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颐Pk苏东坡

但当苏东坡遇见这位老夫子的时候，结果并不理想。事情要从元佑元年说起。
元佑元年四月，王安石去世了。这一年的闰二月，因为和王安石意见不合而避居洛阳的司马光才刚接宰相。不过，当时司马光的健康已经很不乐观了，终于在元佑元年九月，司马光也走了。
司马光去世的时候，皇帝正率领大臣们举行了明堂祭拜的重大典礼，大臣们因此来不及在第一时间去奠祭司马光，等到所有仪式都完成了，这些参与典礼的大臣们希望马上赶去吊唁司马光，但当时替皇帝讲学的程颐却根据儒家的礼法，拦住大家。他引用了论语中孔子的话，说「是日哭则不歌」，所以参加了明堂吉礼之后不该又去吊丧家。但是大家心里觉得这似乎不近人情，所以有人就反驳说，「哭则不歌」不代表「歌则不哭」。东坡个性朗达，不拘小节，平日就已经不喜欢拘泥古礼，当然也觉得这位道学先生太过不近人情了，所以就说：「这是枉死市叔孙通所制的礼。」大大的讥嘲了程颐一番。
于是大家以苏轼为首，带了祭文，不顾程颐的反对，就前往司马光家中奠拜，但这位程老夫子，可是立场坚定得很，竟也赶到司马家去，叫司马家的儿孙们不得接受悼祭。大家自然觉得很没趣，苏轼忍不住，就针对程颐替司马光所办的古礼仪式，又狠狠的讽刺一番，说：「你这些礼节还是有些疏失，应该写个信物，送去给閰罗
程颐个性严肃，一幅道貌岸然的样子，不是可以随便开玩笑的人，自然受不了东坡这一些嘲笑的行为。而且在一些洛派弟子的心中，早已将程老夫子看成圣人，那里容得东坡这番玩笑，彼此便产生了芥蒂，有了心病

程颐和苏轼都曾经是哲宗的讲学老师。在宋代的制度，替皇帝讲学称作「经筵」，而经筵的讲官依地位的高低分为「侍讲」、「侍读」及「说书」。程颐原是隐居不想做官的「处士」，没有通过科举试，因此只能当「说书」。不过，程颐并不介意，其实朝廷曾经多次征召，他都拒绝了；他在元佑初年接受「说书」这个低下的职位，只因为当时的皇帝哲宗年少，程老夫子心中认为皇帝的教育对国家未来有重大的影响，才在年事已高的情况下出任这样的职位。
因此，程颐替皇帝讲学，完全照着自己的理想去实践，他一心追求三代古礼，凡事都以尧、舜、孔、孟为模仿对象。但这样一来，就显得有点古板，和其它的官员也合不来，甚至令有些人厌恶了。
苏轼也在元佑二年，以翰林学士的身分兼皇帝的「侍读」。东坡也诚心喜欢这工作，因为他也了解这关系到国运的隆替。苏轼讲学的方法，可从他对范祖禹的称道略知一二。大概要「言简而当，无一冗事，无一长语，义理明白，成文粲然」，这才能符合「讲书三昧」。
苏轼和程颐都算是好人，都当过皇帝的老师，都希望透过皇帝的教育，对国家做点事，而且两个人都有不适合当官的个性。不过，两个人刚好在不同的一端。苏轼不适合当官，因为他太爱自由了，而程颐不适合当官，因为他太规矩了。
当一个热爱自由的苏轼看到一个事必古礼，言必圣贤的程颐，总觉得他造作虚伪；而反过来看，在程颐眼中，苏轼则是一个浮薄文人而已。
因此两人渐渐出现许多磨擦。就像有一回，刚好是国家的忌日，众大臣都到相国寺祈祷，程颐下令寺方供应素菜，东坡却反对说：「正叔(程颐字正叔)你不是不信佛吗？为甚么要食素呢？」程颐引经据典地说：「根据礼法，守丧期间，不可以喝酒食肉；忌日，是丧事的延续，自然也应该遵守不喝酒、不食肉的规定。」但东坡却刻意和他打对台，一面令人准备荤菜，一面吆喝道：「为刘氏者左袒！」摆出一付像汉朝吕氏、刘氏决斗时一样紧张的场面。于是各个大臣，各自选边；范淳夫等人食素，而秦观、黄庭坚这些苏门学士则食肉。如此一来，洛派、蜀派壁垒分明，成为宋代纷乱的党争的一部分。
尤其是附属于两人的末流，彼此意气用事，弄出许多争执。例如孔文仲就曾攻击程颐，说他替皇帝讲学时，常常引用不实的言论来影响皇帝的想法，皇帝原本单纯，也没有不良的嗜好，程颐却常提醒他不要接近女色；皇帝原没有特别信任的人，程颐却一再要他远离小人；甚至经常自夸「就算孔子再生为陛下讲课，也不过是这样罢了。」
又说：程颐利用替皇帝讲学的身分，往往超越分际，甚至勾结权势，搬弄是非，离间作乱，挑拨恩仇，因此民间称他为「五鬼之魁」。
但是洛派人也有他们的说法。他们说东坡是为了争取替司马光主持丧礼，没有成功，所以故意攻击程颐。这当然太小看苏东坡，也不合当时事实：东坡当时不管是学术声望，或是官位高低，都无需借用主持司马光丧祭以增加自己的名望；更重要的是，这根本不是东坡的性格。
后来，攻击程颐相当严厉的孔文仲去世了，洛派的人竟又说：孔文仲原本个性纯厚，只因受了苏轼的唆使而做出残害忠良的蠢事，后来觉悟了，才抑郁致病而死。这可说是死无对证，莫须有的攻讦。
但随着程颐的去位，洛派的式微，宋代的党争并没有稍为停息，政治野心家，转而攻击声望正隆，前途看好的东坡，元佑党争也一直延续到北宋的末年。当一个像东坡这样的千古男儿，和程颐这样的道学君子，两位好人最后竟落得两败俱伤，甚至连他们自己也弄不清楚到底是造化弄人，抑或人心不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