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洪洞移民的历史

刘金抗
    关于洪洞移民的历史，在北方的确是一件耳熟能详的故事，且故事版本都差不多，但
如果要具体悉其渊薮，又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其中原因我想是这样的：
    元末明初 洪洞虽经济相对稳定，人口稠密，但文化已经远远落后于此时的江南 （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安徽南部）。文化和经济同样是一个家族成为鼎甲望族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从国内现存明代以前的族谱看，北京国家图书馆共藏17部，其中15部是皖南新安一带的，即使此时已经成为经济重心的苏杭等州府也很少见族谱，这说明两个情况：
   （1）明代之前修谱主要集中在世家大族之间。迨至欧阳修、苏轼，家谱才逐渐成为一般百姓的家藏，但受经济和文化的制约，一般的家庭仍少有族谱。苏南和皖南修谱的风行是在明代中期以后，这重现象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明代中期，在上述经济发达地区，资本
主义萌芽已经出现，这些地区人多地少，商贾之人越来越多，商人重利的天性，使社会风气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封建士人为了维护宗法秩序， 才将修谱提到了前所未有重视的高度，而且谱牒体例和内容都大为增加，宗法的力量通过族谱起着越来越强的力量，不过这
重力量，很好地约束了皖南的商人，"诚信"成为了他们就经商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也保证了徽商的300年辉煌历史（胡锦涛、 江泽民祖上都是皖南去江苏、 上海经商的徽商）。
徽商在外地赚来的利润便在老家修造房屋（ 形成影响南方很广的徽派建筑 ），投资教育（明清皖南和苏南都是文化的繁盛之地，科甲不断，为全国之冠），所以"盛世修谱"的说法正是修谱和经济文化必然联系的通俗概括。
    这种情况也存在于闽粤，闽粤族谱所称其祖多是在唐末宋代迁入闽粤，很多族谱唐宋之前和明代以后的谱系都保存很好，但宋末至元至明的谱系都不是很详细，很多有口传的影子， 这也印证了入闽粤之祖先期与当地土著争夺生存空间的事实。
   （2）在明代之前的洪洞由于经济文化条件的落后，有现代意义上族谱的家族很少，从文献和现存族谱看，洪洞族谱也多是明清所修，即使这样他们族谱的确切始祖也一般上溯到明初，明代之前的情况也是一片茫然，我的家族明代以前的详细世系也不可考了，但所
幸的是世代数到是一辈一辈传下来了，从而印证了为汉之子孙的说法。所以如果详细上溯从明至汉的确切世系恐怕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了，但我们依然是汉家子孙却是不容争置的事实。
    结合明初迁民的情况，所迁之民身份繁杂，有一般百姓，也有很多流民、有无产者、也有少数世家弟子， 估计大多数的平民和流民的家庭是基本都没有谱牒的， 如果略有学识，或暂记起世系源流或几代祖宗名字，如果是目不识丁（估计这种情况普遍存在于迁民之中），则最多记得祖、父名讳就不错了。等他们到了迁民地，筚路蓝缕创业艰辛，能填饱肚子就不错了，如家族能兴旺起来也需要4到5世的时间，等真正有经济实力修谱时，迁民祖早就不早世间了，所以从现存北方谱系看，迁民谱系基本都是明代中后期的，明初的及其罕见，族谱的迁徙源流多是语焉不详的洪洞大槐树，确切的祖居地在当时修谱时已经难以追考。
    所以，根据这些情况，作为洪洞迁民的后人，详细追溯先祖在明代在洪洞的确切历史延承几乎是不可能的了。如果你要找阜城迁入地，可能需要去当地考察，从当地族谱或口传中获得一些信息。不过从山西的情况看，山西刘氏多为汉家之后，明清洪洞祖谱也多袭此传，我们家族，口传就是汉文帝三子刘参（封为代王，子孙繁庶多被封在山西、河北西部、山东北部等地，奠定了山西刘氏多为汉家之后的格局）之后，不过也有匈奴刘，即五代十国时期后汉刘知远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