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和而不同
   
    史伯以后二百多年，齐相晏婴与齐侯有过一席讨论和同的对话，载在《左传·昭公二十年》，也很相当精彩有名：
   
    公曰：“唯据（嬖臣梁丘据）与我和夫？”晏子对曰：“据亦同也，焉得为和！”公曰：“和与同异乎？”对曰：“异。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火单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今据不然。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这是着重从人际关系来谈论和同的，后来被孔子概括成为格言式的警句：“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和与同，于是不仅是一种理论和方法，而且成了一种德行。
   
    简单说来，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就是要求人们互相促进，切勿彼此苟同；所谓小人同而不和，则反是。
   
    但是，这绝非是说，“同”便简单等于“恶”。否！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有两种“同”，一是与“和”相对的同和之同，如上所说；一是与“异”相对的同异之同，举例如下：
   
    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者。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孟子·公孙丑上》）
   
    孟子这里归纳了三种为善的态度，一是子路的知过则喜，二是大禹的闻善则拜，三是大舜的与人为善。这又是一则典型的儒家辩证法实例：子路知过则喜，喜的是自己进于善；大禹闻善则拜，拜的是他人成于善；大舜的与人为善，则超越了人我畛域，唯善是从。在大舜看来，在具有善性这一点上，人与人是相同的；在为善这一点上，是无分尔我的。因而他不惜舍己从人，乐取于人，善于发掘别人之善，乐于推动别人为善，并甘于伙同别人行善，此之谓“与人为善”；其要领就在一个“善与人同”上。
   
    善与人同的“同”，不是君可亦可、以水济水那种与“和”相对的专同之同，而是基于人性皆善、人之同于尔我异于禽兽的同异之同。同志、同人、同心、同德，乃至世界大同等等所谓同，都是这个意思的同。在这里，君子相信他人亦具人性之善，因而必要时不惜“舍己从人”，其目的，只在于与人一同完成善性。
   
    善与人同的“同”，也不是与“异”隔绝的抽象空洞之同，而是与“异”相待相依的辩证之同。《易·睽》卦象辞有“君子以同而异”之说，颇有助于理解此中奥秘。所谓以同而异，即用同来实现异，用自己与他人的相同，来显现自己与他人的差异，以他者作为理解自我的工具，作为构建自身的方式。这样的认知观点和思维方法，是十分深邃的。孟子所推崇的大舜的“善与人同”，正是这种以同而异，即以同于人的方法，来推广异于人的操守，如传说的耕稼、陶、渔诸故事所云。
   
    孟子这里提倡善与人同，孔子当年却反对不和而同。二位祖师对“同”字的如此不同使用，给读经者造成不小困惑。经师们对此，多采以“通”释“同”法，说善与人同就是善与别人沟通，来躲开可能跌进“同而不和”陷阱的危险，其用心可谓良苦。其实本来也许无需如此。要知道，孟子说大舜善与人同，用的是同异之同，与异对称的同。这种同，也是一种德行，一种境界，但与和而不同之同不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本来是有两种同字的。

（编辑：莫凡）
 
 
稿件来源：文汇报网络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