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驳《关于曹聚仁研究的几点意见》及其相关报道
曹聚仁女儿曹雷说起来，也是电影艺术界的一位名人，且是上海市政协委员，也是60岁的人。她为何会那么轻信“文痞”徐某的煽动挑拨，抛出《关于曹聚仁研究的若干意见》这样不负责的言论，且通过媒体和她的熟人，甚至如“文痞”徐某广为传播，以封杀掉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而后快，笔者实在想不出曹雷是处于何种目的。笔者实在对曹雷失望，甚至有些愤怒了。曹雷的这篇大作，已刊登在《解放日报》（1999年7月2日），1999年6月17日，曹雷也委托香港《亚洲周刊》记者江汛将她的那篇文章以记者采访的名义，以《曹聚仁女儿曹雷接受记者采访时呼吁--立即停止“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的募捐活动》为题，在《文学报》头版显要位置刊登。徐某也以他花了不少口舌催生的曹雷这篇文章写了《“中国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搅得曹聚仁地下不安宁》等，这次徐某又不忘将曹雷这篇大作作为压轴，定然可以将笔者置于难以翻身的“骗子”而得意忘形了吧。且慢，笔者对曹雷这篇大作，由于种种原因，一直保持沉默与克制，想不到徐某老是借曹雷的文章做文章，这是不是徐某的“挂羊头，卖狗肉”呢？笔者以为，还是是的。曹雷在这篇文章的开头就说：“去年（指1999年。--笔者注），北京方面有消息来（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在北京成立的消息在北京成立，是笔者于1998年7月亲自到曹雷家告诉她的，那次曹雷很忙，但还是热情接见了笔者，并合影留念。笔者在此仍要万分感激她的信任和支持。--笔者注）说是成立了一个‘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一年来，‘中心’不断给我寄来剪报的复印件，并要求我向‘中心’赠送曹聚仁的著作。当时我曾寄赠过一些书籍，有一些书我手边没有了，也曾寄过５００元，请他们自己去买，以表示对青年学生研究热情的一点支持。后来在一些报刊上不时看到以‘中心’名义发表的一些消息，但对于这个‘中心’的具体组织情况，我始终不了解。我只知道这个‘中心’的主任姓柳，原是浙江浦江县图书馆的一名工作人员，据他说，他现在北京一个大学中文系自费进修。一切都是他和我联系的，至今，我都不清楚除他之外还有什么人在做这个‘中心’的工作。”在这里，笔者必须简单介绍一下与曹雷的交往。最初与曹雷的通信始于1994年，当时笔者在家乡发起成立了曹聚仁研究会。不久，笔者由浦江县委宣传部聘请到浦江图书馆工作，专门负责曹聚仁资料馆的筹备工作，那时笔者也常与曹雷通信和打电话。95年元旦前不久，笔者受浦江县委宣传部委派到南京接受曹聚仁胞弟曹艺向家乡曹聚仁资料馆捐赠2000余册图书和220封曹聚仁书信原稿时，曾便道到上海南京西路曹雷家中拜访曹雷，那次我们相谈甚洽，笔者仍保留着与曹雷及其家人的合影。为了布置纪念曹聚仁诞辰95周年生平事迹展览，曹雷将她保存的珍贵的30余张曹聚仁照片借给曹聚仁资料馆翻拍，笔者至今仍十分感激曹雷的帮助。96年3月，笔者到北大中文系进修，仍与曹雷保持着书信联系。特别是98年7月，笔者在有关部门支持下，发起成立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在成立之前，笔者通电话和书信都取得了曹聚仁胞弟曹艺、曹雷及曹聚仁继子曹景辉的支持。为了慎重之见，笔者于7月份还专程到南京和上海向曹艺与曹雷两位最主要的曹聚仁亲属汇报笔者的筹备过程以及今后的打算，包括遇到的困难，都是十分坦率与真诚的。如在98年5月5日曹雷给笔者的一封回信说：“接来信，得知你在北京学习，条件十分艰苦，还热衷于搜集研究曹聚仁的文字作品，很是感动。你寄来的胡考画的《西厢记》（曹聚仁撰文。--笔者注）我以前从未看过，也不知有这样一本书，十分感谢。倒是收到这本复印本以后不久，山东画报社的编辑遇到我，说他们打算接着《老照片》这套书以后，要出一套《老漫画》，以把胡考的这套漫画列入了出版计划。如果我没收到你寄来的这复印本，还真不知那位编辑说的是什么呢。”“在家乡搞纪念馆、陈列馆，并不是很现实的事。首先，让小地方用很多经费在这没有多大收益的事情上，是不可能的。建这些馆要房子，要设备，要管理人员，没有好的设备条件，书籍、文稿、实物都要坏掉的，劳民伤财的事做了无益，不如不做。再说，家乡也不可能投入很多人力来做一个文人的研究工作，靠研究我父亲吃饭的人是要喝西北风的。”（在这里，曹雷就不赞成在家乡建纪念馆，但诸如鲁迅、茅盾、沈从文等文学家的故居难道不都是保护的好好的吗？曹雷对家乡的感情比较淡漠，可能与曹聚仁原配夫人王春翠在故居终老有些关系。再说，在100年前，曹雷的祖父尚能以一介布衣而倾家办起远近闻名的育才学堂，培养了如她父亲曹聚仁、叔叔曹艺等多位文化名人，不就是在那穷乡僻壤开创的伟业吗？为此，笔者也多次去信，希望曹雷应接过父辈的接力棒，将育才的“蒋畈精神”发扬广大呢！但曹雷往往对此避而不谈。--笔者注）“如果北京有关部门支持搞研究，也有大学或搞文学研究的人来做这事。我当然不会反对。”“便中请告知张炎芳女士（周作人儿媳，曹聚仁研究会顾问，很是支持笔者曹聚仁研究。笔者很快回信将张女士的联系地址和电话告诉曹雷。--笔者注）”“与张恨水先生的合影，我本来也没有。谢谢你留心翻拍给我，不知在哪里找到的？”（此照片原为曹聚仁从香港寄给原配夫人王春翠保存的。曹雷也许对此有些避讳的。笔者在曹雷编选的10多种曹聚仁著作中，用的多是她和她妈妈与曹聚仁的合影，在“史家”曹聚仁的观点来看，也是有失公允的。希望在以后出版的曹聚仁著作中，希望放上一张王春翠的照片，如果曹雷没有王春翠与曹聚仁合影的话，笔者可以提供。在此，笔者也算是对曹雷的一个小小建议吧。--笔者注）曹雷接着在大文中写到：“曹雷在文中发出怀疑和质问：“不知为什么，这个‘中心’的声势被造得很大，有些领导人、作家、知名人士为他题词，甚至慷慨捐款。事后我从有些人那里得知，他们对这个‘中心’其实也不很了解，只是出于对曹聚仁的情谊，或对年轻学生的支持，才动笔或解囊。《曹聚仁研究》竟未经我同意，擅自宣布曹雷为所谓‘特聘中心主任’之一。这不能不引起我的怀疑：如此敛钱的目的是什么?有没有健全的财务管理?被宣布为‘名誉主任’和１９位‘特聘中心主任’，是否弄清了事情缘由，履行过必要手续呢?是否也像我一样，被强加了莫名其妙的头衔呢?”（笔者在此郑重声名，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至今为止没有聘请过曹雷担任过‘特聘中心主任’，也未在任何媒体和材料上宣布她为本中心“特聘中心主任”。在99年5月，笔者突然收到曹雷给笔者一封十分严肃的回信，收信当天晚上笔者就打电话给曹雷问明原委，似乎她对我呼吁修复曹聚仁故居大动肝火。并强行挂断电话，对笔者也是极其无礼，实在有失曹聚仁女儿的身份吧，难道我主动打电话向你解释也要受到如此的无礼吗？后来笔者再次打电话给她，她仍以看电视节目而拒绝与笔者通话。笔者为了将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办好，可以说忍气吞声，很快于当晚（1999年5月6日）给曹雷去信解释：“但我向您解释的一点，自从上次收到您的信后，我已回过一信，中有‘万分赞成您的一些意见’，关于欲聘大姐为中心特聘主任的想法，在征得您的意见后，我们便打消了这个念头，而且，迄今为止，没有在任何的公开的场合、媒体说过此事。来信中‘在你最近散发的复印小报上，却仍然把我列为所谓特邀主任。海内外人士对此引起了很多误解。”（在这里，要特别写上一句，徐某从中挑拨使曹雷对笔者的误解，证据为1999年6月20日曹雷写给叔叔曹艺的信中写到：“而就在此时，北京有位《羊城晚报》的特约记者给我来电话（也是家乡人），谈了很多关于柳哲此人的真实情况，及在北京的种种的活动，事实上已构成文化诈骗行为（不管她本意如何）。我也就这个谈到关于“修复曹聚仁故居”的事。”“而且报道稿事先没给我看过，文章发表后也没告诉我。”曹雷于1998年5月25日“其实此人在北京既无单位，亦无工作，他的生活就靠这些募来钱维持，还做出许多出格的事。‘修复故居’一事，又是他以此敛财的新招。为此，我也受到不少骚扰。（最大的骚扰者是不是那位借着羊城晚报记者的名义，而做出他那卑鄙无耻的目的呢？曹聚仁的女儿啊，你该清醒一下头脑了。笔者将两年在北大出版社兼职挣的四、五千元钱全投入到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中去不用说，笔者每年自由撰稿得来数千元稿费也投进去也不用说，现在笔者仍借着多位5000朋友多元钱来维持中心（现已批准成立曹聚仁研究会。）的生存与发展，但是笔者作为一名有一定文化知识和政治修养（笔者曾于92年至97年担任共第二届青团金华市委委员，1996年，也曾担任北京大学研究生会宣传部副部长）的年轻人，不至于以骗钱而维生吧！也不至于找不到一份维持生计的工作吧！实话告诉你，笔者为了办好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笔者就拒绝了多位报社的朋友以每月3000多元的工资的邀请，笔者毫不犹豫的婉拒了。笔者知道自己心目中最崇高的是事业，最敬仰的文人便是曹聚仁，为了事业和曹聚仁研究，什么名利皆可舍弃的。否则，近十年了，笔者还不下海挣钱去？！不想多说了，笔者也知道曹雷大姐也是一时听信了徐某的挑拨而对笔者有所误解。写这篇文章也是为了剥下徐某那阴险、卑鄙的“文化嘴脸”而为之，只是希望在一场风雨后，仍是碧空如洗的晴天，为了曹聚仁研究纪念事业，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曹聚仁研究会）仍然需要曹雷大姐在内的所有曹聚仁亲属的支持。这也算是笔者的一点心声吧。如果工作上有什么不周之处，欢迎实事求是的批评！--笔者注）
曹雷在文章的最后说：“希望‘研究中心’立即停止募捐活动，尤其要防止任何人以曹聚仁或曹氏家属的名义，在海内外做一些不恰当的事。”“我们家人与亲属，自会深深纪念他”，曹雷心里不是不明白，曹聚仁的亲属不是她一个人，她代表亲属的名义显然有些以偏概全了吧。她的叔叔曹艺一直是曹聚仁研究会的最大的支持者，担任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名誉主任、曹聚仁研究会名誉会长，她的兄长、曹聚仁继子曹景辉也是曹聚仁研究会的顾问，并且于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刚成立不久，就个人捐款5000元，表示对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的支持。还有曹聚仁的侄女曹景滇、曹聚仁的孙女曹璨等都与笔者保持密切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说，如果没有这么多曹聚仁亲属（开始也包括曹雷，最后曹聚仁研究会也需要有曹雷的支持）的支持，就不可能有曹聚仁研究会的诞生。任何研究会，包括鲁迅研究会、茅盾研究会、老舍研究会等，都是靠国家拨款和向社会募捐的。曹聚仁研究会二年多来，才毫不容易有那么几位对笔者非常理解和支持的有识之士的慷慨捐囊，作为曹聚仁女儿自己不想多赞助一些经费（其实曹聚仁自己一生写下了4000余万字的稿费也足够建立一个曹聚仁研究资金会了。--笔者注），反而到处呼吁“立即停止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募捐活动”（其实笔者从未写募捐信到海外，徐某在他的所谓报道中就如此无中生有呢！--笔者注）
由于徐某的造谣报道和曹雷被徐某挑拨而发表的《关于曹聚仁研究的若干意见》后，某些人（有的是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化名）以此的批评意见，自然都是垃圾，但许多读者不明就里，反而信以为真也是往往可能的。如《中国文化报》化名陈飞写的《 修复名人故居切忌过滥》和《新民晚报》的编辑吴兴人在自己的报纸上发表的《沽名者戒》（1999年7月14日）、《深圳商报》发表的署名“孙涛”写的《可怕的“研究”》等，都是这一类的脚色。吴兴人在最近结集出版的个人作品集《走近焦点》，也不忘收入那立论的根据都是站不住脚的大作《沽名者戒》，那不就成了这位有点名气的杂文家下笔草率的杰作了吗？！笔者在此郑重建议吴兴人先生在再版他的大著时，能够去掉这篇《沽名者戒》，不要辱没了杂文家的美名哦。现将这几篇文章一并抄录在下面，作为由那“著名文化记者”徐某怀着他那不可告人的险恶用心而发生的一连串滑稽戏的压轴吧。细心的读者，仔细看看，自然可以看出这一类文字是谁的杰作了。希望在中国的新闻界不要再出现如徐某这样以新闻从业人员的地位而做出有辱新闻尊严的卑鄙无耻的勾当了。笔者这篇《如此的“文化嘴脸”》，如果承蒙徐某允许，编入他的大著中，也不失是为徐某的一面照妖镜呢！
在这里，笔者还要补上一句，徐某在他的大作的最后，竟然如此无中生有的污蔑笔者；“一位北大博士告诉我，有人拿着与董建华先生的合影进行招摇。他问知情人（知情人不如明说“文痞”徐某人还不更好！--笔者注）：这人是不是骗子？答曰：“不是骗子，是个大骗子。”这简直是莫名其妙！笔者至今仍无缘见到董建华先生，何来与董建华的合影去招摇呢？这是不是徐某的梦话？也许他做梦也想着去巴结权贵呢！笔者实在没有太多的时间对徐某的“客里空”新闻作一一评论和纠误了。一本书中，粗粗一看，便有二三十处错误，还不包括对笔者的造假新闻呢！这与我无关，但我奉劝徐某多花一些时间在事业上，少一些对曾经帮助过你的朋友造谣污蔑，将那些错别字好好去改一改吧！如果徐某诚心愿意请笔者做校对，笔者可以考虑将其错误的地方一一指出来！但还得有一个前提，徐某必须在报纸上公开对笔者道歉！否则，笔者也将套用徐某的一句话：“在此，笔者表示，保留对徐某诉诸法律的权利。”
(责任编辑：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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