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仲玉 、李成俊：“我们是师兄弟”
    笔者于1998年上半年曾去拜访过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学家朱仲玉先生。那次谈话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朱先生与澳门日报社社长李成俊先生的结识。曹聚仁先生自1950年赴香港后，大陆的媒介便绝少提及他了。曹聚仁一度被大陆视为“反动文人”。直到1981年初，中国新闻社的有关同志找到朱仲玉先生，告诉他曹聚仁先生已被政府有关部门肯定，并让他写篇回忆曹聚仁先生的文章。朱仲玉先生对恩师的怀念与敬仰之情，经过了30余年的压抑，终于有一天可以倾吐了，很是快慰。朱先生很快写成《在澳门逝世的曹聚仁》，经过中国新闻社推荐，在《澳门日报》（1981年5月20日、21日）分上、下两篇刊登。不久，即收到《澳门日报》社社长李成俊先生的来信，说“我们是师兄弟”，在澳门，曹聚仁先生是新闻界前辈，我也经常向他请教办报、写作等方面的问题。1972年7月23日，曹聚仁先生在澳门逝世，其丧事也是由澳门日报社同仁出面操办的。从此，这对同以曹聚仁先生为师的“师兄弟”，近二十年中，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1998年6月底我给李成俊先生寄去文稿，他很快安排在《澳门日报》（1998年7月5日）“新园地”刊出拙稿《曹聚仁树立治学楷模》，并给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寄赠了由澳门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孰忍一水隔天涯--澳门日报台湾问题评论选》、《澳门日报三十年》等书，充分表达了对恩师曹聚仁先生的深深怀念。
    朱仲玉先生在回忆文章中写到：“我第一次见到聚仁先生是抗日战争时期的赣州，他任赣州《正气日报》总编辑的时候。当时我在国立第十九中学念书，……有一次，我去报社，正好聚仁先生在那里，编辑给我作了介绍。聚仁先生热情地问我在哪所学校读书？几年级？多大年岁？当他知道我曾在上海电器行做过学徒，是从那里逃出来到赣州去念书的，就大大鼓励了我一番。”“这次谈话对我以后的写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抗战胜利后，朱仲玉又在曹聚仁主编的《前线日报》写稿。有一次主动去向曹先生求教，曹先生也很欢迎。“总的意见是我的知识面不宽，原因是书看得太少。他建议我要多看书，磨刀不误砍柴工。书看得多了，知识面一宽，写文章就得心应手了。聚仁先生还告诉我，结合看书可以写读书笔记、书评。”“我就成了他家里的常客。他家弄堂口有副长期停在那里的馄饨担，他最喜欢吃馄饨和花生米。我每次去他就叫来两碗馄饨，拿出一盘花生米，和我边吃边谈。”“一九四八年，他介绍我去缅甸中华商报工作，我们在上海外滩分别了。”“聚仁先生比我大二十六岁，他对我这样的青年人谈话，从来不用教训的口气。他对任何一位青年朋友，都表现得那么谦虚和平易近人”。“聚仁先生那种尊师和爱护文学青年的美德，将永远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