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聚仁为两岸和谈奔波的见证人
--访原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徐淡庐
北京•柳哲
“谜一样的人物”曹聚仁，由于其一生充满着传奇色彩，在过去整整一个世纪以后的今天，仍扑朔迷离，至今还没有人能够真正解开其身上的谜团。特别是他晚年曾为两岸和平统一奔走一事，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随着近年两岸关系的进一步地发展，相关媒体对曹聚仁为两岸和谈奔走的历史已有所披露。但是由于历史和政治的原因，曹聚仁为两岸和谈奔走的过程仍未完全解密。今年7月23日是我国现代著名作家、学者、记者和杰出的爱国文化人士曹聚仁（1900-1972）在澳门逝世31周年。令人欣慰的是，在曹聚仁诞辰100周年之际 ，笔者发起成立的曹聚仁研究会已在京成立，北京中国现代文化馆开辟了“曹聚仁文库”。曹聚仁故乡兰溪正在抓紧修复曹聚仁故居，以纪念曹聚仁在澳门逝世30周年。为此，笔者曾多方收集资料，与有关当事人通信或面晤，获得不少鲜为人知的第一手资料，对曹聚仁为两岸和谈奔走的历史有了更多的了解。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程思远在最近为《曹聚仁先生纪念集》所作的序文中说：“ 两个月后，曹聚仁先生也到了北京，在（1956年）7月13日、16日、（19日），先后受到周恩来的三次的接见。在座的有张治中、邵力子、屈武、陈毅等陪同。在谈话中，周总理在提到‘和平解放台湾’问题时指出：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有过两次，第一次合作取得北伐战争的胜利，第二次合作取得抗战的胜利，为什么不可以有第三次合作呢？我们对台湾，绝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周总理这一席话，是要曹先生转达给台湾蒋经国，由于他曾帮助小蒋在赣州办过《正气日报》。”“曹聚仁先生离开我们已经28年了，他留下的著作在4000万字上，作为一位学者、作家和新闻记者，他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爱国的一生。”他于98年6月4日写给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曹聚仁研究会）的贺信中称赞该中心的成立，“对于弘扬爱国主义，树立治学楷模，具有重大意义。”笔者曾于1999年7月5日在北京采访了原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之后写成《周恩来为曹聚仁亲拟墓碑碑文：爱国人士曹聚仁先生》一文，发表于《中华读书报》（1999年7月28日）上，首次披露了周恩来总理在曹聚仁于1972年7月23日在澳门逝世后，周恩来极其关注，委托香港大公报社长费彝民在港澳成立曹聚仁先生治丧委员会，为曹聚仁公开治丧。周恩来总理盖棺论定评价曹聚仁为“爱国人士”，并为其墓碑定稿：“爱国人士曹聚仁先生”，安排有关部门将其骨灰运回大陆安葬，叶落归根。罗青长也亲笔题词称赞曹聚仁“为祖国统一大业，贡献了毕生精力”、“周恩来总理生前对曹聚仁先生的评语：‘爱国人士曹聚仁先生’。”另外笔者还与曹聚仁胞弟曹艺先生（已于2000年8月21日在南京病逝）交往多年，曾得到他的热心支持，提供给笔者不少有关于曹聚仁为两岸和谈奔走的第一手资料，笔者曾写成《从曹聚仁遗札看他为两岸和平统一所作的斡旋》在《百年潮》（2000年第5期）、香港《大公报》（2000年7月7日）等报刊上发表。原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童小鹏也曾为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曹聚仁研究会）题词：“曹聚仁先生为祖国统一事业奔波的爱国主义精神值得学习和发扬！”程思远、罗青长、童小鹏、曹艺（可惜他已病故）等都是曹聚仁为两岸和平统一奔波的重要历史见证人。
现在笔者所要介绍的是曹聚仁为两岸和谈奔走时的另外一位重要历史见证人--徐淡庐先生。说起徐淡庐，现在恐怕已很少有人知道了。其实徐淡庐也是一位早期的革命前辈，解放后在我国安全秘密战线上作出过重要贡献。由于他在六、七十年代曾身陷牢狱和各种运动的冲击，使他在政治生活中难以大展身手，以至他在数十年的革命和政治活动也几乎埋没。徐淡庐，现年85岁，重庆市渝北区沙坪镇人。现任国家安全部咨询委员会委员和曹聚仁研究会名誉会长等职。1935年在重庆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后他以经商和新闻记者为掩护，长期从事统战和情报工作，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解放后，受中央派遣，随军进入西藏，为西藏的和平解放和民族团结作出了卓越的成绩。50年代中期后，他先后担任过中共中央调查部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等职。1964年至1965年底担任驻瑞士大使馆首席参赞。文革期间，他因在60年代初曾向中央如实反映“三年自然害”，而受到迫害，蒙怨受屈在监狱中竟达七年之久。
笔者与徐淡庐先生已多次面晤，受益良多。特别是他于1957年至1959年曾数次陪同曹聚仁访问了庐山、溪口和东北等地，是曹聚仁为两岸和平统一奔走来大陆访问时的重要历史见证人。徐淡庐先生非常支持笔者研究曹聚仁，除毫无保留的与笔者交流当年他与曹聚仁的交往外，他还将珍藏了数十年的陪同曹聚仁访问时写下的日记和所拍的照片提供给笔者，这为曹聚仁曾为两岸和平统一奔走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
一、 李克农让我接待曹聚仁
李克农为我国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卓越的政治保卫工作的创建人之一。当李克农让徐淡庐负责接待曹聚仁之前，他早已从解放战争开始就到李克农领导下的上海组织中进行敌对工作。1949年5月，上海解放，6月即奉调中央机关接受新的任务，从此有较多的机会得到李克农面授教益的机会。从1956年夏天开始，他又调到李克农身边工作，直至1957年秋后李克农病倒为止。徐淡庐在李克农领导下工作前后有11个年头。徐淡庐解放后奉中央军委总情报部的命令，随军进入西康、西藏地区工作达5年之久，1955年7月返京后，进中央党校学习。一年后毕业，干部局同志告诉他将让他担任中共中央调查部办公室副主任。徐淡庐从未做过这项工作，于是他去找李克农汇报。李克农曾对徐淡庐说：“你徐淡庐要离开情报部门，除非3条：一条是你犯了大错误；二条是你死了；三条是中央调任。否则你不要走。现在有个重要工作安排你做。现在中央要成立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你当副主任。另外，李克农副总长办公室，你也当副主任。本来你可以当主任的，现在已有一个主任了。但是对外，你是中共中央调查部办公室副主任的名义，对外与曹聚仁的关系，作为中央统战部办公室副主任。以后曹聚仁，由你具体负责接待。”笔者曾看到曹聚仁在文章和未发表的家书中，多处提到“徐主任”、“S君”，徐淡庐告诉笔者，曹聚仁提到的“徐主任”是指中共中央统战部办公室副主任。曹聚仁也不知道有中央调查部，也不知道有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也不知道李克农副总长办公室副主任。
二 、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的成立
徐淡庐先生对历史极其负责。当我告诉他前不久刚去拜访了罗青长部长。他对罗青长当时任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一说，表示异议。徐淡庐回忆说：“当时毛主席、周总理为了加强中央对台工作的领导专门成立了领导小组。李克农曾对我说，你担任我的办公室副主任，与我住一起。我有一个单独的办公室，很遗憾，已有一个主任了，你只能当办公室副主任了。主要是中央成立了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我当组长，你当办公室副主任。主任是请个挂名的。记得办公室主任为齐燕铭，有名的作家，国务院的副秘书长，后来担任过文化部副部长。现在他已去世了。有他这个挂名的主任，我许多事都要请他帮忙，如买车船票、飞机票等。他根本没有管问此事。记得小组组长为李克农，小组成员有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总政的上将甘泗奇、廖承志、徐冰、章汉夫、章泮石。小组设立第二层的相关领导。记得有中央统战部秘书长童小鹏、中央调查部副部长罗青长、总政的杨斯德、安全部副部长凌元、中宣部的姚榛、侨委的吴济生。王宏儒任第一副主任，杨荫东当时担任过对台处处长。当时对台工作是罗青长负责的，但我的印象，他没有担任过当时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但他是具体负责对台工作的。这一问题，中央档案馆应该查一下，要实事求是。”
三 、陈毅透露金门炮战消息
曹聚仁与陈毅生前关系密切。曹聚仁于1939年在南昌初识陈毅。直至陈毅于1972年在北京逝世，他们的友谊维持了30余年。曹聚仁在晚年写的《三个陈毅》一文中对陈毅推崇备至，写道：“1957年，我和陈毅市长，相晤于北京北海公园。……在北京中央人民政府任外长的陈毅，他是四川人，曾任新四军军长，因此也晋为元帅。说起军人，实在是从新闻记者转过来的革命战士。他会写诗，能作文，富有政治头脑。他指挥新四军渡江作战，乃是决定草山老人（蒋介石）命运的人。解放后任上海市市长，可以说是脱开‘拿摩温’‘BOA型’作风第一人。”曹聚仁在去世前半年的1972年1月12日病重时写给《大公报》社长费彝民：“昨晨，弟听得陈仲宏（弘）（陈毅）先生逝世的电讯，惘然久之，因为弟第一次返京，和陈先生谈得最久最多，当时，预定方案，是让经国和陈先生在福州口外川石岛作初步接触的。于今陈先生已逝世，经国身体也不好，弟又这么病废，一切当然会有别人来挑肩仔，在弟总觉得有些歉然的。”1958年8月23日正午12时，在台湾海峡金门炮战正式爆发。曹聚仁来北京的次数就更多，与陈毅的接触也增多了。据有关资料可知，曹聚仁在炮战发生当天上午出版的新加坡《南洋商报》就刊登了曹聚仁化名“郭宗羲”的金门即将炮战的消息《华沙谈判可能无限期休会，北京停火令与中止停火令实出毛泽东手笔》：“[本报驻香港记者郭宗羲21日专讯]据此间消息灵通人士透漏，北京20日中止停火，是针对杜力斯东来的一种表示。据云，前此之宣布停火命令，及20日的中止停火命令，虽用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颁发，但均是出自毛泽东之手笔。其主要用意，是在暗示台湾海峡问题，由北京与台湾自己处理，可能产生和平有效的结果；任何外人的干预，将使局势陷于僵持。”据童小鹏在风雨四十年》写到：“这年（1958）8月，毛泽东接见曹聚仁，要他把炮击金门的行动转告台湾。”至1958年10月5日，曹聚仁化名“郭宗羲”再一次在《南洋商报》发表《传北京同意短期局部停火，避免两败俱伤，国共酝酿直接谈判：明日起一周内停止炮击轰炸与拦截补给金马船只，香港第三方面分析此举将奠定未来直接谈判基础》的独家报道：[本报据香港记者郭宗羲三日专讯]“据此间第三方面最高层人士透漏，最近已有迹象，显示国共双方将恢复过去便打边谈的局面。据云：在最近一周内已获致一项默契，中共方面已同意从10月6日起，为期月一个星期，停止炮击、轰炸、拦截台湾运送补给物资金门马祖的一切船只，默契是这些船只不由美舰护航。据该第三方面最高层人士分析，这一着是在奠下将来双方直接谈判之基础。自空对空飞弹使用以来，双方已感到局势如再恶化，可能引起毁灭性的飞弹战争。不独金马可能随时夷为平地，台湾也可能夷为平地；大陆若干城市，特别是沿海城市，亦同样不可避免，可能夷为平地。因此顾虑，双方遂有直接谈判的酝酿。记者获得此消息后，即设法向此间接近双方的人士采访，但都无法证实。记者再访问该第三方面最高层人士，他即表示：“再看三二天，便揭晓。”据近年研究人士普遍认为，给曹聚仁提供两条消息来源为毛泽东。曹聚仁女儿曹雷在《父亲原来是密使》一文中认为：“《南洋商报》的这条专讯既标明是58年10月3日，说明曹聚仁在这之前已经在北京。毛泽东11日还在考虑‘我是否见他’，这么重要的消息又是谁告诉曹聚仁的？告诉他的目的何在？现已证明8月那条以‘郭宗羲’名字发的消息，是毛泽东对曹透漏的；这次又用同一名字发了这条专讯，难道是曹聚仁自作主张？曹聚仁那两年为北京与台北之间传话频频来往，大部分机密都没有曝光，为何会闹出这次的‘泄密事件’？仍然是个谜。再者，曹聚仁本来的身份就是《南洋商报》特派员，关于‘解放军停轰金门、马祖’的新闻58年10月5日就已见报，在海外也已引起轰动；10月13日，周恩来陪同毛泽东接见曹聚仁。10月15日、17日，周恩来又二次接见他，都没有提出批评，为何事搁一年，又来批评呢？有趣的是，毛泽东对曹聚仁‘泄密’的看法，与周恩来似有不同，当时毛泽东起草了一份《再告台湾同胞书》，原来58年10月13日发表，临时扣下未发。北京前几年出版了一本《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把此文收入其中。毛泽东说：‘好几个星期以前，我们的方针就告诉你们的领导人，七天为期，六日开始。你们看见10月5日的《南洋商报》吗？行人（疑为‘内行人’之误。曹雷原注。--笔者认为‘行人’为确。）有新闻观点，早一天露出去，那也没有什么要紧，政策早定，坚决实行，有什么大不了呢？’”“关于‘泄密事件’的来龙去脉，还有待于发掘更多的史料，才会弄清眉目。”为此，笔者于近日在徐淡庐的寓所就“泄密事件”采访了他。徐淡庐告诉笔者：“新加坡《南洋商报》发表的金门炮战消息，是陈毅跟曹聚仁说的。陈毅与他透漏了一点中美谈判消息，他马上出去发电报到《南洋商报》去。（笔者认为，这里也不能排除陈毅有意或默许曹聚仁将此一消息在《南洋商报》发表。）电报局情报部门马上告诉我们，后来我们也没有办法。曹聚仁这样做，不通过我。陈老总不应该这样的，但我们也不好说。毛主席没有告诉他金门炮战的消息。曹聚仁有几次时间一长，有些内容，他公开去发表了。周恩来总理曾经特别严肃的批评过曹聚仁，不要将新闻记者的自由态度来做严肃的对台工作。当时曹聚仁确实已接受毛主席、周总理的特殊工作。周总理十分关心曹聚仁的生活，如果你的生活有困难，可有北京予以补助。好象是每月由我们发给曹聚仁500元人民币。”这样看来，“泄密事件”总算有了答案。周恩来总理在“1959年10月24日接见曹聚仁，批评曹不应将解放军停轰金门、马祖的新闻卖给《南洋商报》。”（《周恩来年谱》中卷263页）及毛泽东在《再告台湾同胞书》中“行人有新闻观点，早一天露出去，那也没有什么要紧，政策早定，坚决实行，有什么大不了呢？”也可看明白了。
(责任编辑：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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