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问题的分析和研究

　　依照中共一大参加者董必武所基本认可的、保存在共产国际档案中的中共第一届中央委员会的九人名单，和通常的说法显然有所区别。在这个九人名单中，陈独秀是总书记，张国焘、李汉俊、毛泽东、李大钊是委员，周佛海是副书记，李达是宣传鼓动主任，杨明斋是宣传部、组织部副部长，刘仁静是宣传部副部长。结合当时的历史条件，这个名单至少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一是陈独秀担任党的总书记，周佛海任副书记。对陈独秀来说，以他在新文化运动以来高举民主科学大旗的声望和影响，以他在五四运动以来为党的创立所作的重大贡献，担任总书记，名正言顺。但中共一大召开后，陈独秀从广州回上海前，“书记一职暂由周佛海代理”。人们对这件事一直感到蹊跷。周佛海有留学日本的经历，曾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参加中共一大党纲和政纲的审查，大会召开时和毛泽东一起担任记录，然而凭这些就让他来代理书记一职？如果联系这份选举其为副书记的档案，则周佛海在《往矣集》中所说的“仲甫（即陈独秀）未到沪的时期内，由我代理”，便合情合理了。  
　　二是李大钊被选进了中央委员会。原来的“三人组合”中没有李大钊，是最不可理解和不可思议的事情。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李大钊有着极为突出的贡献。虽然因为事务繁忙，他和陈独秀都没有出席会议。但陈独秀仍被选为总书记，而李大钊却连中央委员会都没有进入，实在不合情理。何况，李大钊不仅是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还在他领导建立的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担任书记。结果进入中央委员会的只有负责宣传工作的张国焘，却没有担任书记的李大钊，这也使人费解。董必武在1937年回忆中央委员会成员时是将李大钊和陈独秀相提并论，但是他关于李大钊被选入中央委员会的回忆未能得到采纳，而九人名单能够圆满地解释这个问题，令人信服。

　　三是李汉俊被选进中央委员会。在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活动过程中，李汉俊和李达都曾发挥过重要作用，先后代理过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书记。在1920年12月陈独秀离开上海到广州后的一段时间，是李汉俊负责党的日常事务，包括给各地写信联系等。一大召开前，李汉俊参加了党纲与政纲的审查。会议召开时，也是李汉俊把位于上海法租界的其兄李书城家作为会议地点。所以，董必武在1937年回忆说李汉俊被选入了中央委员会，确实合情合理。当然对此也有不同的说法。如刘仁静就说他投了李汉俊一票，但因为张国焘搞小动作，李汉俊没有被选上。

　　四是毛泽东被选进中央委员会。毛泽东在五四运动后组织湖南学生参加爱国运动，创办《湘江评论》，1920年在湖南发起自治运动等，在全国产生较大影响，所以，参加中共一大，被选入中央委员会也在情理之中。新中国成立后，李达曾在回忆中提到毛泽东是代表湖南的团组织而不是党组织来参加大会的。这会不会成为毛泽东不能被选入中央委员会的理由呢？当然不能。李达回忆毛泽东是代表湖南青年团参加中共一大，或许是历史事实。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当时的青年团组织和共产党组织之间，并没有像以后明确的定性和区分，无论是毛泽东还是李达，都没有把党的早期组织和团组织截然分开，而是处于一种比较模糊的状态，甚至有时把团的组织也理解为党的早期组织。

　　五是杨明斋的问题。杨明斋没有参加党的一大，但却被选为宣传部、组织部副部长，这有可能性和合理性吗？回顾当时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身为旅俄华工，杨明斋在十月革命期间加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战争结束后被送到大学学习。1920年被派回到当时日本人占领的海参崴，以华侨负责人的公开身份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同年4月，他作为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的翻译和助手到中国，陪同魏金斯基在北京多次和李大钊会见，到上海和陈独秀等人多次会谈，商讨发起建党事宜，推动和帮助各地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杨明斋参与建立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还创办中俄通讯社，担任外国语学社的社长和教员，并参加《新青年》、《共产党》的编辑出版工作；直接参与领导上海工人运动，推动成立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工会——上海机器工会。1921年春，他和张太雷以中国共产党代表身份，赴伊尔库次克向共产国际远东局汇报中共建党情况及与共产国际建立关系等问题，并起草建立共产国际远东局中国支部的报告，提交共产国际三大。同年6月，和张太雷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所以，杨明斋虽然没有参加党的一大，但他对党的创建工作的贡献和实际的工作能力和水平，担任宣传部、组织部副部长是完全适宜和胜任的。特别是他在沟通和联系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关系方面，有着突出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