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755年唐朝的“安史之乱”起,到960年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宋王朝止,有二百余年的时间,在当时中国的这片土地上,都是军阀混战,政权如走马灯一样变幻莫测。一些无德无识的胆大无耻之徒,凭借烧杀抢掠,便可称霸一方,甚至当上皇帝,号令天下。在那样的政治条件下,礼义廉耻扫地,社会风气大坏。
　　赵匡胤是从后周的孤儿寡母手中夺得的天下,其方式同此前五代十国那些帝王用阴谋手段抢权,并无多大区别。夺取政权后,如果也是继续不顾社会风气的净化、整顿,那么赵宋王朝,也只会是一个稍纵即逝的短命小王朝。
　　赵匡胤同此前的那些军人政权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他用历史的眼光审视了形势,在夺取政权后,立刻实行以儒治国,狠抓了社会风气的净化。
　　赵匡胤对后周的皇室,不予杀戮,以礼相待;对后周肯投降的大臣,如宰相范质、王溥等,继续原职留任。对于曾起兵反抗宋军的后周将领,如汴京卫戍副司令韩通,虽在战斗中被宋军所杀,却并不敌视,反而褒奖其忠勇。
　　赵匡胤为防武人和功臣专权,并未像有的王朝那样,建国之后大杀功臣,而是用和平的方法,搞了“杯酒释兵权”,然后以锻炼军队刻苦善战的名义,让军官经常调动,使兵不识将,将不专其兵,并用文臣知州,“重文抑武”。
　　赵匡胤还留下严惩贪墨之官和不杀言事之官的“祖训”。
　　赵匡胤这所有的“祖宗之法”,都是针对唐末五代十国以来二百余年社会风气大坏而发的。
　　宋朝初年很快就出现了廉耻相尚的好风气。在第三代皇帝宋真宗和第四代皇帝宋仁宗时,朝野上下读书成风,忠于职守成风,讲真话成风。田锡、王禹、范仲淹、欧阳修、唐介等一大批直言敢谏之士,得到重用。从而使赵宋王朝出现了百年太平的政治形势。
　　“天下太平”的形势,使朝野上下滋生一种思想认识:“祖宗之法”是“良制美法”,因而是永远不可更改的。其实,了解历史的人都明白:世上哪有永远不可更改之法?
　　“祖宗之法”在赵宋王朝的初年,即太祖、太宗时期,确实发挥了治国安民的良好效用,但是,到了真、仁、英、神、哲、徽、钦宗时,以及金兵入主中原,南宋偏安一隅之后,随着政治、经济、军事形势的变化,再强调“祖宗之法不可变”,就僵化了,就要四处碰壁了。
　　事实上,到了宋仁宗掌政时,全国的社会风气就已悄悄地产生了许多弊端了。“重文抑武”的国策,大大弱化了军队的战斗力,面对西北边境强大起来的西夏、契丹及后来金人的武装进攻,屡打败仗。由于姑息政策的演化,到真宗时,对贪官就一个不杀了。由于官僚机构叠床架屋,任职而不干事的官员越来越多,只靠熬年头,文官三年,武官五年,便可提职提薪,高官们还有“恩荫”的特权,其子孙不用任何条件,就可得官位。政以贿成,十官九贪已见怪不怪。“冗官”、“冗费”、“冗兵”的“三冗”现象出现了,到仁宗宝元元年(1038)“三司计度经费,二十倍于祖宗时”(《宋史•苏舜钦传》)。
　　社会风气大不如宋朝初年了,人民聚众起义也开始一伙接一伙了。
　　在这种形势下,仁宗把志在改革的范仲淹召进朝廷,任参知政事(副宰相),改革弊政。但是遭到保守的既得利益集团的顽强反抗,他们先是诬蔑改革派为“朋党”,继而造谣说范仲淹等要废掉仁宗皇帝。于是仁宗皇帝一改支持“新政”的态度,范仲淹等受到政治清算。
　　仁宗皇帝这一反复,大坏了官场风气。
　　又过了三十年,即赵宋王朝立国110年那年(宋神宗熙宁二年),锐意变法的王安石被任为参知政事,社会上传出“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之言,称“三不足”。“三不足”是否为王安石亲口说出,尚无证考核,但是,它反映了一种改革的呼声。
　　王安石的锐意变法,反映了那一时代的主流思潮。但是,他没有“摸着石头过河”,且主要目的是为扭转国家财政的危机,一系列变法内容对普通百姓没有好处,还有“扰民”之嫌,所以一些持重稳健的官员,多不肯同他合作。于是,王安石任用了以吕惠卿为代表的急于当官而不择手段的年轻人到政府各部门出任要职,王安石这一破格提拔年轻人的做法,给一些德行不好、投机取巧之徒开了方便之门。于是,社会大行钻营投机之风。事情发展到登峰造极的是王安石最为依仗的、视为可靠接班人的吕惠卿,在自觉翅膀硬了之后,向神宗皇帝诬告王安石有反叛之心。王安石亲自尝到了他所重用的人带来的苦果。尽管王安石在后来认识到了吕惠卿是无耻小人,但是十几年以来,这种激进的变法和对于钻营之徒的提拔重用,已使社会风气大坏。这是王安石始料未及的。
　　王安石下台,司马光上台执政。
　　司马光本来是一个稳健之人。但是,他执政时已风烛残年(只执政18个月就死在任上),急于想把王安石变法来个“一风吹”,于是又给投机之徒造成了机会。奸臣蔡京瞧准这一机会,在他所管辖的开封府,只用半个月就把王安石变法全废掉了。王安石的变法并非全不好,蔡京这样不分青红皂白,莽撞行事,也是扰民之事。司马光却大大表扬了蔡京。可是,就是这个执行司马光政策的急先锋,司马光一去世,他立即来了一个急转弯,把司马光等人打成了反革命(所谓“元佑党”)。
　　蔡京比吕惠卿更坏,他给社会风气的污染也更甚。宋徽宗上台后,蔡京投皇帝所好,在江南的苏杭一带搜求古董奇石,运往汴京,称“花石纲”。“花石纲”把皇帝引向不务正业,把百姓搞得倾家荡产。蔡京大搞宗派,任人唯亲,奢侈腐化,贪污纳贿,无所不用其极,使本来已经江山不稳的赵宋王朝雪上加霜。
　　宋朝末年,统治阶级内部党争频起,贪官肆无忌惮,皇帝不务正业,毫无危机感。百姓走投无路,起义反抗此伏彼起。社会风气完全坏了。
　　金兵的铁蹄,把赵宋王室赶到江南。但是,宋高宗出于一己之私,害怕被金兵掠而北去的徽宗、钦宗回来争夺皇位,竟重用当了金兵俘虏,又被派回来做奸细的秦桧。秦桧以“莫须有”之罪,杀了抗金大将岳飞父子。朝野上下,一片恐怖。忠奸不分,好人坏人颠倒。南宋王朝一开始就作胎不正,可知以后了。
对于赵宋王朝的社会风气由好变坏,生当北宋末年南宋初年的大诗人陆游,曾写过一首五言诗《岁暮感怀》:“在昔祖宗时,风俗极粹美。人材兼南北,议论忘彼此。谁令各植党,更仆而迭起。中更金源祸,此风犹未已。倘筑太平基,请自厚俗始。”
陆游是当世人,又是当事人。他认为:用人唯贤(人材兼南北),言论开放(议论忘彼此),是风俗粹美的表现;结党营私(谁令各植党)是风俗败坏的表现。最后,他以切实感受大声疾呼:要想天下太平,应以淳厚社会风气开始。
　　限于一首短诗,论述不可能全面。但他的结论“倘筑太平基,请自厚俗始”,则是十分正确的。
　　综上所述,可以得到如下一些认识:
　　(1)社会风气的好坏,或由坏变好、或由好变坏,最根本的原因是最高当政者能否从历史吸取教训,从社会实际出发,制定好的方针政策。
　　(2)世界上没有永远不变的良制美法,形势变了,法律制度也要相应的改革。
　　(3)改革,是治国安民的永恒主题。改革不可急躁冒进,要摸着石头过河。
　　(4)改革首先要考虑给百姓是否带来利益,而不能脱离百姓、只追求所谓的“国富”。
　　(5)用人问题从来都是当政者成功与失败的关键问题。要特别警惕反复小人的投机取巧。
　　以上几个问题处理得好,社会风气就会淳化起来;处理不当,社会风气就会越变越坏。
　　宋朝社会风气由好变坏,乃至亡国,给后世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