。（此句软中带硬，一针见血地指出蒋氏惯会弄机谋时玩权术。）
聚仁回港以后，看了最高方面所刊印的《苏俄与中国》，实在有些不快意。这一类书，聚仁不相信会有什么特殊效果。但刊印的时期并不适当，北京方面的反映如何？我还不曾知道。为了彼此信赖的好基础，似乎应该把不必要的芥蒂消除掉。
北京方面的朋友，嘱聚仁奉候起居！”
7月23日下午接Ｗ兄（据罗青长、徐淡庐、曹守三等回忆说，Ｗ兄为蒋经国赣南新政时亲信王济慈，与曹聚仁也十分相熟）电话“Ｇ公嘱兄耐性，我即来港面谈。”（Ｇ公指蒋经国，Ｗ兄为蒋派员。）
时不我与，我们应该共同去建设
“7月27日报告
甲前词
聚仁在综合报导之前，且把几个要点先说一说：（１）日前闻夏威将军曾语梁升俊君（前李宗仁秘书）劝其勿再轻举妄动。夏氏之意，‘我们都是担当过责任的人，处可有为之地，可有为之时，我们并无所作为，而今他们短期间就把这么大的国家弄好来了，我们应该自渐不如，不应该再作阻碍、扰乱视听的言动。’（指蒋李斗争内幕而言）。这一种态度，乃是聚仁所采取的态度。聚仁相信中共在农村问题上碰到一些困难，农民生活虽在逐步改善，却还不容易符合理想。我们不能旁观冷笑，应该考虑到这些问题放在我们手中将如何去处理。我不相信我们会比中共当局更有办法。目前，一切只能就中共已有的建国基础上去做，不必另起炉灶。聚仁反对再革命的一切打算，时不我与，我们应该共同去建设。（曹先引用夏威将军的话，以第三者的语言客观地阐明道理，再阐明自己的态度和观点，其用心良苦。）
（２）聚仁已经把《苏俄与中国》读完了，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要写这么多文字。依美国方面所刊有关苏俄外交政策（包括远东政策在内）小册子看来，似乎华盛顿外交当局并非懵然无所知。因此这一巨册分量虽多，并无新义。再则,对于孙总理的外交政策的继续与批判，颇难自圆其说。（美国国务院所发表的白皮书，早已论及此事）。这一巨册，在美国的反映并不如预期，台座必有所知。[对蒋出版《苏俄与中国》这一巨册，只有曹聚仁这个‘无冕皇帝’敢批评。他在这儿说的还算客气，在《北行三语》上更直言不讳：‘但，自许为孙中山的信徒，独对于这位政治领袖所手定的国策，表示反对，那又何必说是他的信徒呢？所以，我就指明孙中山的信徒，都不应该反共反苏；否则便是违背了他的遗训。（我们从孙中山遗训中，找不出反共反苏的根据来）’《北行三语》331页]聚仁再三提及中共与苏联合作无间，但只是大前提的步调一致，中共的军政方针绝对不受莫斯科的支配。聚仁认为中共外交政策绝对正确。（在苏联是老大哥时代，曹已看出中共的独立自主性。）最高方面，胜利初期，也未始不想走莫斯科路线，台座也是执行这政策之一人。只因最高方面要弄点权谋，脚踏两头船，所以摔下来了。今日，北京与莫斯科乃是密切的好友，和往年情势大不相同了。（曹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和平解放台湾’乃两利之‘自求多福’途径
（３）依聚仁的推断，台方军事反攻大陆，中共军事解放台湾，其结果是相同的，因为，诉之于军事，台方军防即全部解决，甚至消灭，乃是无疑的，这是实力问题，并非聚仁危言耸听。只有和平解放台湾，台座才有政治新机，中共也可加强建设力量。此乃两利之‘自求多福’途径，不可交臂失之，聚仁离京时，经文白兄（指张治中）送之于车站，郑重相嘱‘好自为之’！此语对聚仁没有多大关系，最多放下手来，不再多事就是了，为台座着想，倒是一生成败关头，不可不留意的。（陈之以利害关系，然后晓知以理，最后站在为对方着想的立场上，正言相告。）
‘美庐’依然如旧 溪口花草无恙
庐山及溪口近况
乙、聚仁此次游历东南各地，在庐山住一星期，又在杭州住四日，往返萧山、绍兴、奉化、宁波凡两日，尊嘱有关各处都已拍摄照片，随函奉上全份（各三张），乞检。（曹当年确受蒋氏父子之嘱托，在奉化溪口、庐山‘美庐’拍摄了一些照片）
庐山已从九江到牯岭街市区筑成汽车路，大小型汽车均可直达。（轿子已全部废去）约一小时可到，牯岭为中心，连缀庐山北部西部各胜地（以中部为主）已建设为疗养地区。平日约有住民七千人，暑期增至三万人，美庐依然如旧，中央训练团大礼堂，今为庐山大厦，都是山中游客文化娱乐场所。这一广大地区，自成一体系，聚仁私见，认为庐山胜景与人民共享，也是天下为公之至意。最高方面当不至有介于怀。庐山南部，以海会寺为中心，连缀到的白鹿洞、栖贤寺、归宗寺，这一广大地区，正可作老人优游山林、终老怡养之地。来日国宾驻马星子，出入可由鄱阳湖畔，军舰或水上飞机，停泊湖面，无论南往南昌，北归湖口，东下金陵都很便利。聚仁郑重奉达：牯岭已成为人民生活地区，台座应当为人民留一地步。台从由台归省，仍可住美庐，又作别论。
美庐内外景物，依然如旧。前年，宋庆龄先生上山休息，曾在庐中小住。近又在整理修葺，盖亦期待台从或有意于游山，当局扫榻以待，此意亦当奉陈。（曹对庐山描写特细，力劝老蒋隐退庐山。）
溪口市况，比过去还繁荣一点，我所说的‘过去’，乃是说1946冬天的情形（战时有一时期，特殊繁荣，那是不足为凭的。）武岭学校本身，乃是干部训练团。农院部分，由国营农场主持，中小学部分另外设立。在聚仁心目中，这一切都是
继承旧时文化体系而来，大体如旧。至尊院落庭园，整洁如旧，足证当局维难保全之至意。聚仁曾经谒蒋母墓园及毛夫人墓地，如照片所见，足慰老人之心。聚仁往访溪口，原非地方当局所及知，所以溪口区政府一切也没有准备。（画龙点睛之笔）政治上相反相成之理甚明，一切恩仇，可付脑后，聚仁知老人谋国惠民，此等处自必坦然置之也。惟国际情势未定，
留奉化不如住庐山，请仔细酌定。
介孚公的幼子，终于一事无成
丙、大陆情势之推断
聚仁在大陆各地旅行，时常警惕自己，勿拘之于成见，因而迷失了真实的面貌，常自己假定为台从亲自访问祖国，设想对若干问题应作如何看法？若干问题，并非中共所要引起，所必须应付的，事实上，也早在台从面前发生，当年也那么焦虑的。我到了绍兴，看了鲁迅故居，就想起鲁迅祖父介孚公对鲁迅的态度与对他自己幼子的态度的差别。鲁迅在学校用功读书成绩考到第二，介孚公怪他为什么不考第一，至于那宠爱的幼子，年年榜尾，介孚公大喜，说他毕竟还留在榜尾。今日海外人士，颇像那位介孚公，对中共就怪他为什么不考第一，对台湾，却大赞其留榜尾。台从细想之，当必失笑不已。但鲁迅毕竟成了大作家，而介孚公的幼子，终于一事无成，其后果可发人深省也！（举例恰当，以一例笑驳海外谬论，最后还点一句，重言轻说。）
政治与经济相为表里的大成就
中共政权建立后，最可赞许的，乃是国家财政之充裕，与民生经济之稳定，这从人民币之深入乡间与物价的保持平稳，可以知其底盘。依聚仁推断，七年来一般物价之稳定，乃其后果，而人民币深入乡村，取得农民的普遍信赖，则其主因。在大小城市中，人民对储蓄所养成的信赖心，以及政府发行公债获得人民支持的新信念，这都是政治与经济相为表里的大成就。（无论城乡不再存在物物交换或金银交换的特殊经济市场，这是三十年来所未有的经济统一局面，较之军事性统一，政治性统一尤为不易）。台从该记得一九四八年秋天，那是金元券发行后第三个月，一夕（那天是八月十七日）聚仁与台从相对黯然无言，远闻观潮专车隆隆驶过，台从叹息而起，其之明日，‘八•一九’防线终于解体。有此失败经验，当知中共经济作战之不易，未可等闲视之。（对经济的分析，入情入理，且举一反三。）
中共政权获得人民支持的程度
中共政权获得人民支持至如何程度？聚仁尚无法提出民意测验的统计数字。但毛主席、周总理的威望，还在胜利的初期老人所得万众拥戴之上，这一份威望足以弥补中共本身的缺点而有余。全国人民对政府不无怨言，但人民都相信毛主席周总理关心他们的生活，一时的困难与错误，毛主席一定会有办法的。聚仁是倾向唯物史观的，但‘人’的条件，在宗法、封建社会还是很重要的。台从当年在赣南，人民同样有怨言，但他们对于专员大公无私的信赖，却是坚定的，至于中共政权在城市中获得小市民与工人的普遍支持，那是前所未有的。中共政权实际乃是小市民所支持的政权，工农两阶级乃是中共请出来的陪客。七年来，工人阶级的自觉心理，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产生领导政权的人物，我也不必作过早的推测。
中国的传统政治，乃是‘宰相─绅士’的联合政治，天子与宰相合拍，绅士与人民合作，则天下治，天子与宰相离心，人民与绅士离心则天下乱，这是半无为政治。从‘天子’与‘人民’说，那是无为的，而从宰相与绅士说，则是有为的，今日中共的政治乃是以政党代替‘宰相─绅士’治天下的政治，从无为政治转到有为政治，那当然要看干部的素质。今日各级上下干部，当在1800万人上下，这其间的政治认识、工作能力、知识水准，当然未能完全合乎标准，会有种种偏差的。当年赣南行新政，政风一变，干部之中确有廉洁自好、奉公守法之士，几位追随台从的朋友，也真有公而忘私的贞介之人，可见风尚转变，影响人心，十分重要，今日中共当局，持法不免过严，生活却十分清苦，做到了大夫无私财的标准。干部之中，或有贪污的新事也不时在洗扫，虽未能十分干净，至少七八分是干净的。人民对毛周看法或有不同，决没人说他们有过私人的财产。他们确乎先天下之忧而忧，虽不能后天下之乐而乐，至少是和天下之乐相先后。聚仁认为中共当局也是有血有肉的活人，不能期望他们是圣人，正如当年赣南人不应该期望台从是圣人。一般干部生活过得好一点也是应该的。我不相信台从会走甘地的路，也不必希望中共变成甘地的信徒的（当年，追随台从的干部，其廉介自守的，后来都生活困难，这是若干干部所以离心的因素之一。）
至说一般农民生活情况如何，聚仁相信台从一定可以了解中共执政后所改善的实际进度。有一回，台从在三年计划完成后作综合性报告，提到一个农家所有的几双筷子、几只碗、几双鞋子、几双袜子、几床被头的事。农村生活的改进，只能从此小事上去看，不能希望在七年短期中，变成现代化的生活。聚仁认为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以前，农民只能过十九世纪初期的生活（即太平军初平定的生活。）也只有逐渐改变农民生活，才会有享受现代化生活的可能。当一个5亿农民家
(责任编辑：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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