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之一，历经数千年的发展，内涵丰富，自成体系，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和繁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江泽民同志提出以德治国的今天，如何发挥传统孝文化在公民道德建设中的作用，是摆在当前国人尤其是理论工作者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在此，我想简单论述一下毛泽东对传统孝文化的态度和认识，希望能对这一重大课题的研究有所启迪。
一、“生我者父母……还得承认”──认为传统文化中有许多珍贵品
毛泽东是从读四书五经开始接受文化教育的，自幼就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这使他对传统文化的偏爱一直保持到生命的最后一息。由于浩瀚博大的传统文化不断地为毛泽东提供了智慧的营养，因而使他深刻地认识到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许多珍贵品。1938年10月，他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中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孝文化无疑是传统文化中许多珍贵品之一，对毛泽东的巨大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1918年10月，毛泽东的母亲因病不幸去逝，终年才52岁，他悲痛至极，于是用四言古风这一诗体写了一篇情文并茂的《祭母文》，其中写道：“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恺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及，原本真诚。不作诳言，不存欺心。整饬成性，一丝不诡。手泽所经，皆有条理。头脑精密，劈理分情。事无遗算，物无遁形。洁净之风，传遍戚里。不染一尘，身心表里。……次则儿辈，育之成行。如果未熟，介在青黄。病时揽手，酸心结肠。但呼儿辈，各务为良。……养育深恩，春晖朝霭。报之何时，精禽大海。”〔2〕在这篇祭文中，我们见到的是一位至孝的赤子淋漓尽致地表达自己对母亲的诚挚赞颂，对母亲不幸病逝的沉痛哀悼和无限怀念之情。他同时还写了两副悼念母亲的挽联，其一为：“疾革尚呼儿，无限关怀，万端遗恨皆须补；长生新学佛，不能住世，一掬慈容何处寻？”其二为：“春风南岸留晖远，秋雨韶山洒泪多。”〔3〕同样是至情至性的自然流露，感人至深。就在母亲病逝后仅仅相隔一百余天（1920年1月23日），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也因患急性伤寒病去逝了，享年才50岁。尽管毛泽东年少时对父亲的封建家长作风颇有不满，但对父亲的生养之恩始终铭记在心。1925年春夏和1927年初，毛泽东回到韶山探亲、开展革命工作时，总要到父母的合葬墓前凭吊一番。新中国成立之后的1959年6月，毛泽东在罗瑞卿等人的陪同下回到了阔别32年的韶山故乡。在旧居里，他在父母的照片前凝望着，伫立了好一阵，然后对随行的同志说：“如果是现在，他们就不会死了。”因为他的父母得的都不是难医的病症，却都过早地去世了。他在一天早晨还特意去瞻仰了父母的坟墓。回到住所后，他又对罗瑞卿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信什么鬼神。但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党、同志、老师、朋友也，还得承认。我下次再回来，还要去看他们两位。”〔4〕不仅如此，他对新中国成立后仍健在的岳母（杨开慧的母亲）也经常嘘寒问暖，不时寄些钱物，执礼甚恭。从上述毛泽东行孝的言行中可以看出，他在承继传统孝文化这份遗产方面堪称典范。
二、“父慈”与“子孝”──对不合理的封建主义纲常伦理进行抗争和批判
传统文化总是精华与糟粕并存，如果不加分析地全部继承下来，对社会的发展必定会产生负面作用。以孝文化为例，《二十四孝》中所列的行孝典型中，在今天看来有许多已不合时宜，充斥着因果报应、封建迷信的东西，如郭巨埋儿等其孝心虽可嘉、其行为实不可取，行孝要以剥夺下一代的生命为代价，在今天的文明社会中肯定是不宜提倡的。在封建社会，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有些孝行在当时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已日益显示其不合理性，理应对之进行辩证的扬弃。因此，毛泽东一贯主张对传统文化应辩证地分析和批判地继承。他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5〕他之所以能得出这一科学的结论，除了他在后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以外，与他自幼对传统文化的切身体会密不可分。毛泽东的父亲具有较浓厚的封建意识，因此，毛泽东在《祭母文》中才对他的母亲深表同情：“恨偏所在，三纲之末。有志未伸，有求不获。精神痛苦，以此为卓。”〔6〕毛顺生不仅对待妻子时常表现出大男子主义，在对子女的教育问题上也经常采用简单粗暴的办法。对于父亲的一些不合理要求，毛泽东并不是无条件地接受，而是经常与之抗争，有一次，毛顺生责儿子不孝，毛泽东则引经据典说，经书上说“父慈子孝”，说明“父慈”在先，“子孝”在后。此虽有强辩的成分，但说明毛泽东很早就意识到，对父母的孝敬并不等于无条件的服从，父母与子女应是一种良性互动关系。只要父母善尽其职，对子女慈爱，子女对父母的孝敬之情自然就会发自肺腑。因此，毛泽东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对封建主义的纲常伦理进行了不断的毫不留情的批判。当然在极左年代，这一批判又走向了极端，连传统孝文化中一些合理的东西也给批判掉了，人们一度对“孝”字讳莫如深，这是应该吸取的教训。
三、“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提出了创立新的孝文化的基本方针
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的目的是为了创立适合时代发展需要的新文化。毛泽东提出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方针，是我们创立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基本方针。所谓“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就要求广大的理论工作者对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进行认真的分析，发掘其中在今天仍具有生命力的民主性的精华部分，同时吸收国外文化中一切有益的成分，以为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服务。所谓“推陈出新”，就要求我们的理论工作者不只是要继承，还要大胆创新，把前人创造的文化的精华发扬光大。既然这是我们创立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基本方针，当然也是我们创立社会主义新的孝文化的基本方针，因此，我们应在这一基本方针的指导下，创造出符合时代需要的新的孝文化。
毛泽东不仅提出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文化发展方针，而且还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指明了具体的方向。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提出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发展方向，这虽然是针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实际情况提出来的，但这一文化发展方向在今天仍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因此，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的文化纲领中，又重新肯定了这一文化发展的方向。当然，十五大报告的文化纲领是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情况提出来的，其内涵要丰富得多。但它确实又是对毛泽东提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发展方向的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当年提出的这一文化发展方向，仍然是我们今天创立既具有时代特征又具有中国特色的孝文化的正确方向。我认为，所谓民族的，就是要保持民族特色。传统孝文化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今后不论如何发展，都应保存其民族形式，才能使其具有长久的生命力。
所谓科学的，就是要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相一致。我们应坚决摒弃传统孝文化中不科学的成分，提倡文明科学的行孝观念。提倡孝道不能寄托在因果报应等虚幻迷信的基础上，也不宜去鼓励那些盲目伤残自身及后代的蠢事。我们既要达到行孝的目的，同时又要讲求科学性。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才能普遍形成尊老爱幼的文明风尚。
所谓大众的，就是我们提倡的新的行孝观念要能为最广大的民众所接受。既要树立一些标准较高的行孝典型，又要坚持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原则，要考虑到大多数民众的接受能力。我们不能指望一天之内就彻底改变整个社会的风气，建立文明理想的社会需要全体公民作出长期的艰苦的努力
〔参考文献〕
〔1〕〔5〕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3―534，707―708.
〔2〕〔3〕〔6〕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410，411，410.
〔4〕宋一秀，杨梅叶：毛泽东的人际世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28―29
(胡学举：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毛泽东思想研究所副所长兼《毛泽东思想研究》杂志副主编，副编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