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聚仁的北大情缘
柳哲
曹聚仁既非北大教授，也非北大学生，何来北大情缘？这首先得从曹聚仁这个人说起。曹聚仁（1900-1972），中国现代史上一位“谜样的人物”。身兼作家、记者、学者于一身的他，一生写下了4000多万的文字，世人鲜有其匹。他还是一位知名的社会活动家与自由主义的理性批判者。解放后，他在香港为“第三次国共合作”而奔波，搭起了两岸和谈的桥梁，深得国共双方领袖的器重。他早年就读于杭州省立第一师范，毕业后就在“十里洋场”的上海谋生，开始了他长达半个世纪的文学和新闻生涯。曹聚仁与中国学术重镇的北大到底有没有一些关系？这个问题，笔者思索了很久，在查阅了相关资料后，才发现曹聚仁的确与北大有过一段不解的“红楼情缘”。
求学北大梦想破灭
中等师范毕业后的曹聚仁，由于家境贫寒，无法承受昂贵的学费，没敢报考北大。1921年杭州“一师”毕业后，曾投考南京东南高等师范和武昌高等师范，均因故未被录取，曾经叱咤风云的“一师”学生自治会主席的他，一时成了落汤鸡，心情沮丧地流落到上海。幸好得到“一师”时的老师陈望道的援手，他才在上海扎下了根。在陈望道与邵力子的帮助下，他先在浦东川沙县立教书半年，继而在陕西盐商吴怀琛家中做了三年家庭教师。曹聚仁在教书之余，坚持自修古今中外的学问，博览群书，还不时在邵力子主编的《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上发表文章，他开始崭露头角。特别是1922年4月，曹聚仁受邵力子委托，记录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国学演讲，在《觉悟》上连载，翌年结集《国学概论》出版。曹聚仁的记录准确完整，深得章太炎赞许，也因此纳为章门弟子。1923年，曹聚仁与柳亚子等8人发起成立了“新南社”。曹聚仁在上海如鱼得水，但他仍希望有朝一日能进高等学府深造，北大自然是曹聚仁的首选。曹聚仁于1923年7月21日写给北大教授胡适的信中说：“聚仁，浙东金华之无知小儿也，被曾受业于单师不庵之门，以疏懈甚，且困于风尘，遂放佚至今。今夏卒有进北京大学之决计，以故中变；恐人事相迫，终无及门请益之机缘，故敢藉经子渊先生之绍介，而奉书左右，幸鉴其愚而宥之！聚仁非能有所研究者，然不敢自暴弃，终竞竞焉以从事于研究，此鄙陋之本忱也。在目今聚仁所取以为研究者中国儒家学说，愿以十年之功专注于此。然见闻固陋，未审西欧各家哲学，何者至可引为治家之借镜？拟乞先生示我周行者，一也。聚仁端赖工具为之阶进，故研究方法之抉择，乃入门第一步工夫。聚仁以为治中国古代学术，最宜专择一二重要典籍，究其义理，详其训诂，考其典则，然后舍而之他，则困难不生，一切可迎刃而解。而友朋多以为此法事苦而效鲜，不若遍加浏览，志其概略为上。歧途徘徊，何去何从？拟乞先生示我周行者，二也。儒家学说盛行于鲁，至汉初而此风未熄，则其物质环境与社会组织，必与之有重大关系。私意以为治儒家者不当专注于政治状况，于鲁之民族性，与周公之学说，皆当详为考察。此浅陋之见解，未审有当于理否？拟乞先生示我周行者，三也。素昧平生，而有此非分之请求，然亦希冀先生之悯我愚而矜怜之耳！闻贵体违和，至深注念！想湖山胜景，终能以康健佑先生也！附奉五版《国学概论》一册，至乞哂收！太炎先生此次讲演，聚仁终病其琐碎散漫，且意气过重，文、哲两章更不能使人满意。先生以为当否？比来寒暑靡常，诸惟珍摄！聚仁不日将由申返杭，拟晋谒先生，先生亦附允之否？”曹聚仁这封写于70年前的求师胡适之信，在尘封了半个多世纪后，才在遗落大陆的胡适遗札中被发现，揭开了曹聚仁曾向往北大求学的这一历史谜团。曹聚仁通过他“一师”的业师、著名学者单不庵（后也被聘为北大文科教授）的介绍，向胡适求师请益，真是颇费苦心。据笔者所知，曹聚仁最终没有成为胡适的学生，胡适甚至在他的晚年收到曹聚仁的信时，称他为“妄人”。曹聚仁当时有没有得到胡适片言只语的教诲，笔者不得而知，曹聚仁也没有留下这方面的记载。胡适晚年说他从未与曹聚仁交接，也不认识他，显然与事实不符。曹聚仁在《谈胡适--答杜兄》一文中曾谈到：“一九四七年第一回国民代表大会在南京集会时，胡适邀我到北极阁中央研究院，我问他为什么不出来组政党，实现你的民主政治的理想。他还是用了回答罗敦伟的话对我说：‘一个民主国家，也需要几个不参加党派的公民的。’”曹聚仁在另一文《胡适与“水经注公案”》中写到“过了十年，胡适邀我在南京中央研究院闲谈，他一开口就说：‘你是否又带了清单来了。’我说到‘水经注公案’的事，他摇摇头说‘难、难、难！’“曹聚仁在1931年8月创办的《涛声》，曾出了“批判胡适专号”，对胡适的崇洋媚外的学阀态度作了无情的批判，笔者认为在当时外强入侵，民不聊生的时代，认为曹聚仁的批判还是很有见地的。当然，曹聚仁评价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时曾写到：“那一时期，实际领导中国新文学的，乃是胡适。”“他是五四运动以后，在散文上最有成就的一个人。”曹聚仁非常推崇胡适的学问，可惜他们一生终无师生缘。
亦师亦友周氏兄弟
鲁迅与周作人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更是北大历史上最为知名的北大教授。钱理群在《曹聚仁与周作人》一文中曾谈到“‘曹聚仁与周氏兄弟的关系’，将给人们提供一个理解曹聚仁思想、学术以致性格的复杂性与丰富性的极好视角。” 笔者很赞同钱理群的这一看法，同时笔者还要补充一句，从曹聚仁与周氏兄弟的关系，还是我们考察北大精神的一个切入点呢！曹聚仁在五四运动时，他已是杭州“一师”的学生领袖，他是浙江新文化运动的积极推动者，《新青年》的文章滋养了曹聚仁，周氏兄弟已然成为曹聚仁推崇的对象。据曹聚仁的回忆，曹聚仁与鲁迅最初的见面，是在1927年12月21日，地点在上海的暨南大学。当时鲁迅应暨南大学邀请，到该校演讲，正在暨南任教的曹聚仁为之笔录，整理成《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在《新闻报》副刊《学海》上发表，后收入《鲁迅全集》。之后，曹聚仁与鲁迅的交往便逐渐多起来，据《鲁迅日记》记载，鲁迅写给曹聚仁的书信就达43封，最后收入《鲁迅全集》的就有25封。1931年8月22日，曹聚仁主编的《涛声》在上海创刊，鲁迅匿名寄来《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作为支持。《涛声》创刊二周年，鲁迅寄来《祝涛声》，称赞曹聚仁“赤膊打仗，拼死拼活”的精神。鲁迅发表在《涛声》上的文章还有《“蜜蜂”与“蜜”》、《悼丁君》、《〈守常全集〉题记》等。特别是《〈守常全集〉题记》一文，更是周氏兄弟失和以后的又一次合作。当时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周作人为了纪念李大钊，写信给曹聚仁请代为联系出版。为了更快出版李大钊全集，曹聚仁邀约鲁迅、蔡元培等人为之作序。鲁迅欣然应命，写了《〈守常全集〉题记》在《涛声》上发表。鲁迅不幸于1936年病逝，曹聚仁并未忘怀鲁迅，他与夫人邓珂云编选了《鲁迅手册》作为纪念。解放后，曹聚仁在香港从事新闻与写作，他并未停止对鲁迅的研究，于1956年完成了《鲁迅评传》，1967年又编著出版了《鲁迅年谱》。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曹聚仁所写的《鲁迅评传》，是将鲁迅描画成有血有肉的人的，他反对把鲁迅神话，这一点更值得钦佩。周作人在读了曹聚仁的《鲁迅评传》后写信给他说：“《鲁迅评传》，现在重读一过，觉得很有兴味，与一般的单调书不同，其中特见尤为不少，以谈文艺观与政治观尤佳，云其意见根本是‘虚无主义’的，正是十分正确。因为尊著不当他是‘神’看待，所以能够如此。”曹聚仁一生完成了鲁迅研究的“三步曲”，总算完成了他的一个宿愿，对得起九泉之下的鲁迅了。
曹聚仁与周作人的交往，可能早于鲁迅。据钱理群在《曹聚仁与周作人》一文介绍，周作人于1925年11月2日的日记记载：“得曹聚仁君函”。这可能是他们的交往之始。据曹聚仁后来回忆，他当时正“十分醉心”于《语丝》所表现的“独来独往”的“自由主义”精神，“做过他们的喽罗，呐喊过几阵”。周作人正是当时《语丝》的主要撰稿人和实际主持人，并且是曹聚仁所说的《语丝》是“自由主义”精神的主要代表。对“自由主义”的追求与向往或许是曹聚仁与周作人交往的思想基础。对这一点，曹聚仁在1930年9月写给周作人的一封信里也有过明确的说明：“我自以为是先生的信从者。……在消极的意义，有些近于虚无主义，在积极的意义，有些近于新自由主义”。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共同的思想基础，在由周作人的“五十自寿诗”引发的“30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左翼青年的思想交锋”中，曹聚仁主动站出来为周作人辩护，就不是偶然的。他在《申报•自由谈》的文章中，一面指出周作人“十余年思想的变迁，正是从孔融到陶渊明200年间思想变迁的缩影”，其“备历世变，甘于韬藏，以隐士生活自全，盖势所不得不然”，同时提醒世人注意：周作人虽“谈狐说鬼”却并未“厌世冷观”，“炎炎之火仍在冷灰底下燃烧着”。而特别有意思的是，曹聚仁的观点引起了鲁迅的关注，在给曹聚仁的私信中发表了如下意见：“周作人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然此种微辞，已为今之青年所不撩，群公相和，则多近于肉麻，于是火上添油，遂成众矢之的，……此亦‘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负亡国之责，近似也有人觉国之将亡，已在卸责于清流或舆论矣”。此时周氏兄弟早已失和而断绝了来往，曹聚仁有意无意地起到了沟通他们思想的作用，这自然是别有一种意义的。
笔者最近翻阅周作人早年日记，其中二三十年代，曹聚仁与周作人往来书信就有20多封。周作人受李大钊亲人委托编辑出版《守常全集》，就写信给在上海的曹聚仁帮助联系出版，曹聚仁邀请鲁迅为之作序，这也是周氏兄弟失和以后的又一次特殊意义上的交流。
曹聚仁与周作人的见面，已是解放以后的1956年。当时，曹聚仁作为《南洋商报》的特派记者访问了北京，并特别拜访了苦雨斋的主人周作人。神交数十年后的见面，曹聚仁解决了周作人晚年作品无处发表的窘境。周作人大量的晚年散文经过曹聚仁之手，在海外报刊发表，曹聚仁功不可没。特别是周作人的自传《知堂回想录》，也是曹聚仁催生的，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曹聚仁当时病重，腹痛如割，仍忍痛校对亡友周作人的遗稿，在曹聚仁的努力下，该回忆录最终在周作人身后得以出版，为中国现代文化史、文学史、思想史留下一份不可多得的精神珍品。周作人在后记中对曹聚仁“待人的热心，办事的毅力”非常“感佩”，以为这也是“蒋畈精神的表现”。曹聚仁与周作人晚年书来信往，非常密切，收入《周曹通信集》的周作人书信就有三百余封。至于未发表的书信也还有不少。令人遗憾的，曹聚仁在为鲁迅立传之后，他一直希望并准备着为周作人写一本传记，可惜，天不假年，他终究带着遗憾走了，这也给我们后人真正了解周作人留下了缺憾。今年7月23日，是曹聚仁逝世30周年，笔者将他与周氏兄弟的交往简略记录下来，也许是对曹聚仁最好的纪念。
从红楼走进未名湖
一直向往北大的曹聚仁，在接近花甲之年的他，在1958年才圆了他的北大梦。他参观了老北大的沙滩红楼，也到了景色迷人的燕园和未名湖。这次他是以新加坡《南洋商报》记者的身份访问北大。北大是他青年时的梦想，他的思想与文学，与北大的不少教授都有着很深的渊源。他在杭州“一师”的业师单不庵后来也被聘为北大教授。北大高才生朱自清、俞平伯毕业后曾到一师任教，成为曹聚仁的国文老师。曹聚仁在回忆文章《后四金刚》中写到：“不过蒋（梦麟）先生的确替我们安排了复课后的国文教师。他推荐了朱自清、俞平伯二师，他们刚在北京大学毕业，的确有很好的文学修养。”“五四的第三年，学校风气又渐渐平静下来，朱师渐渐为同学们所认识，成为信仰中心的新人物。”“俞平伯先生，他是俞曲园老人的曾孙，他的诗词修养，深湛得很，我们还不够来欣赏。我记得俞师初到一师时，穿了一件紫红的缎袍，颇有贾宝玉样子，风流潇洒。”曹聚仁为出版李大钊全集，费过一些心力，还邀请过鲁迅为之写序。北大著名教授陈独秀、朱光潜等都很相熟。特别是30年代初陈独秀被国民党被捕后，曹聚仁冒着生命危险率先发表公开信声援陈独秀，并将陈独秀狱中亲书的“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在《涛声》上公开发表。后来，还为狱中的陈独秀提供资料，催生了陈独秀的自传（可惜没有完成，只写了开头部分）。1958年，曹聚仁访问北大后，写了《从红楼到未名湖--新文化运动的摇篮》的访问记发表在新加坡的《南洋商报》上。这篇访问记至今尚未在国内的出版物上发表，也未收入大陆出版的曹聚仁著作中。现将该访问记重新抄录在这里，作为曹聚仁不解的北大情缘的纪念。全文如下：
(责任编辑：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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