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筷子巷是古代移民集散地--明代初期的江西填湖北

南昌筷子巷是古代移民集散地--明代初期的江西填湖北

——读方本仁《周氏创修宗谱序》

村学究

我的故乡是湖北省新洲县（现为武汉市新洲区）周昭大塆。

周昭大塆背靠倒水河，村子前面阡陌纵横、黍稷盈野，一直延伸到地平线，真乃好一派田园风光。我们的始迁祖茂昭公，原籍江西饶州府乐平县人，随明太祖西征陈理回师之际，路经此地，因见其“倒水上流山水清秀，有卜居意”，遂于洪武二十三年挈眷远徙，迁居于此。塆子中间有一“小山”，封土甚高，家谱称是本塆的“坟山”，我们这支周姓的开山祖茂昭公便长眠于此。祖坟在修倒水河改道工程时被铲平而不复存在。

我们这支周姓的谱牒名为《楚黄周氏宗谱》。1992年重修家谱时，宗亲帮我“接”回了本房的分谱。其时我忙于工作，无暇研读家谱，数年后隨着我对“江西填湖广”移民潮的深入研习，也通读了家谱，方知我们的“根”是在江西！后又读到《新洲县志》，知悉全县八成以上居民的“根”也是在江西！从其他资料了解到，鄂东地区竟有90%以上居民的祖辈是来自江西！

为何当年成千累万的江西人迁徙湖北而形成“移民潮”？从方本仁为《楚黄周氏宗谱》所撰的序文（方序见附件），可以窥见这一历史事件的一些线索。

江西向湖北的大移民

洪武三十年二月，常德府武陵县县民上书：“武陵等十县，自丙申(1354年，即元顺帝至正十四年)兵兴，人民逃散，虽或复业，而土旷人稀，耕种者少，荒芜者多，邻近江西州县多有无田失业之人，乞敕江西量迁贫民开种，庶农尽其力，地尽其利。”明太祖“悦其言，命户部遣官于江西，分丁多人民及无产业者于其地耕种”。 (《明太组实录》卷二五0，洪武三十年二月丁酉)

这是见于正史的惟一一条有关明初政府允其从江西向湖广移民的材料。然而，据家谱资料，明初江西向湖南、湖北的移民运动，早在洪武二年便已开始。如：民国二十五年《喻氏宗谱》卷一载：“徐寿辉之乱，楚地榛莽千里，虚无人迹。洪武初，诏豫章各大姓从黄（州）占籍。”民国三十五年《黄氏族谱》卷首说：“明初，湖北户口凋伤殆尽，洪武二年徙江西居民实之。”……

参照家谱资料，江西向湖北的移民运动，其起始时间是不宜以正史为据的。彭氏家族的迁徒与黄氏家族一样，都是在洪武二年，移民者并无必要在迁徙时间上造假。可见，明政府从江西移民湖北，至迟应从此时开始。

当时是否有“对口移民”政策，即江西对口湖北、湖南？

洪武元年八月“大赦天下诏”称：“州郡人民，因兵乱逃避他方，田产已归于有力之家，其耕垦成熟者，听为己业；若还乡复业者，有司于旁近荒田内如数给与耕种。其余荒田，亦许民垦辟为己业，免徭役三年。”(《明太祖实录》卷三十，洪武元年八月)顾炎武《日知录》也说：“明初承元末大乱之后，山东、河南多是无人之地。洪武中，诏有能开垦者，即为己业，永不起科。”(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开垦荒地》)明初的垦荒政策是带有普遍性的，不只是山东、河南，湖广也是如此，民间有开垦荒地者，“即为己业，永不起科。”这对农民来说，无疑是极具诱惑力的。万历《湖广总志》说：“自元季兵资相仍，土著几尽，五方招徕，民屯杂置，江右、徽、黄，胥来附会。”(万历《湖广总志》卷三五《风俗》)可见当时的招徕政策也是不分籍贯的，朝廷也无所谓“对口移民”的指令。由于江西与湖广在地理和历史方面的关联，同时江西又是当时的人口大省，所以在这一政策驱使下来湖北的又多是江西人。于是有人称曰：“......江右之民愿徙楚者听。所至有山泽之利，荒弃多年，不在租税正数者，俱许其开垦，永不起科，亦可行也。诚使燕、赵、秦、楚地无遗利，江浙、三晋民不游食，则于国家命脉不无小补矣。虽然，此其大概也，就中迁徒又有难易。越人之徒燕也，十人而九。江右之徙楚也，十人而八。”（于慎行：《谷山笔厘》卷十二)

移民是否是强制性的？有些研究者以“解手”的传说，推定移民者是被捆绑双手、是通过强制性移民迁往湖北的。这种推定却是难以在正史和谱牒中找到有力证据的。

“江右之徙楚也，十人而八”，江西人口为何大量迁移湖北？有的研究者认为是战乱所致。历史上大规模的战争，导致社会剧烈动荡，人们为保全生命财产而不得不迁徙至较为安定的区域。元末明初时期，江西较其它地区而言，可以说未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因此，战争不是江西向外迁民的主因。

明代初期江西人口大量外移，而且“多持空囊走四方” (同治《鄱阳县志》卷2，风俗)，他们移往外地之后，无论是经商还是务农，基本上是为生计而奔波。因此，导致明初江西人口大量外移的主要原因是“地狭民稠”。

有关地方志的记载，清楚地反映了这一历史现象的客观存在。据万历《吉安府志》记载，庐陵“城市人物繁多”。海瑞的《兴国县八议》也说：“吉安、南昌等府之民，肩摩扶接” (雍正《江西通志》卷119艺文)。因此，外移他乡，以谋生汁，便成为这些地区人民普遍并且也是无奈的选择。海瑞《兴国县八议》亦说：吉安、南昌等府之民，由于“地不能使之尽农，贸易不能使之尽商”，因此“比比游食他省”。

正是由于人口分布不均，导致各地区人口压力不同，使明代江西广大山区与平原、盆地之民形成了不同的经营观念与生活观念。在平原、盆地地区，人们普遍离土外游，且经商者多。弘治《南昌县志》裁：南昌府“地狭民稠，多食于四方”。邓元锡《方域志》：临江府“地当舟车四会之衢，逐末者多”，抚州府“人稠多商，行商达四裔，有弃妻子老死不归者”。罗文恭《舆图志》载：吉安府“土瘠民稠，所资身多业邻郡” (查慎行《西江志》卷26风俗)。而在山区，人们依然安土重迁，敦本力业，过着稳定的农耕生活。如宏治(兴国县志)载：赣州府“地界深山长谷，民鲜商贩，惟务农力产” (光绪《江西通志》卷48舆地略。风俗)。这种观念上的显著不同，亦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人口压力与明代江西人口大量外移的密切联系。

明代江西外移人口的流向很广泛的，主要流入了地广人稀的湖北地区。丘濬《江右民迁荆湖议》说：“荆湖之地，田多而人少，江右之地，田少而人多，江右之人大半侨寓于荆湖” (《明经世文编》卷七二)。因此，湖北才有大量的人口储备，才有可能同时进行的湖北填四川的人口大迁徙。

移民路线图：江西通往湖北的交通

据曹树基先生的研究表明：在洪武大移民中，从江西迁往湖北的移民约为69万。(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5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48页)如果没有便利通畅的水陆交通，如此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便会困难多多，也不可能集中在此二三十年的短时期内完成的。

古代的通行主要是走水驿或者陆驿。

江西为“五岭之要会”、“闽粤之咽喉”。江西驿道以南昌为中心，“凡三十里有驿，驿有长，举天下四方之所达” (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南昌至各州以及各州之间也有驿道相通。宋代，江西驿道在原有的京广、洪简、信州至江州、清江至醴陵等驿路的基础上，新开辟了洪州至杉关、信州至分水关、南城至赣县，永丰至浦城等驿路，有驿站l13处。宋淳化元年(990年)，在大庾设置南安军，打通了封闭40多年的梅关。宋嘉访八年(1063年)，江西提刑蔡廷和其弟蔡抗又一次重修梅岭(大庾岭)路，在梅岭修筑关楼，并“课民植树，以休行者”。宋时江西驿运工具除马车、牛车外，增加驴车、轿子等。在驿运制度上，实行3项改革：一是以军卒代替百姓为递役；二是为了迅速传递军情政令，除步递、马递外，又建立了日夜不停的急脚递。三是宋代的驿道建置比较齐全，有驿、馆、铺、站、亭之分，非通途大路只设馆、亭、站，不设驿铺。驿60里一设，铺10至20里一设(宋高承：《事物纪原》)。官吏乘驿须凭符节和证券才能“调马车，征饮食”。其符券有金字牌(急递)、青字牌(马递)、红字牌(步递)及驿券、馆券、食券等。宋代江西驿运十分繁忙。特别是南宋迁都临安后，江西成了京都的屏障和财赋基地，运输任务更重，并促进了驿运管理的加强。建炎三年(1129)冬，金兀术率军队从湖北大冶攻洪州。当时，隆裕太后驻跸洪州行宫。?

江西转运司得报敌骑至大冶，末辩虚实，令江东宣抚使刘光世轻骑侦知以闻，翌日乃确知敌至。从南昌至大冶约538里，往返1000多里，来回不到两日，可见驿运传递速度之快。为避金兵进犯，隆裕太后率妃嫔陆行至吉州，从吉州乘舟至泰和、万安，改陆行至虔州。金兵尾迫不舍，众妃嫔乃易装为农妇，始得脱。金兵先陷洪州，继而攻抚州、袁州、吉州，一度占领江西大部分地区。直至绍兴二年(1132年)，韩世忠平闽，从处州、信州回救南昌，金兵才退走。由于金兵入侵，江西城乡残破，沿途驿站、驿运荡然无存；韩世忠收复江西后，重建驿站驿运，但已大不如以前了。

元代称驿站为站赤，置有驿令、提领等官管理。江西驿道有站赤154处。其中，马站85处、马2165匹、轿25乘，水站69处、船568艘。驿道以龙兴路(南昌)为中心辐射全省。除水马驿站外，还设有急递铺，间隔10里、15里或25里不等。全省各级递铺约108处(李文敏：《江西通志》卷九十二)驿站不仅供给驿传，且设有馆舍，以供膳食住宿。馆舍宏大华丽，所有必需之品无不俱全，但仅供政府官员及使臣使用。民营之旅店客栈业，亦由于行旅之需要而日趋发展。元代站赤的管理，分中央、地方两种。中央管理机构，其官有驿令、提领，又置“脱脱禾孙”于关会之地，皆总之于通政院及中书兵部。地方管理机构有提领、百户等。提领为站赤之地方管理首长，各站设置一员，行九品印，职专车马之役。百户由每百户选出1名，任期3年，执役者则为站户，民多苦之。元初，驿站管理、乘驿配马、食宿供应，均有一定法度。中期以后，统治集团腐败，法令日衰，官吏擅自印发牌符，骚扰驿站。站户由于给驿过滥，无力维持，不得不相率逃亡。

明代，江西有巡司l13所。主要贡道有3条，即：从梅关经南康、赣县、庐陵、南昌、湖口、响水矶，入安徽至南京的京广贡道；从湖南醴陵经萍乡、宜春、清江、贵溪、上饶、玉山，入浙江，由杭州至南京的浙赣湘贡道；从福建光泽经新城(黎川)、抚州府、南昌府、饶州府出石门街，由安徽入南京的京皖赣闽贡道等。驿运制度承袭元制，中央管理机关为兵部之车驾司，地方管理机关为布政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驿站设驿丞一名，负责邮传迎送之事。有关舟车、夫马、庖馔的供应，视使客的品秩、仆夫之多少而定。江西驿站分3类，即水马驿、递运所、急送铺。水马驿大致60里或80里一置，凡属重要地点设马30匹、60匹、80匹不等，非冲要而为驿道所经之处则设马5匹、10匹、20匹不等。递运所设置一定数量车辆。大车能载米10石，每车配人夫3人、牛3头；小车则配人夫1名、牛1头。急递铺，每10里一置，每铺设铺司1人、铺兵4—10人，从壮丁中选充。

从南安(大余县)到南昌有水、陆两条道路。陆路经小溪(大余县新城镇)，南康(今同)、赣州(今同)、攸鉴(赣县攸镇圩)、造口(万安县沙坪镇皂口村)、五云(万安县城西)、太和(泰和县附近)、螺川(吉安市南赣江岸边)、白沙(吉水县黄桥乡)、官洲(新干县城附近)、富州(丰城县境)、市汊(南昌县冈上镇) 到龙兴(南昌)。

水路从南安经小溪、南康、赣州、龙下、造口、五云、滩头(万安县窑头镇)、枣柱(泰和县境)、吉安(今同)、南岭(吉水县黄桥乡东北)、官洲到龙兴。

江西迁往湖北的移民，按资料记载是在南昌筷子街或鄱阳瓦屑坝集中后出发，从水陆两路分别行走。

从南昌筷子街至湖北走陆驿，自九江起，过龙开河经洗心桥至瑞昌县，西过黄甲桥至界首(湖北省兴国州，即今阳新县界)，接鄂州至阳新驿道可达武昌。

从筷子街、瓦屑坝至湖北走水驿有二。一是从筷子街经鄱阳湖，过都昌、星子、湖口入长江；从湖口北渡大江80里至黄梅县，或从湖口入长江上溯220里至蕲州，190里至黄州，235里至汉口。这是所谓从筷子街出发的水路移民路线。二是从鄱阳县（饶州府治）瓦屑坝经都昌至湖口，由湖口进入长江后与从筷子街出发的移民路线相同。此即所谓从瓦屑坝出发的水路移民路线。(参见杨正泰校注：《天下水陆路程》三种。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2)

民国二十二年湘乡《龙田彭氏族谱》详细记载了江西泰和县一个家族迁徙的过程：“ (乐翁)公世居江西太和县十九都八甲，当明定鼎初，诏徙江西民实楚南。公于洪武二年己酉卜徙湘乡。父子兄弟叔侄男女共二十二人，择十月初六日起程。同江湾一队，共七十九人。初九日至临江府，初十日在皇叔署领票，就曹家埠登舟，十二日至袁州府，十四日至彤关，十六日至长沙府小西门舍舟就陆。息韩、刘两店一日。十九日宿湘潭后街，二十日宿云湖桥，二十一日至湘乡县南门，息单、葛两家一日。二十三日分一队共二十六人循河边上浴(原字为水旁加繁体谷字)水去。公等过洙津渡，宿虞塘。二十四日过甲头塘，宿青石塘。二十五日在梓门桥，分一队共二十五人往青蓝去。公等由铜梁塘，本日到六十六都约冲，卜栖焉。计自初起程，几二十余日，所至皆挂号，夜则老者投店，少者皆露处也。公既至约冲，遂于二十八日起工造室。十一月初六日入宅安居。明年庚戊，华三、华六、华八、华九及周珍保，又离约冲外去矣。公以暮年跋涉，体渐不安，至是年四月初一日气喘沉重，自分难延，遂集家中老少嘱托后事。命三男宗海写记云：自我太祖以来，五代未分，我等在江西，人民广众，谷米贵如珍珠。今离江西半载，到此插得地方，未曾清楚。曰叔曰弟，我子即汝子，同心协力，立清界抵，报上登籍，安家立业，不枉前程，方可落心。……”《彭氏族谱》的记载还透露出这样的信息：第一、洪武二年前后从江西移民湖广是一次普遍性的移民，前举喻氏、黄氏，皆是在此时迁往湖北的，而彭氏家族始迁时与“江湾一队”不期而遇，更可说明当时移民规模之大。第二、当时的移民是家族性的行为，彭氏一家父子兄弟叔侄男女共二十二口，举族而迁。第三、在迁移的过程中，出发前须“在署领票”，沿途须验明身份，“所至皆挂号”，到湖广落脚后，也须“立清界限，报上登籍”，即移民自始至终都在官府的控制之下。(民国二十二年湘乡《龙田彭氏族谱》卷二十二《始祖乐翁公迁湘记事》。)
(责任编辑：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