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聚仁与蒋经国及其《正气周刊》 
柳哲
    

曹聚仁(1900-1972)是我国现代史上的一位著名的编辑、记者、作家、学者和社会活动家。他一生留下的文字之多竟达4000万字，80余种，世人鲜有出其右者。他参与主编或编辑的报刊杂志就有《钱江评论》、《涛声》、《太白》、《芒种》、《正气日报》、《前线日报》、《前线周刊》、《星岛日报》、《循环日报》、《正午报》、《南洋商报》等，也较为人知。但由曹聚仁主编、蒋经国任发行人在江西赣南出版的《正气周刊》，却鲜为人知。笔者最近几年在北京发起成立了曹聚仁研究会，全力从事于曹聚仁研究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发现了不少珍贵的曹聚仁研究资料，其中《正气周刊》便是其中的一种。
    曹聚仁最初认识蒋经国是在1938年的春天的江西南昌。当时蒋经国任江西保安处少将副处长，曹聚仁任战地记者，他们第一次相间便一见如故，曹聚仁将这次采访写了《一个政治新人》的访问记。一年以后，蒋经国担任江西第四行政区（赣南）督察专员时，曹聚仁也在赣州定居，也采访蒋经国对外作一些报道，但交往并不太多。曹聚仁与蒋经国朝夕相处，却在1941年，蒋经国正式邀请颇负盛名的名教授、名记者曹聚仁接办他的专员公署机关报《新赣南报》，曹聚仁接任后，担任总编辑、总经理、总主笔、专员公署参议，并将其改名为《正气日报》，于1941年10月1日创刊。该日报很快就与《东南日报》、《前线日报》鼎足为三，成为东南三大报之一。1943年春，曹聚仁不满于蒋经国身边的政治派系之争，愤而辞去《正气日报》的全部职务。之后，他们仍保持着联系。曹聚仁撰写的第一本蒋经国传记《蒋经国论》先是在《前线日报》上连载，后于1948年由上海画报出版社出版，1953年，曹聚仁在香港将《蒋经国论》修订后再次由香港创垦出版社出版。解放以后，曹聚仁担负着第三次“国共和谈”的重要使命，为国共领袖蒋介石与毛泽东的秘密联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当中曹聚仁与蒋经国又保持着非同寻常的交往，如蒋经国派人到香港与曹聚仁秘密谈话记录以及曹聚仁写给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的秘密报告手稿，由曹聚仁胞弟曹艺保存并于去年曹聚仁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委托曹聚仁研究会正式在海内外报刊公开发表。
    笔者最近在北京发现的由曹聚仁主编、蒋经国任发行人的《正气周刊》，由中华正气出版社出版，于1943年元旦创刊，共出3期。第2期出版时间是1月24日，1943年3月21日出最后一期。据第二期所刊《编辑室小启》：“《正气日报》元旦被炸，编辑印刷，都待整理，本刊因而延误了二星期，本期起当按时出版，全年足出50期。力所能及，决不延误。”可知第二期延迟出版的原因了。但第三期却仍然延迟了近2个月才出版，不过它是一期3月特大号，其中原因如何？该周刊并未作说明。据了解，该周刊停刊的原因，可能与曹聚仁于该年春天离开了赣南蒋经国有关。该刊的宗旨是“反映一切现实问题，指导新中国的出路”，赫然印在刊物的封面上。元旦创刊号封面为赵聪作的木刻画《瞻望新中国》，第2、3期封面上分别刊登了杨隆生作的木刻画《血债》、《全面总反攻》。
      《正气周刊》刊登的曹聚仁署名文章就有《乱世哲学前词》、《从着笔到写成》、《书林新旅》（陈思）、《乱离篇（下）》、《神秘之岛》（丁舟）、《欧游漫忆》（陈思）、《生命篇（乱世哲学之二）》以及《谈新闻文艺》等。另外以本报记者、资料室、挺等发表的文字也多为曹聚仁的手笔，这些对于研究曹聚仁的生平、思想以及编辑曹聚仁先生的全集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正气周刊》的被发现，对于蒋经国的生平和思想研究也同样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特别是蒋经国发表在现存3期《正气周刊》上的3篇“扉语”文字，也是极其珍贵的史料，也一并抄录于下，供学术界参考。
《正气周刊》创刊号扉页上发表了蒋经国一篇热情洋溢的散文诗般的《鲜红的血》，全文如下：
“鲜红的血是崇高的，热烈的，正义的，勇敢的！血，是伟大的，史可法的血，文天祥的血，岳飞的血，烈士的血，写成了一部壮烈的史诗。在血的故事中，我们可以了解人生的意义，寻得人生的价值。在国家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我们应当出来斗争，出来抵抗，为了正义，为了公道，为了良心的驱策，我们应当拼命，应当流血。谁不肯将自己的热血，来为国家流尽，谁就永远没有成功的希望，因为胜利始终是属于肯流血的人的。人类的肤色尽管不同，但血的颜色，却都是一样的。鲜红的血，永远是光明的象征，我爱血，我爱鲜红的血，因为血是自由的灯塔，血是解放的曙光！”
《正气周刊》第2期又发表了蒋经国的《发扬青年正气》：
“春天到来了，大自然处处流露着新的气象。万物之生，浑是一团，太和元气，充塞遍满于上下之间，这份盎然生气，便是天地间的‘正气’，周濂溪说是‘绿满窗前草不除’，程明道说是‘观天地生物气象’，鸢飞唳天，鱼跃于渊，直是活泼泼地，呼吸了这份新气息，我们都该有新的觉醒！
    我们中华民族，自两宋以后，可说是进入秋冬季节。通古斯、蒙古、满洲诸族先后侵入中原，干戈兵马，民族间戾气流行，不是西风压倒了东风，便是东风压倒了西风。成仇结恨，数百年不解。辛亥革命，便是清算二百五十年前的血账。近百年间，和欧美各国相接触，和邻邦相肆应，也是‘玉帛’与‘干戈’相交错，甚至‘玉帛’便是变相的‘干戈’，一部日本军阀的亲善史，便是‘侵略史’的别名。不独民族与民族之间如此的不和，社会上有所谓‘仇恨’、‘斗争’、‘冲突’，满眼都是不和的现状，而且环境愈恶劣，冲突愈激烈，每个朝代的末期，总是君子与小人，小人与小人，君子与君子之间，你刀我枪，闹得乌烟瘴气，把正负一切力量，彼此都消减，直到国破家亡，而斗争未已。中华民国三十年间，一部中华民国的历史，几乎给军阀内乱占去了一大半；相习成风，在智识分子之间，也是以倾轧、排挤、挑拨、离间为能事，甚至弄点小聪明，闹点小是非，算作正常的工作。你想一家人家，尽是吵嘴打架，反目相视，还算得一个正正当当的家庭吗？还能过舒舒适适快快乐乐的日子吗？
    现在大地春回，一元复始；中华民族已经转入新的纪元，国内则各党各派统一抗战，以三民主义为中心思想，以总裁为中心领导者；国外则同盟友邦，协同作战，百年来的不平等桎梏全部解除，进于平等自由的国际地位。我们的时代已经向前迈进了，我们的国家已经强大起来了，我们国民党的力量也坚固起来了；我们一点从新考虑，以严正大方的风度，宽宏大量的精神来领导青年群众，来组织青年和群众。我们拥护总裁，就应当为总裁来收集人才，教育人才，使最优秀的干部都站到我们这一边来。书秦誓有云：‘若是一个人，断断兮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实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孙黎民，尚亦有利哉。’这样才是开国的新气象，才是真正觉醒了的新气度。昔王船山论古今治道，极赞贞观之盛，谓：‘唐初直谅多闻之士，皆自僭伪中，拔濯而出’，能容能收，所以成其大。朱熹也说：‘为政不在用一己之长，而贵有以来天下之善。’总理民初对同志演说，也说：‘破坏固难，建设尤难；破坏尚须全国同胞之助力，则建设岂独不需同胞之助力乎？同志对同胞尤当极力联络，毋违背昔日一视同仁，互相亲爱之宗旨。’目前真是‘有容德乃大’的时期，我敢说：凡是有血性的青年，没有一个不愿意在本党的旗帜之下，为 总裁的事业而奋斗，为实现三民主义的新中国而努力，主要我们领导的方向正确，--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应当以 总裁伟大的人格来感召他们，以中国国民党的历史来训练他们，以三民主义的理论来指导他们，一定能争取青年群众的信仰的。
     至于同志之间，有如家人父子； 总理 总裁标出了‘亲爱精诚’的明训，无时不当开诚布公地相处，无事不当推心置腹地相商。古语云：‘益者三友，直，谅，多闻’。何况同志之间，更有如切如磋相互砥砺的情谊，理论有了错误，行动出了常轨，就在主义的立场上，忘掉个人的利害，将自己的真心话说出来，清末明初，本党处在那样黑暗困苦的环境中，尚且相亲相爱，情同骨肉；现在本党成为中国政治力量的重心，一言一动，为天下表率，还不该相互帮助，相互谅解，同肩大业吗？（ 总裁尝对黄埔军校提及‘亲爱精诚’的校训，说：‘各位要留心校训亲爱精诚四字，谨记勿忘，我们校里为什么要集合全国的青年的在一块，就是要思想统一，精神团结，同生共死，万众一命，要是革命同志，不能相亲相爱，便完全背反本党的主义。大家同志，要同手足一样，同一目标，同一主义，向革命路上走，祸福生死，尚且要同，还有什么可以不同呢？’训示甚明。）
      易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体万物之生意，顺其蓬勃气象’，把一切力量转动起来，用之于建国复兴的事业，那便是发扬‘正气’，若是沿着旧时代的恶习惯，以私斗为勇，以相互攻讦为能事，使一切力量消灭于无形，那便是‘纵肆戾气’，一正一戾，民族国家之命运系焉，就看我们如何自择了！”
     《正气周刊》第3期还发表了蒋经国的《生和死的统一 》：
      “一个人因为他年龄的不同，对于死的感觉，也可以分为几个阶段，最初是不知不觉，不知道什么是生也不知道什么是死。第二个时候，只想到生的喜悦，并没有考虑到死的存在。第三个时期逐渐受到死的威胁而感到恐怖，第四个时期，因为知道死是不可避免，所以更希望自己能够活着。但，我们知道这四种感觉，都是不正确的，同时也是机械的。我们知道在今天根据科学的理论基础来看，‘生’和‘死’，就应当说生就是死的否定，死也就是生的否定，没有生就没有死，没有死也就没有生，当一个人刚生出来的时候，死就已经获得了存在，而当一个人刚死去的时候，同样的生的因素也就开始了他的发展，所以，虽则死是一件大事，像古人所说的‘大哉死乎！’但是我们应当了解，死就是生的另一个存在形态，生也就是死的另一个存在形态，像朱子所说的‘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则必不能反而知所以死。’所以，我们应当知道生死的意义，生和死的统一，假使一个人不知道生死的意义和价值，那么他一定就会受到死的威胁而感到恐怖和害怕，在军队中就不敢勇敢作战，在工作中就不能痛快坚定地去执行了！
      为人类的生存而生，为人类的生存而死的看法：这是最正确的一种看法。我记得自己在十三四岁的时候，看到朋友同学们的死，感到非常的可怕。虽则那时候已经有革命思想在纠正着我。到了后来，看到死的人太多了，同时自己也需要事业了，于是对死的恐怖也没有了，所以我总觉得一个需要事业的人是不怕死的，一个不要事业的人，就会感到死的严重威胁。今天，假使谁要问我是不是怕死，我觉得这不是怕死或则不怕死，而是无所谓怕不怕死，因为我们需要的是强烈的生，但是同时亦不要害怕死。我常常说的：‘我们要高高兴兴的活，但是到应当死的时候，就痛痛快快地去死。’孟子也曾说过：‘生吾所欲也，义亦吾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身而取义者也。”所以我们认为生就是死，死就是生，这是革命青年应有的态度，同样，这也是一个人事业上最重要的关键。”
                                        2006年9月20日于京西谱牒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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