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红楼到未名湖—新文化的摇篮
柳哲
 

一直向往北大的曹聚仁，在接近花甲之年的他，在1958年才圆了他的北大梦。他参观了老北大的沙滩红楼，也到了景色迷人的燕园和未名湖。这次他是以新加坡《南洋商报》记者的身份访问北大。北大是他青年时的梦想，他的思想与文学，与北大的不少教授都有着很深的渊源。他在杭州“一师”的业师单不庵后来也被聘为北大教授。北大高才生朱自清、俞平伯毕业后曾到一师任教，成为曹聚仁的国文老师。曹聚仁在回忆文章《后四金刚》中写到：“不过蒋（梦麟）先生的确替我们安排了复课后的国文教师。他推荐了朱自清、俞平伯二师，他们刚在北京大学毕业，的确有很好的文学修养。”“五四的第三年，学校风气又渐渐平静下来，朱师渐渐为同学们所认识，成为信仰中心的新人物。”“俞平伯先生，他是俞曲园老人的曾孙，他的诗词修养，深湛得很，我们还不够来欣赏。我记得俞师初到一师时，穿了一件紫红的缎袍，颇有贾宝玉样子，风流潇洒。”曹聚仁为出版李大钊全集，费过一些心力，还邀请过鲁迅为之写序。北大著名教授陈独秀、朱光潜等都很相熟。特别是30年代初陈独秀被国民党被捕后，曹聚仁冒着生命危险率先发表公开信声援陈独秀，并将陈独秀狱中亲书的“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在《涛声》上公开发表。后来，还为狱中的陈独秀提供资料，催生了陈独秀的自传（可惜没有完成，只写了开头部分）。1958年，曹聚仁访问北大后，写了《从红楼到未名湖--新文化运动的摇篮》的访问记发表在新加坡的《南洋商报》上。这篇访问记至今尚未在国内的出版物上发表，也未收入大陆出版的曹聚仁著作中。现将该访问记重新抄录在这里，作为曹聚仁不解的北大情缘的纪念。全文如下：
            从红楼到未名湖
      ——新文化的摇篮
                  曹聚仁
   
    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年）。
    六月十一日诏：“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着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五大臣会同妥速奏议。”
    七月四日，创设京师大学堂，派孙家鼐管理，官书局及译书局均并入大学堂。
    八月九日，京师大学堂成立。
    六十年前，京师大学堂在北京景山东街建校，其地原是乾隆驸马福长安故第，这便是北京大学的开始。（这是北京大学的第二院，那并入北京大学的北河沿译学馆，乃是第三院，至于有名的北大第一院，沙滩红楼，那是民初所建造的。“京师大学堂，原是戊戌新政之一：却因为它成立在康谭新政措施之前，因此，戊戌政变后，其他新政都取消了，只有它还保留着。它在戊戌维新运动过程中，倒是很有意义的记程碑。今年北京大学纪念六十周年，在领导中国的社会文化运动上，那位著名的译介西洋文化的严几道，也做过他们的校长。但北京大学之成为最高学府，成为时代的风信旗，却自民初蔡元培（孑民）任校长始。（蔡氏，几乎成为与北大成为不可分割的混合体了。）时人论蔡氏的很多，记者在这儿只介绍一段一般人所不会看过的，周启明先生的话，他说：“蔡先生貌很谦和，办学主张古今中外兼容并包，可是其精神却又强毅，认定他所要做的事，非至最后不肯放手，其不可及处即在于此；此外，仅多有美德，但在我看来，最可佩服的总要算是这锲而不舍的态度了。蔡先生曾历任教育部、北京大学、大学院、研究院等事，其事业成就彰彰在人耳目间；若举提大纲，当可以‘中正’一语说之，亦可以称之曰唯理主义。其一，蔡先生主张思想自由，不可定于一尊，故在民元废止祭孔，其实他自己非是反对孔子者。其二，主张学术平等，废止以外国语讲书，改用国语语文，同时又设立英法德俄日各文学系，俾得多了解各国文化。其三，主张男女平等，大学开放，使女生得入学。蔡先生的教育文化上的施为，既多以思想主张为本，因此，我以为他一生的价值以着重思想，至少当较所施为更重。蔡先生的思想，有人戏称之为古今中外派，或以近于折衷，实则无疑解释为兼容并包，可知其并非是偏激一流，我故以为是真正儒家。其与前人不同者，只是收容近世的西欧学问，使儒家本有的常识更益增强，持此以批判事物，以合理为止，故即可目为唯理主义也。”这便是蔡氏的精神，也正是红楼（北京大学）的精神。
   北大的教授，有刘师培、黄侃、辜鸿鸣、陈汉章，也有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周树人（鲁迅）、周作人、李大钊，也有陈大齐、陶孟和、王世杰、张慰慈、陈源、高一涵，可说是真正的兼容并蓄。
    说到“红楼”，我们知道那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五四运动原是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春雷一般，四野茁生，便形成了振幅广大的新文化运动，也就推进而为社会革命的狂潮。我们知道代表“五四”精神的“新青年”，他虽是在上海出版，它的核心细胞，都在“红楼”。陈独秀、胡适、高一涵、李大钊、张慰慈、陶孟和、钱玄同、王抚五、周树人、周作人、刘半农，都是北京大学的教授。他们在新青年宣言说：他们相信政治上、道德上、经济上因袭的观念中，有许多阻碍进化的；他们想求社会进化，不得不打破天经地义的成见，他们决计抛弃旧观念，树立新时代的精神，适应新社会的环境。他们说：新青年当然尊重劳动，反对侵略主义占有主义的军阀财阀；他们主张民众运动社会改造，和政客们的政党绝对断绝关系。他们相信真的民主政治，必会把政权分配到人民全体。他们相信政治、道德、科学、艺术、宗教、教育，都应以现在及将来社会生活进步的实际需要为中心。他们要改革文学的体性，要破除迷信妄想，尊重女子的人格和权利。他们明明白白向旧社会及传统观念挑战。他们的“新信仰”，是：
   “要拥护那德先生（民主--Democracy),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科学--Science)，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这是挂在红楼屋角上最鲜明的旗帜。
   “五四运动”，离开现在已经四十年了。记者站在沙滩红楼门前，缅想旧迹：当年，我们所敬仰的文化革命文学革命的急先锋，许多后来都分化了，像陈独秀和胡适恰好成为急进派（陈）与改良主义派（胡）的分野。（胡适在文学革命以后，甚至很快就提出“少谈主义，多谈问题”的主张。）后来，陈独秀把新青年带上社会革命的路向，但脚步走得最切实而坚定的，却是李大钊（守常）与鲁迅。在文学革命的进程上，胡适曾经做了“时代骄子”，态度最积极的是钱玄同、刘半农，而建立新文学记程碑的却是周氏兄弟：鲁迅和周作人。
    说到新青年的内部分化，也就说明了我们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的分化。红楼那一群文化思想家，无论结合到《独立评论》、《现代评论》那一旗帜之下，或者结合在《语丝》的旗帜之下，也都代表着从新青年这一母体分化出来的两种倾向。笔者曾经到北京大学的校史博物馆，看到了有趣的纪念品，也曾在红楼图书馆中，看到了李大钊先生纪念室和毛泽东主席在校工作处。新中国的蓝图，可以说从红楼那一角上孵出来的。郭沫若的《咏红楼》，就是这么说的：
   “星星燎大原，滥觞成瀛海，红楼弦歌处，毛李笔砚在。力量看方生，勋勤垂后代。寿与人民齐，春风永不改。”
    记者到了北京，先后访问了北京大学，低徊不能自已。不过我所到的北京大学，已经不在沙滩红楼，而是搬到北京西郊未名湖畔的燕园去了。（燕园原是燕京大学的旧址。）当年，北京青年男女的心头，对于那几个大学的风格，曾经有过这几句谚语：“师大太穷北大老，燕京最好，清华还可通融。”他们的印象，便如此的不同。而今，清华成为最新型的大学，非复清华园的旧日气氛。北大进入燕京大学，气氛也不相同。（今日北京的少女，她们的观点，也大大地改变了。）燕园原为明代的勺园，亦称“风烟里”，原为当时书画家米万钟所构筑，饶有水乡景物。明人诗云“才辞帝里入风烟，处处亭台镜里天。梦到江南深树底，吴儿歌拍放秋船。”甚得其趣。）到了清乾隆时，便是权相和申的“淑春园”。（淑春园，仿拟御园，凿湖建岛，有如南海瀛台。湖本无名，故称未名湖；湖中小岛或称枫岛。）丘陵起伏，细流萦回，未名湖景物娴美，在青年男女心头，自是人间乐园。
    北京大学移到了燕园，（一九五二年）镜春园、蔚秀园先后划入新校的范围，又购入了毗邻的朗润园和承泽园。（这些都是从前满清贵族的家园，即如蔚秀园，先前便是醇亲王奕儇的私园。）这么一来，全校面积就比燕京大学时期增加了两倍。今日北大的学生，也比红楼时代增加了四五倍，比之燕京大学，却增加了十二倍以上了。记者到北京大学时，未名湖四围都是新建筑。其中，一部分是八千学生的宿舍大楼、大膳厅、卫生室及教职员宿舍。一部分是教室大楼、阅览室、文史楼、哲学楼、地学楼、化学楼、力学楼、物理楼和图书馆；图书馆将为新建筑的核心，馆舍很大。旧的燕园，以幽静胜，新的北大以宏伟胜，今日的北大，依旧是文化圈子的老大哥，正如马叙伦校长所说的“北大毕竟是北大”。
    记者这回到北京大学去看他们的“西瓜园”，心头还留下去年五月间北大民主墙上大鸣大放的影子；今日的“大字报”，也是当时的“民主墙”，只是切实得多了。（一九五八年）
                           2006年9月20日于京西谱牒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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