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台山姓氏源流》说到南雄珠玑巷
来源：《台山姓氏源流》
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关于编印《台山姓氏源流》一书的设想提出来之后，大家认为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追本溯源、数典念祖，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其对繁荣侨乡文化，促进两个文明建设，会产生良好作用，成书之后必将受到读者的欢迎，建议要多印一些。为此，我们召开了一次有十七人参加的研讨会，对如何编好该书，进行热烈的讨论，并达成共识。
早在1984年，由国家档案局、教育部、文化部联合发出的《关于协助编好<中国家谱综合目录>的通知》中就指出：“家谱是国家宝贵文化遗产中亟待发掘的一部分，蕴藏着大量有关人口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经济史、人物传记、宗族制度以及地方史等方面的资料，它不仅对开展学术研究有重要价值，而且对当前某些工作，也起着很大的作用。”1998年 1月19日，《人民政协报》发表文章，向学术界提倡加强社会史的研究。社会是由人构成的，是由人各自所属的家庭、团体、宗族、行业、阶层等大大小小的圈子所构成。研究社会史，就包括研究人口增长、迁徙和活动规律的人口史，以及家史、宗族史等史学分支。因此，大家认为，我们编印此书的目的，就是为研究台山的历史提供资料，为遍布世界的台山籍华人、华侨寻根问祖提供线索，籍此加强家乡同他们的联系，鼓舞他们发扬传统为家乡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研讨会对《台山姓氏源流》一书的稿件提出三点要求：一、写出各个姓氏的来源、繁衍及迁徙情况；二、基本上反映出各个姓氏在台山居住分布及人口之现状；三、简述该姓氏（着重台山籍的）对祖国对家乡社会作出重大贡献的历代（含当代）知名人物。对于第三点要求，也有人持不同意见，认为历史悠久，人物众多，而自己占有资料有限，因此而造成的遗漏，特别是对一些当代人物，如果出现上述情况，就不容易摆平关系，会使人产生厚此薄彼的错觉，还是以不写为宜。最后，会议认为，允许保留个人意见，这一条写或不写、写多写少悉听尊便。
台山人究竟有多少姓氏呢？最近出版的《台山市志》说是150个，而根据1994年版的《台山电话号簿》统计，则是180个，要按上述三点要求写出这 180（或150）个姓氏的文章，是一件浩大的工程，不能一下完成。为此，我们决定先易后难，第一册写出多少算多少，以后一步一步走下去，陆陆续续的出，相信终须会有完成的时日。而今，第一册总算能同读者见面了，在此仅向各位撰稿人和为本书提供资料的群众以及支持本书出版的有关领导同志表示衷心感谢。
本书收编了24篇文章，24个姓氏，其中包括马、邓、方、邝、叶、冯、关、阮、朱、刘、伍、何、陈、李、余、杨、赵、梁、曹、黄、梅、龚、雷、谭，共约14万字。
以上台山各姓谱牒记载，大多是从南雄珠玑巷迁来的，且多与胡妃（或说苏妃）有关。在编辑过程中，我们发现避胡妃之难与97户33姓的南迁，其实是发生于不同年代的两回事，其发生的时间，前后相差竞达几十年甚至一百多年，是前人在修谱时不加细察，而把它们混淆在一起了。
让我们举例先看看各谱的记录：
曹氏谱载：先祖曹汝端于宋宁宗期间（ 1195～1224）因苏妃之乱，偕同罗贵等97户33姓，由南雄珠玑巷南迁而来。
六村陈氏谱记载：先祖陈猷于南宋开禧元年（1205）因避胡妃之乱由南雄珠玑巷首迁新会石头后，再迁台山；
冲泮陈氏谱记载：陈谟在宋乾道九年（1173）生于南雄珠玑巷沙水村，终于淳祐壬寅年（1242），因胡妃之乱，由南雄迁来古冈州新会杜阮，后由杜阮迁德行里（即今台山冲泮）。
刘氏谱载：因胡妃之乱……乃随罗贵祖等97户于宋开禧元年（1205）三月十六日南迁……
以上四谱记载的时间都在开禧年间。
而谢氏谱记载的却是宋高宗绍兴元年（1131），麦氏谱和汶村陈氏谱记载的则是宋度宗咸淳八年（1272年）因避胡妃之祸而南迁。
这样，胡妃之祸发生的时间就有三个：高宗绍兴元年（1131）、宁宗开禧元年（1205）和度宗咸淳八年（1272）。这使我产生疑问：胡妃之祸是否实有其事？它究竟发生在哪一年？97户33姓南迁，是否真的同它有关？
胡妃故事梗概，各谱的记载一样，只是细节略有不同，其主要人物的名字略有出入，有的把胡妃写成苏妃，把黄贮万写成张贮万，把罗贵祖写成罗贵或贵祖。且举谢氏谱为例：
宋季间，有宫人苏氏，貌美性淫，贪私无已。一夕，上幸宫，失调雅乐，上怒，命下冷宫。时季宋宫禁不严，妃乃潜逃，无人知觉（引者注：另有一说苏妃与东宫不合，越宫潜逃），自度不可复入，因扮作游妇，混杂京省，踪迹漂泊，所遇辄投。时有富民黄贮万，系南雄府始兴郡保昌县牛田坊人。贮万备船运粮上京，遂得至关口市下湾泊船只，备牲酬福。时有妇歌舞近前，似有献媚之态。万见女貌美，稍有意挑之，女即下船与万言娓娓不已，愿托以终身之事，因载而归。后来上行敕复取苏妃，而不知逃亡矣。上怒，敕兵部尚书张钦行文各省缉访，经年无迹，乃复上准歇，不行追究。不知贮万所遇女子，即苏妃也，已改姓，贮万已纳之为宠妇矣。一日其家人刘壮因隙出走，扬泄弊端，传溢京省。兵部官知此，恐上究因，乃诈谓民违法作孽，会同五府六部所有文武官僚共掩前迹，密行计议，欲芟洗其地灭迹。伪称南雄府保昌县牛田坊有贼作乱，流害良民，冒挟圣旨准行，以南雄府始兴郡保昌县牛田坊地方，择地建筑寨所，聚兵镇守，庶国泰民安等事。时贵祖（引者注：即珠玑巷贡生罗贵）有婿梁乔辉，现在京都任兵部职方司，得闻声息，遂遣家人密报，未旬月，部文行批，立令照议，严行迁徙。时始兴郡牛田坊五十八村居民亿万之众，莫不嗟怨惶惶。惟珠玑里居民九十七家，贵祖密相通透，团集商议，以为南方烟瘴地面；土广人稀必有好处，大家向南而往，但遇是处江山融结，田野宽平，及无恶势把持之处，众相开辟基址，共结婚姻，朝夕相见，仍如今日之故乡也……即签名团词，赴县陈告，准立文案文引，仍赴府告准案结引，立号编甲，陆续向南而行。”
那么，胡妃（或苏妃）之乱，是否真有其事，其发生的年代究竟如何？查（宋史?后妃列传），从高宗到度宗130多年间，均无胡妃（或苏妃）其人，更无后妃逃出宫禁的记录。而据《宋史?贾似道列传》则载：“理宗崩，度宗又其所立……八年，明堂礼成，祀景灵宫，天大雨，似道期帝雨止升辂，胡贵嫔之父（宋季三朝政要卷四记作胡贵嫔之兄）显祖为带御器械，请如开禧故事，却辂乘逍遥辇还宫，帝曰平章云云。显祖绐曰，平章已允乘逍遥辇矣。帝遂归。似道大怒曰：臣为大礼使，陛下举动不得预闻，乞罢政，即日出嘉会门。帝留之不得，乃罢显祖，涕泣出贵嫔为尼。始还。”这里的胡贵嫔，是否就是各谱中记载的胡贵妃？若据此，则贵妃出宫确有其事。胡贵嫔出家为尼之后，再从寺庙中逃出然后为黄贮万所得，这虽然是传说，也是极有可能的。我们再来看麦氏谱的记载，就更为明白了：“溯我族由南雄下之始，据旧谱云：宋度宗咸淳八年九月，祀明堂，贾似道为大礼使。礼成，幸景灵宫。将还，遇大雨，似道期帝雨止升辂。胡贵嫔之兄显祖为带御器械请如开禧故事，却辂乘逍遥辇还宫。帝曰：平章得毋不可。显祖绐曰：平章己允。帝遂归。似道大怒曰：臣为大礼使，陛下举动，不得预闻，乞罢政，即日出嘉会门。帝固留之不得，乃罢显祖，涕泣出贵嫔为尼，似道始还。由是贵嫔出宫，作钞化状，肆行丐食。有南雄保昌县富民张贮万，运粮入京，船泊关口市。备牲酬福。此女下船乞食，衣虽褴褛，而艳异常人。张怜其无依，遂挚归保昌牛田坊。……”
这里的记载与宋史记载相符，由此可见，胡妃实于宋度宗咸淳八年（1272）出宫，因避胡妃之祸而南迁的事，应发生在度宗咸淳九年（1273）。这样，因此事而南迁的当另有其人，而不是那97户33姓了。
所谓“罗贵等97户33姓集体南迁。”则是宋宁宗开禧元年（1205）或更早些的高宗绍兴元年（1131）的事。它早于胡妃出宫67年乃至141年。据谢氏谱记录的97户33姓南迁“赴南雄府告案给引词”和南雄知府钟文达批文及南雄府引文所记，是绍兴元年（1131）正月初十；而我市六村陈氏《提领月刊》所载则是开禧元年（1205）正月初五。同一件事，这两姓的记载相差竟达74年。
为便于探讨，我们看看两谱所载的呈文及批文：
谢氏谱呈文
“赴南雄府告案给引词”
保昌县牛田访十四图珠玑村岁贡生罗贵，居民麦秀、李福荣，黄复愈等连名团为逃难俯乞文引早救生灵事。贵等历祖辟住珠玑村，各分户籍，有丁应差，有田赋税，别无亏缺，外无违法向恶背良，为因天灾地劫，民不堪命，十存四五，犹虑难周，及今奉旨颁行，凡民莫敢不遵，贵等因思近处无地堪迁，素闻南方烟瘴地面，田多山少，堪辟住址，未敢擅自迁移，今开居民九十七人团情赴大人阶下，伏乞立案批给引文，经渡夹津岸陆，庶众生早得路迁移安生有址，沾恩上词。
绍兴元年正月初十日团词人罗贵等。
知府钟文达批准文
查得贡生罗贵等九十七人，原系珠玑村属人也，词称迁移之故，行虑集兵之扰，非有禁过之例，准案引行，此照通行，方至止处，即传该掌官员，告下复引，毋违。
吏房文吏黄英茂行本府文引
岭南道南雄府为逃难给行早救生灵事。本年正月十三日据始兴郡保昌县牛田坊十四图珠玑村贡生罗贵等连名呈称前事内开：为天灾人祸，民不堪命，十存四五，犹虑难周，及今奉明旨颁行，筑土设寨。因思近处无地堪迁，远阐南方烟瘴地广人稀，堪辟住址，未敢擅自迁移等情到府，据此案查民贡生罗贵等九十七名，非恶孳民氏。为此合就行给文引，批限起程，凡经关津岸陆，此照通行，毋得停留阻禁，方到此处，合应行赴该府州县立案定籍，缴报文引，以凭造册，转报施行。
绍兴元年正月十五日给限四月二十日缴，吏房书吏黄英茂行。
而六村陈氏谱记载的呈文是：
具呈陈猷、罗贵祖等九十七户为逃难乞给文引救恤生灵事：历祖向居南雄珠玑巷，各分户籍，有丁应役，有田赋税，别无亏损，别无违法，向系循良，为天灾地劫，民不堪命，十保四五犹虑难周。今奉旨将里作寨，覆限批引，不敢有违。思忖近处，无地堪迁，闻南方烟瘴地广人稀，欲投往安生。乞给文引，俾便迁行。开禧元年正月初五日上呈。
经知县胡统化批准，又经府尹陈文达批道
陈猷罗贵祖等九十七家，原系南雄珠玑里民，词称迁移之故，乃虑丁之忧，非干遗禁之例，准案给引。
从以上两例可见，97户33姓集体大规模南迁，是发生于绍兴元年（1131）或开禧元年（1205）的事；而其南迁的原因主要是逃避兵燹，即引文中的“筑土设寨”或“将里作寨”。所谓将里作寨是将民居改作营房，朝廷要在这里驻军了，老百姓是奉旨南迁的。为此，我们可以断言：发生于70乃至100多年之后的胡妃之难，怎么可能成为此次南迁的原因呢！
其实，珠玑巷人南迁，自北宋开宝元年（968）就开始了当时中原大地“五代十国”战乱频盈，北人大量南迁。珠玑巷在南雄城北11公里，北距江西省大余县城32公里，旁靠浈江，土地开阔肥沃，物产丰富，是北人入粤的必经之路，而南雄城当年很小，占地只在0.2平方公里左右，被称为斗城，不可能容纳蜂拥而来的人群，南迁者只好在离城不远的珠玑巷择地而栖，条件较好者成为永久居民，条件较差者则稍事歇息即继续南迁。后来人口增多，连部分在此世居者都加入了南迁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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