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鼓书院

石鼓书院简介
　　石鼓书院为中国四大书院之首，位于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湖南省第二大城市——衡阳市石鼓区，海拔69米，面积4000平方米。 　　石鼓书院始建于唐元和五年（公元810年），迄今已有1200年历史。书院   
主要建筑有武候祠、李忠节公祠、大观楼、七贤祠、合江亭、禹碑亭、敬业堂、棂星门、朱陵洞等。蒸水出环其右，湘水挹其左，耒水横其前，三水汇合，浩浩荡荡直下洞庭。而石鼓正当其中，横截江流，秦然若素。“衡州八景”有“石鼓江山锦绣华”、“朱陵洞内诗千首”、“青草桥头酒百家”三景集聚于此。 　　石鼓书院立有高约两米石鼓。晋时庚仲初《观石鼓书》云：“鸣石含潜响，雷骇震九天。”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则载：“具有石鼓高六尺，湘水所经，鼓鸣则有兵革之事。”石鼓山峻峭挺拔，风景奇异，历有湖南第一名胜之称。 　　名城衡阳人文荟萃，石鼓文脉绵延千年。石鼓书院是一座历经唐、宋、元、明、清、民国六朝的千年学府，书院屡经扩建修葺，苏轼、周敦颐、朱熹、张栻、程洵、郑向、湛若水、叶钊、邹守益、茅坤、旷敏本、赵大洲、林学易、王敬所、蔡汝南、胡东山、李同野、罗近隐、王闿运、曾熙等人在此执教，在衡阳培育了王居仁、夏汝弼、管嗣裘、邹统鲁、朱炳如、伍定相、曾朝节、陈宗契、王夫之、曾国藩、彭玉麟、彭述、杨度、齐白石等一大批对中国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名人。诸葛  湖南衡阳石鼓书院
亮、罗含、郦道元、齐映、宇文炫、杜甫、吕温、韩愈、柳宗元、刘禹锡、范成大、辛弃疾、文天祥、徐霞客等接踵至此，或讲学授徒，或赋诗作记，或题壁刻碑，或寻幽揽胜，其状蔚为壮观。 　　作为宋代四大书院之首，湖湘文化的重要发祥地，石鼓书院曾鼎盛千年，名噪朝野，在我国书院史、教育史、文化史上享有极高的地位。正所谓“石出蒸湘攻错玉，鼓响衡阳岳震南天”！但不幸的是，1944年7月，石鼓书院在衡阳保卫战中毁于日寇炮火。2006年6月，衡阳市政府重修石鼓书院。 　　石鼓之名一说，石鼓四面凭虚，其形如鼓，因而得名。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所载：“山势青圆，正类其鼓，山体纯石无土，故以状得名。” 另一说，是因它三面环水，水浪花击石，其声如鼓。晋时谀仲初《观石鼓诗》云：“鸣石含潜响，雷骇震九天”。从《水经注》来看，秦代以前，石鼓之名就载于史册。山北面有一石洞，名为“朱陵后洞”，《水经注》上说“有石鼓六尺，湘水所经，鼓鸣，则有兵革之事”，意思是说如果在“朱陵后洞”内听到湘江水的鸣叫，就会发生战争；《潇湘听雨录》记载：此洞为“灵洞”、“真仙遗迹”，在此祈祷能求子、除病。 　　   
三国时期，建安20年（215年）武侯诸葛亮居住在石鼓山，督零陵、长沙、桂阳三郡军赋。因此，后人在石鼓山的南面建“武侯庙”（据《徐霞客游记》记载），后被迁移至石鼓山上李忠节祠旁，改名为“武侯祠”【祠内有张南轩书《武侯祠记》（楷书体书），此碑在抗日战争时期流失】。 　　唐贞观时期（公元627-650年）衡州刺史宇文炫辟石鼓东岸西溪间为游览胜地，题“东崖”、“西溪”四字，刻于东西岸壁上；天宝年（742～755）间，著名道士董奉先在“朱陵后洞”栖息，修炼九华丹，杜甫《忆苦行》诗中有“更忆衡阳董炼师”之句；懒残和尚常来洞栖息，又名朱陵仙洞；“诗圣”杜甫大历4年（769）3月中旬和大历5年（770）夏两度到达衡州城，每次都在石鼓山下停泊上岸和离开，曾在此留诗数首。当杜甫第二次离开衡州城，便病故于耒水旁的方田驿（今耒阳市高炉乡龙王庙），时年59岁。德宗贞元3年（787），宰相齐映贬到衡州任刺史，在山之东面建一凉亭，取名为“合江亭”。顺宗永贞元年（805）大文豪韩愈由广东至湖北，途径衡州，齐映请韩愈为此亭写下著名的《合江亭序》“红亭枕湘江，蒸水会其左。瞰临眇空阔，绿净不可唾。……”，后人建“绿净阁”以此为纪念韩愈。地以人传，石鼓名声大振，成为后世文人骚客“朝圣”之地。宪宗元和年间（806-820），有“唐代八大诗人之一”美誉的衡州刺史吕温，任期间又对合江亭进行扩建装修；衡阳秀才（唐朝，秀才为最高荣誉，相当于现在“院士”）李宽在合江亭旁建房，取名为“寻真观”（李宽中秀才书院），在此悉心读书，为石鼓书院之雏型。刺史吕温曾访之，并作《同恭夏日题寻真观李宽中秀才书院》日记其事。 　　   
宋代太平兴国2年（978），宋太宗赵匡义为赐“石鼓书院”匾额和学田（朱熹的《石鼓书院记》：“始唐元和年间，州人李宽之所为，至国初时尝赐敕额”。《国朝石鼓志》卷一事迹篇：“案文献通考赐额在太宗太平兴国二年，与朱子记国初者合”）；宋至道3年（997），衡州郡人李士真在石鼓书院内开堂讲学、广招弟子，使石鼓书院成为正式的书院。宋仁宗景祐2年（1035），曾担任集贤殿校理之职的刘沆，在衡州任知府。这时，他将石鼓书院的故事上报给皇帝，宋仁宗阅后，便赐额“石鼓书院”。由于石鼓书院“独享”两度被宋朝皇帝“赐额”的殊荣，而步入石鼓书院的“鼎盛”时期，成为当时与睢阳（又名应天府书院）、岳麓、白鹿洞齐名的全国著名的四大书院之首。当时全国许多名流都至此讲学；如文学家苏轼、理学鼻祖周敦颐等……。孝宗淳熙14年（1187）理学大师朱熹、张栻在此讲学，朱熹作《石鼓书院记》；张栻在亭中立碑，亲书韩愈《合江亭》诗和《石鼓书院记》，后人将此镌制成石碑，置于石鼓书院内，名曰“三绝碑”。仁宗庆历4年（1044）石鼓书院成为衡州路的官办学府，有正式教授1人，主要“以经术教导”学生。度宗咸淳10年（1274年）正月，湖南提刑、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驻衡州时，作诗《合江亭》：“天上名鹑尾，人间说虎头。春风千万曲，合水两三洲。……”；谆照十二年(1185)，部使者潘田青(一作畴)就原址建屋数间，榜以鼓额,“将以俟四方之士有志于学，而不屑于课试之业者居之”，未竟而去。提刑宋若水继成，奉先圣先师之像，集国子监及本道诸州印书藏其中。请朱嘉作记，诫诸生勿为科举功名所乱,而要辨明义利，有志“为己之学”。时戴溪为山长，与诸生讲《论语》，有《石鼓论语问答》3卷。七年林田井学教授兼山长凡三年，“补葺经创”，鼎新书院，并刊大字本《尚书全解》40卷。南宋开庆元年(1259)，书院毁于兵火。景定元年(1260)提刑俞琰(一作俞炎)命山长李访“扫地更新”，“尽复旧观”，增辟园圃，仰高楼，取明德新民文章，为诸生丕扬其义，绝响再闻，士风作振”。提刑黄斡又置田35亩，“以赡生徒”。宋末著名音乐家郭沔曾寄居住石鼓山上，他泛舟于湘江上，创作出“潇湘水云(雾)”这首著名的琴曲。 　　   
元朝，继续办学。然其田于至元十九年(1292)为灵岩寺僧强占，经邓大白、王复、康庄、程敬直等历任山长长达62年争讼，才得归还。元末又毁于兵火。 　　明清时石鼓书院不断扩大，明永乐十一年(1413)，知府史中重修书院以待旅游学者，设礼殿祭祀孔子，乾张祠祭祀韩愈、张拭。天顺、弘治年间均有修葺。正德四年(1509)叶钊为山长，讲圣贤身心之学、道德之首，剖晰疑义、阐发幽微“时学者翕然云从”。哲学家、教育家、书法家湛若水至书院讲论“体认”之学，理学家、教育家王守仁的传人邹守益亦来大倡“良知”之说。二十八年，知府蔡汝楠以书院为朱熹、张栻、湛若水、邹守益“过氏之地”，乃重整书院，订立规约，以学文敦行、辨声慎习、等伦常、识仁体训士，刊《说经札记》、《衡汀间辨》、《太极问答》等，“忘倦”达4年(1549-1552)。又请赵大洲、皮鹿门等“海内名公”讲学其中，诸士环听，“宛然一邹鲁洙泗之夙也。”。著名地理学家徐弘祖在其《徐霞客游记》中对石鼓的景色有详细描述；万历四十的(1612)巡抚记事，观察邓云霄大修书院，以“铸士陶昆”、建有讲堂、敬义堂、回澜堂、大规模、仰高楼、砥柱中流坊、棂星门、风雩、沦浪、禹碑、合江诸亭、其他“殿祠号舍，罔不完葺”，规模极一时之盛，崇祯十五年(1642)提学高世泰修葺。青年时的王船山更是多次写诗词颂扬石鼓书院。明朝末年，书院再次毁于兵火。 　　   
清世祖顺治14年（1657）经略大臣洪承畴，将石鼓书院作为军事指挥所。同年偏沅巡抚袁廓宇上奏清庭，申请重建石鼓书院，衡阳县知县余天溥具体负责修复工程。此时，山上建有合江亭、禹王碑、武侯祠、大观楼、会讲堂、忠节祠、七贤祠等建筑。石鼓书院为清政府允许恢复的第一家书院，这一时期，书院科举化，石鼓书院成为传授举业、培养科举人才的基地。康熙七年(1668)，知府张奇勋扩建号舍20余间，“拔衡士之隽者肄业其中，每月两试之，士风称最盛”。二十八年，知府崔鸣捐俸“增其所未备”、“督率师徒援古证今，析疑问难”其中。时七贤祠、仰高、大观二楼，敬业堂、留待轩、浩然台、合江亭及东西斋房等、“日日髹、丹碧上耸、焕然巨观”。山长多一时之选，如陈正雅、余廷松、林学易、易廷彦、罗瑛、皆湖南名进士，然所援多为科举之业。咸丰3年（1853）9月～咸丰4年正月（1854），曾国藩、彭玉麟在衡州创建湘军水师，驻石鼓，石鼓书院附近的水面成为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石鼓书院改为衡阳官立中学堂，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改为湖南南路师范学堂；民国时期，相继改为“衡郡女子职业学校”和“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湖南三师），后由于石鼓山无法满足新型学校要求，学校被迁移至金鳌山；此时，石鼓书院便成为供人游览、祈祀的风景文化名胜。 　　1944年7月，石鼓书院原有的楼、阁、亭、祠等建筑物，在震惊中外的衡阳保卫战中被于日军焚毁。故址内还有唐、明、清碑刻多处。 　　1964年，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来衡阳视察时，要求恢复衡阳的名胜古迹，诸如石鼓书院、回雁峰等。当时的市委市政府限于历史条件，仅培植了树木花圃，建以亭榭，在废墟上建了一座石鼓公园，无法恢复当时的建筑和陈列。 　　1998年，国家邮政部发行“古代书院”即宋代四大书院邮票时，事先曾来石鼓书院实地考察，终因只见山石、不见书院而以河南登封嵩阳书院代之。 　　2009年，石鼓书院特种邮票首发式在湖南省衡阳市石鼓书院广场举行。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发行的“古代书院（二）”特种邮票共有4枚，分别为湖南的石鼓书院、江苏的安定书院、江西的鹅湖书院、海南的东坡书院，每枚邮票面值1．20元，由当代中国著名的国画大师范曾和著名画家邹玉利设计，以国画形式表现。
石鼓书院的山长们
　　石鼓书院位于衡阳市石鼓区石鼓山，海拔69米，相传山上有石鼓，高六尺，能发出鼓声，故得其名。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所载：“山势青圆，正类其鼓，山体纯石无土，故以状得名。”另一说，是因它三面环水，水浪花击石，其声如鼓。晋时瘐阐《观石鼓》诗云：“鸣石含潜响，雷骇震九天。”从《水经注》来看，秦代以前，石鼓之名就已载于史册。 　　建于石鼓山上的石鼓书院，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诸多史料显示，创建于唐元和初（806～810）的石鼓书院，为我国古代最早的一所由私人办学的书院，也是清代及以前我国南方文化学术中心。在北宋全国四大书院中，石鼓书院实际上又是首屈一指的。从创建历史渊源看，它比创建于五代南唐升元年间（937～942)的白鹿洞书院早120多年；比创建于宋太祖开宝九年（976)的岳麓书院早160多年；比创建于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l009）的睢阳书院（又称应天府书院）早199年。 　　“石鼓名山始自唐，天开此处读书堂。”石鼓书院历唐、宋、元、明、清各代，至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改设石鼓高等学堂为止，延续了一千余年。期间，它始终以藏书之丰、学风之盛、设备之全、经费之足、管理之严、成就之大，在中国教育史和书院发展史上享有极高的地位，素有“衡湘洙泗”、“道南正脉”的美誉。 　　宋太宗至道三年（997），李宽族裔李士真“援宽故事，请于郡守，愿以私财”，在李宽办学旧址上对石鼓书院进行首次重建。史载，宋朝皇帝曾两次给石鼓书院赐额。一次是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这在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和朱熹的《石鼓书院记》中有录；一次是仁宗景祐二年（1035)，仁宗允集贤殿校理刘沆之请，诏赐“石鼓书院”匾额及学田5顷，使石鼓书院声名大振，遂与睢阳、白鹿洞、岳麓三书院并称为“天下四大书院。”石鼓书院首任山长李宽、后任山长李士真同祀石鼓七贤祠，与韩愈、周敦颐、朱熹、张栻、黄干并称石鼓七贤。 　　梁章钜《退庵随笔》卷六记：“掌书院讲习者谓之山长，山长亦称院长，亦称山主。”五代时蒋维东隐居衡岳讲学，受业者称蒋为山长（见《荆湘近事》）。至宋相沿为习，书院益多。元代书院，亦置山长，讲学之外，并总领院务。清乾隆时改为院长，清末仍名山长。对其人选，明代多以品望为主，没有地域限制。清代虽强调品行、学问，然而多主张选择本地人士。自南宋以来，石鼓书院历代延聘了数十位山长，由于屡遭战乱，兵火连绵，现在能够查找到有名有姓的有40余位。 　　南宋时值得大书一笔的是大儒朱熹的《石鼓书院记》。在这篇带纲领性的历史文献中，朱熹对书院办学的指导思想、教学内容、教育重点、教学方法作了具体阐述。尤其是他倡导的将义理之学、修身之道作为书院的办学宗旨，以达到“明道义正人心”教育目的，不仅为当时全国各书院所效法，而且对元、明、清历代办学都有深刻的影响。山长留名者有戴溪、程洵、李访。戴溪在孝宗淳熙五年（1178）中省试第一，累官至权工部尚书，以龙图阁学士致仕。淳熙十二年(1185)，石鼓书院得以恢复重建，戴溪任山长，与诸生讲《论语》，有《石鼓论语问答》三卷。程洵为朱熹门人，潜心理学，是程朱学派的重要学者。孝宗淳熙十一年（1184）始出任衡阳主簿。十四年又暂代石鼓书院山长，以宣扬朱子张子之学为要务，一时“士友云集，登其门者，如出晦庵之门”（清康熙《衡州府志》）。在衡期间留有题咏石鼓诗若干首，并编纂首部《石鼓书院志》（后散失）。南宋开庆元年(1259)，石鼓书院毁于兵火。景定元年(1260)，提刑俞琰命山长李访“尽复旧观”，取明德新民文章，为诸生丕扬其义，绝响再闻，士风作振。宋王朝南迁后，较为著名的书院为石鼓、白鹿洞、岳麓、象山等，嵩阳因战乱宋末时废毁，及至明中期嘉靖年由登封知县候泰重建才得以恢复书院。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朝代之一，统治者基本上不学无术，仇视汉族文化，书院基本上处于政府监控之下。例外的是，石鼓书院与全国其他书院遭际不一样，是少有的受统治者重视的书院，还获赠学田。历任石鼓书院山长有邓大任、王复、康庄、程敬直、李宥孙、金文海、朱仁仲、张珪等，但就跟元代本身一样，这些名士也只是客串了一把山长，未能有多大作为，因此，正史、野史中都很难查找到他们的资料。 　　明清两代，衡阳地方官员对于石鼓书院有着一种特别的情结，这也是石鼓书院得以兴盛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元末兵燹后，自明代永乐年间起，经过衡州知府史中、翁世资、何珣及湖广宪副沈庆等人70多年的努力，书院终于规制大备，沉寂多年的石鼓书院又再次兴盛起来。正德四年(1509)，叶钊为山长，讲圣贤身心之学、道德之首，剖晰疑义，阐发幽微，“时学者翕然云从”。王大韶青少年时期求学于石鼓书院，致仕后“重返母校”，主讲石鼓书院，并参与编纂、重校首部《石鼓书院志》，为后世留下了极为珍贵的有关书院史料。其他知名山长有周诏、李明安等。到了清代，山长陈正雅、吴炯、宋蓟龄、旷敏本、林学易、李振南、罗廷彦、王光国、余廷灿、李继圣、刘高阁、谭鹏宵、张学尹、常大湘、刘祖焕、蒋琦龄、邹焌杰、冯俊、邓传密、李扬华、左斌、江昱、祝松云、莫重坤、曾熙等，基本上都是进士、举人出身，才高八斗，学贯古今，官场历练多年，卓然湖湘名士，主观上要为桑梓造福，客观上保证了教育质量，石鼓书院“宛然一邹鲁洙泗之夙也”。 　　比山长更牛的是山斗，也就是泰山、北斗的合称，犹言泰斗。邹守益是明代大儒王守仁的高足，正德六年（1511）中进士第一，授翰林院编修，累官至南京国子监祭酒。嘉靖中讲学石鼓，著《教言》25篇（又称《语石鼓诸生二十五篇》），对识性、求实、时习、笃行、慎独、戒惧、格物、致知等作了精辟的阐述，成为诸生向学的至理名言。四方从游者踵至，被诸生尊为书院“山斗”。旷敏本和林学易都是衡山县人，都是进士出身，都是石鼓书院历史上很有作为的山长。旷敏本乾隆十九年（1754）被聘为岳麓书院山长，任职约三年，后出任石鼓书院山长，因学问精湛，出类拔萃，倍受时人称颂，士子争以出其门下为幸。林学易幼年受知于学使，有“国士”之称。乾隆二十六年（1761）聘为石鼓书院山长，连续执掌书院达15年之久。末代山长（1894～1902）曾熙是衡阳县石市人，光绪进士，累任提学使，不久返湘，主讲石鼓书院，后任湖南教育学会会长、南路优级师范学堂监督。 　　石鼓书院素称人才荟萃之地，讲学风气甚浓。历代名师大儒，如宋代的朱熹、张栻、郑向、黄干，元代的偰玉立、奚汉伯颜、李处巽、陈淞年，明代的湛若水、蒋信、罗洪先、赵贞吉、茅坤、李渭、罗近溪、甘公亮、蔡汝楠、刘尧诲、王万善，清代的王敔、潘宗洛、吴时来、余廷灿、刘良弼、江恂等，都相继来这里登台传道，使石鼓成为远至京师近至衡永郴桂士子们向往和云集的学府，成为湖湘地区引人瞩目的儒学传播基地，并进一步发展成为中国古代“讲学式”书院的楷模，对湖湘文化的演变和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作为中国一所最古老的书院，在长达千余年办学过程中，石鼓书院所造就的人才之多，实在是难以计数。清乾隆衡阳县令陶易写有《石鼓书院》一诗，描绘了“英才荟萃”的景象，诗曰：“旷代儒风喜未颜，一时讲院尽英才。双流环绕宫墙肃，乔木阴森士气培。祀典已崇新俎豆，诗篇长焕旧亭台。自今游履休嫌忧，绿竹西溪一经开。” 　　《国朝石鼓志》载，宋乾道八年（1172）殿试，石鼓书院登进士第的就有王居仁、邓友龙、邓友龄3人。明嘉靖三十年（1552）壬子乡试中，石鼓书院诸生李孟彰、王大韶、谭汝赓、徐应南、彭良臣、陶宾6人中举，史称“朱陵六凤”。明末王船山、李国相、夏汝弼、管嗣裘、邹统鲁等高风亮节、博学多才者也出自石鼓书院。清光绪六年（1880) 庚辰会试，石鼓书院的祝松云、谭鑫振、杨依斗、陈鼎4人同中进士，其中1人殿试点探花，1人朝考选庶常。像这样的栋梁之才，还有明代的朱炳如、伍定相、曾朝节、祝咏、廖汝恒、陈宗契等，清代的中兴名臣彭玉麟、衡阳第一个传胪彭述等，他们都是从石鼓书院走向中国大舞台，“各领风骚数百年”。
(责任编辑：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