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苏轼与程颐的种种记载，见于下列书文：

一、《程子微言》：温公薨，朝廷命伊川先生主其丧事。是日也，祀明堂礼成，而二苏往哭温公，道遇朱公掞，问之，公掞曰：「往哭温公，而程先生以为庆吊不同日。」二苏怅然而反，曰：「鏖糟陂里叔孙通也。」言其山野。自是时时谑伊川。他日国忌，祷于相国寺，伊川令供素馔，子瞻诘之曰：「正叔不好佛，胡为食素？」正叔曰：「礼，居丧不饮酒食肉，忌日，丧之余也。」子瞻令具肉食，曰：「为刘氏者左袒。」于是范淳夫辈食素，秦（秦观）、黄（黄庭坚）辈食肉。吕申公为相，凡事有疑，必质于伊川，进退人才，二苏疑伊川有力，故极口诋之云
二、《皇宋治迹统类》：明堂降赦，臣僚称贺讫，两省官欲往奠司马光。程颐言：「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岂可贺赦才了，即往吊丧？」坐客有难之曰：「孔子言哭则不歌，即不言歌则不哭。」苏轼遂戏程曰：「此乃枉死市叔孙通所制礼也。」众皆大笑。结怨之端，盖自此始。（《孙公谈圃》、《栾城遗言》、《河南邵氏闻见后录》）
三、《贵耳集》：元佑初，司马公薨，东坡欲主丧，为伊川所先，东坡不满意。伊川以古礼敛，用锦囊裹其尸。东坡见而指之曰：「欠一件物事，当写作信物一角送上阎罗大王。」由是与伊川失欢。
北宋元佑年间有所谓洛党、蜀党之争。洛党以程颐为首，朱光庭、贾谊为辅，蜀党以苏轼为首，而吕陶等为辅。两党交恶，互相攻讦，为北宋朝政一大故实。 《宋史》程、苏二传俱未详载其始末，唯程传简略提及： “苏轼不悦于颐，颐门人贾谊，朱光庭不能平，合攻轼。”《宋史·王觌传》中也说：“朱光庭讦苏轼试馆职策问，吕陶辩其不然，遂起洛、蜀二党之说。”明人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特辟《洛蜀党议》一章，详载其事：
颐在经筵，多用古礼，苏轼谓其不近人情，深嫉之，每加玩侮。方司马光之卒也，百官方有庆礼，事毕欲往吊，颐不可，曰：‘子于是日哭则不歌’。或曰： ‘不言歇则不哭’。轼曰： ‘此枉死市叔孙通制此礼也。’二人遂成嫌隙。轼尝发策试馆职，有曰： ‘今朝廷欲师仁宗之忠厚，惧百官有司不举其职而或至于偷；欲法神宗之励精，恐监司守令不识其意而流入于刻。’于是颐门人右司谏
贾易，左正言朱光庭等劾轼策问谤讪，轼因乞补郡。”苏轼嘲笑程颐之事，于宋人笔记中也多之，如：
“司马温公之薨，当明堂大亨，朝臣以致斋不及奠；肆赦毕，苏子瞻率同辈以往，而程颐固争，引《论语》： ‘子于是日哭则不歌。’予瞻乃曰：‘明堂乃吉礼，不可谓歌则不哭也。’颐又谕司马诸孤不得受吊。子瞻戏曰： ‘可谓燠糟鄙俚叔孙通。’闻者笑之”(《孙公谈圃》)
“温公薨，朝廷命伊川先生主其丧事。是日也，祀明堂礼成，丽二苏往哭温公，道遇朱公■，问之，公搂曰： ‘往哭温公，而程先生以为庆吊不同日。’二苏怅然而反，曰：‘鏖糟陂里叔孙通也”’言其山野。自是时时谑伊川。他日国忌，祷于相国寺，伊川令供素馔，予瞻诘之曰： ‘正叔不好佛，胡为食素?’正叔曰： ‘礼，膳丧不饮酒食肉，忌日，丧之余也。’子瞻令具肉食，曰： ‘为刘氏者左袒。’于是范谆夫辈食素，粢、黄辈食肉。”(《程子微言》)
“元佑初，司马公薨，东坡欲主丧，为伊川所先，东坡不满意。伊川以古礼敛，用锦襄裹其尸。东坡见而指之曰： ‘欠一件物事，当写作信物一角送上阎罗大王。’由是与伊川失欢。”(《贵耳集》)
程颐是北宋理学名家，首创“天理人欲”之说以[url=]发明[/url]孔盂之道，颇有“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派头。他评价程颢说：“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无善治，士犹得以明夫善治之道，
以淑诸人，以传诸后，无真儒，则贸贸焉葜知所之，人欲肆而无理灭矣。先生生于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以兴起斯文为己任，辩异端，辟邪说，使圣人之道焕然复明于世，盖自孟子之后，一人丽己。”。(《宋史·道学一》)这完全可以看作程颐的夫子自道。他所谓的“千年不传之学”即“天理”之学，是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道德伦理学。他自己的言行出处就是这种道德理论的实践，言则称理，行必依礼。司马光、吕公著曾上疏推荐他说：“力学好古，安贫守节，言必忠信，动遵礼法。年逾五十，不求仕进，
真儒者之高蹈，圣世之逸民。”(同上)他在朝中任官时，即多以道德礼法劝谏[url=]皇帝[/url]， 《宋史》本传说： “颐每进讲，色甚庄，继以讽谏。闻帝在宫中盥而避蚁，问：‘有是乎?’曰： ‘然，诚恐伤之尔。’颐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 《寓简》曾载刘器之言： “哲宗皇帝尝因春日经筵讲罢，移坐一小轩中赐茶，自起折一枝柳，程颐为说书，遽起谏曰： ‘方春万物生荣，不可无故摧折。’哲宗色不平，因掷弃之。”这种顼屑迂执，以至于不近人情，连推荐他的司马光也大为不满，认为“使
人主不欲亲近儒生，正为此等人也。”(《寓简》)道德学家的迂阔无当之为人诟病，不独苏轼如此。
苏轼作为一位才气横溢的大诗人与踌躇满志的[url=]政治[/url]家，当时已名满天下，声振朝廷。他与道貌岸然的理学家程颐具有一种完全不同的人格与气质，他豁达大度，机智幽默，富有人情味。他的政敌曾上疏弹劾他与苏辙说： “辙之兄弟，谓其无文学则非也，蹈道则未也。其学乃学为仪、秦者也，其文率务驰骋，好作为纵横捭阖，无安静理。陛下若悦苏辙文学而用之不疑，是又用一王安石也。辙以文学自负而刚很好胜，则与安石无疑。”(《宋史纪事本末》)这其实正时苏氏兄弟的长处。苏轼在元佑入朝之前，经史
了多次政治波折，而尤其是黄州谪居与乌台诗案，使他对政治人身有了更具体切实的体验。这位诗人气质的政治家成熟了，但仍没有丧失他的独立人格与真诚。他本因反对王安石新法而遭受新党打击迫害，但当司马光要全面废止新法时，他又实事求是地据理力争，以至旧党也不容他，苏轼曾自嘲说他是“一肚皮不合入时宜”，正是他独立人格的真实写照。我们读前后《赤壁赋》，读“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未尝不叹惋不己，想见其为人。苏轼的独立人格不但表现在他的作品中，也体现在他的立朝风度与待人接物方面。所以，当他与程颐同朝而处时，势必要对道学家的迂执顼屑与虚伪产生反感、鄙弃。我们不能想象，一位才气横溢的诗人，
一位饱经磨难的政治家能与一位老气横秋的夫子，一位道貌岸然的理学家同朝和睦相处。 《程子微言》载；“朱公搂为御史，端笏正立，严毅不可犯，班列肃然，苏子瞻语人曰： ‘何时打破这敬字!’”可见洛蜀党争历史渊源并不仅仅由于苏轼因司马光丧礼嘲笑了程颐，而有更为广阔的背景。苏轼不只是鄙夷程颐的拘泥古板不合人情，丽且对诸如此类故作正经假道学都深为不满。程颐倡言“存天理，灭人欲”，以为“人欲横流”是历代衰亡的根本原因，苏轼却反驳说： “[url=]养生[/url]难在去欲”，他与友人论调气养生之事，认为“皆不足道，难在去欲”。友人说： “苏予卿啮雪啖毡，蹈背出血，无一语少屈，可谓了生死之际矣。然不免为胡

妇生子，穷居海上，而况洞房奇疏之下乎?乃知此事不易消除。”苏轼认为此言极有理。 (《东坡志林》)这与程颐的“天理人欲”说真是针锋相对。难怪另一位理学名家朱赢要对他大为不满，说他“文字很有不是处”。 (《朱子语类》)程颐主张“文以载道”，甚至认为写诗是“玩物丧志”，是没有用处的闲言语，表现出明显的重道轻文的倾向。而苏轼论文以意为主， “天下之事散在经、子、史中，不可徒使，必得一物以摄之，然后为己用。所谓一物者意也。不得钱不可以取物，不得意不可以明事。此作文之要也。”(引自《韵语阳秋》)苏轼的“意”是发自于作者内心，所谓“山川之秀美，风俗之朴陋，贤人君子之遗迹，与凡耳目之所接者，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苏轼《南行前集叙》)这与程颐所谓的“道”大异其趣。苏轼强调的是一种表现，一种创造，而程颐注重的是一种阐发，一种复述。简言之，苏轼是要表现自我的思想感情，而程颐却要代圣人立言。苏轼曾说： “某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创，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引自《栾城遗言》)这种创造的快乐，程颐是体会不到的。朱熹曾一针见血指出洛蜀党争的要害是“二党道不同，互相非毁”，可算是很有见地。
洛蜀党争起因于小忿，但由于双方各有宿怨，终于愈演愈烈。洛党贸易弹劾苏轼“在扬州题诗，以奉先帝遗诏为‘闻好语’；草《吕大防制》云‘民亦劳止’，引周厉王诗以比熙宁、元丰之政。弟辙早应制科试，文缪不应格，幸而滥进，与轼昔皆诽怨先帝，无人臣礼，至指李林甫、杨国忠为喻。”(《宋史·贾易传》)而蜀党孔文仲则奏“颐汗下检巧，素无乡行，经筵陈说，僭横忘分，遍谒贵臣，历造台谏，腾口间乱，以赏恩仇，致市井目为‘五鬼’之魁。请放还田里，以示典刑。”(《宋史纪事本末》)其实，洛蜀两党并没有政治原则上的分歧，这场党争也没有政治上的意义。平心而论，两党也没有小人君子、奸佞忠愚之分，无论是蜀党对程颐的攻击，还是洛党对苏轼的责难，都有过激偏颇之辞。朱熹所谓“道不同”，并不是治国平天下之道不同，而是个人气质以及人生态度的不同。实质上，洛蜀党争只是两种个人气质或人格、两种人生态度的冲突，即程颐所代表的道学家的惟恭惟敬、拘泥古板的人生态度与苏轼所代表的文学家的豁达大度、平易随和的人生态度的冲突。这种冲突只是在中国特定的文化背景下，才带上了政治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