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史籍中的“小云南”

鞠明库
在谈到明清移民史时，常有“小云南”之说。而“小云南”在何处则一直是东北和山东部分地区广为争论的话题，也是目前社会上热烈讨论的问题。其结论有多种，有云南祥云说、云南思茅说、贵州威宁说、山东说、山西说、安徽凤阳说、抽象名词说等。而且在研究这一问题时，学者们多利用方志和修于明中后期以后的族谱，有人甚至认为明清史籍中没有关于“小云南”的记载。有鉴于此，笔者尝试换一角度，考察一下明清史籍中的“小云南”，以期得到一个符合历史实际的解释。
　　
　　一、明代官修典制史中的“小云南”
　　修于洪武二十六年的《诸司职掌》载明初云南设有“小云南土官”一事。后修的正德《明会典》、万历《明会典》亦沿用这一记载。显然，在明洪武年间即有“小云南”一词。
　　
　　二、明人游记中的“小云南”
　　明人杨慎在《滇程记》中记载:“自镇南州普驿六亭而达云南县界。所经有桃树坡、金鸡庙、孟获菁、安南坡。坡有巡司。下坡地复坦夷。相传古云南郡治此。士人称为小云南，以别于云南治城云。”明人徐霞客《徐霞客游记》中也多次提到“小云南”一语，其中有指“云南驿”者，如其卷八上云：“又西二里，过大水堰塘，堰稍北，复西十里抵西山下为小云南驿宿。”也有指地域者：“循东山北行五里，即青海子之西南涯也，遂与小云南来之大道遇。”“又东南峙为乌龙坝山，为赵州、小云南界。”“遂东度为九鼎，又南抵于清华洞，又东度而达于水目焉……”明人程本立《巽隐集》卷三《云南西行记》载：“姚安西南行百里曰普驿。驿西行五十里，为古云南，今称小云南。”
　　
　　三、明清诗词中的“小云南”
　　明人程本立《巽隐集》卷一有题名为《过小云南》诗，其文曰：“眼明百里眺晴川，洗我悲辛一迥然。山气成云无五色，石光如镜有千年。荷戈戍士终怀土，卖剑居民尽力田。自古华夷归混一，今人未必重开边。”
　　《云南通志》卷二十九载有清代云南督学吴应枚的《滇南杂咏三十首》，其中一首文字为：“到小云南一水通，飘扬血色绮罗丛。莫教担雪街头卖，剩取浆染大红。”该诗有一注释：“云南县，俗名小云南。土产细布，名洱海红，以雪水染色更鲜艳。”
　　
　　四、方志中的“小云南”
　　除了学者们所引的山东方志外，笔者另搜了两条，以供参考。《大清一统志》卷三百七十八载：“云南故城在今云南县南八十里……《滇程记》：‘古云南郡治，土人称为小云南，以别于治城。’”另外，《云南通志》卷六“通计自交水至可渡五小驿共四百里”条下注有“内普鲁吉等五堡……康熙五十九年，西藏用兵，以途系次冲，将夫拨添剑川、观音山、白崖、上关、小云南、普、沙桥七堡”。二书均为清前期修订，说明这一时期依然有“小云南”一说。
　　由以上所引，笔者有几点意见：
　　其一，史籍中不乏“小云南”的记载。笔者仅查阅了部分史籍，即找出了以上诸条资料，若扩大范围，可能会有更多的关于“小云南”的史料出现，说明目前学界在研究这一问题时在资料发掘上做得还不够。
　　其二，明清史籍中的“小云南”就在今天的云南祥云县附近，而不在山东、贵州、山西、安徽凤阳等地。这里涉及对史料的态度和判断问题。判断史料价值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它的时序性，由上引史料可知，明人确实对“小云南”有过较为详细的描述，早于很多山东方志和族谱的记载，如果我们没有有力的证据和合适的理由来否定他们记载的可靠性，那么就要承认它们的价值。地域名称在流传过程中有一定的延续性，如果完全割断今天“小云南”与明清“小云南”之间的联系，就难以说得上是客观的态度。由上引明代杨慎的《滇程记》：“自镇南州普驿六亭而达云南县界……相传古云南郡治此。土人称为小云南，以别于云南治城云”可知，此处所说的“小云南”是指古云南郡，是为了区别于云南县的治城而另起的称呼，明人程本立更认为其地是在普驿以西五十里的地方。当然，尽管明人记载的“小云南”与云南县（今祥云县）不完全相同，但很相近，保守点说，是在今祥云县附近，应该问题不大。笔者推测，明初从云南向山东移民的第一批人很可能就是从当时的“小云南”—今天的祥云县附近出发的，否则今天的“小云南”移民一说就成了空穴来风了。
　　其三，古人对“小云南”范围和概念的认识有一个逐渐扩大和泛化的过程。前引明代杨慎的《滇程记》和明人程本立的《云南西行记》均说明，在当时“小云南”是指古云南城。而清人吴应枚的诗注释“云南县，俗名小云南”则说明，清人对“小云南”范围的认识已有所扩大，已泛指整个云南县。至于《登州府志》、《蓬莱县志》等方志以及不少族谱所谓从包括“乌撒卫”在内的“小云南”移民，则更是将“小云南”的范围和概念进一步扩大和泛化。似乎可以说，关于“小云南”范围和概念的认识经历了从明初狭义的古云南城、到云南县、再到包括很多族谱所言的“乌撒卫”等地范围较大的区域这样一个过程。这一点，与古人对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的认识相似。

其四，关于考察“小云南”问题的资料运用问题。以往的研究者考察“小云南”问题时多依据晚近修订的地方志和家谱，不可否认方志和家谱在很多方面有独特的价值，但也存在着很多问题，我们不能完全依地志和家谱为据，若将其与明清其他史料相结合进行考察，可能会更有说服力。关于对待家谱等史料的态度，明人王世贞在其《山堂别集》卷二十《史乘考误一》中说得很好：
　　国史人恣而善蔽真，其叙章典，述文献，不可废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其征是非，削讳忌，不可废也。家史人谀而善溢真，其赞宗阀，表官绩，不可废也。吾于三者，豹管耳，有所见，不敢不书，以俟博洽者考焉。
　　今天，关于“小云南”存在的众多不同看法，应该有史料记载方面的问题。有家谱记载讹误者、有方志猜测而他书引以为确论者，有口耳相传成定谳者等等，情况很多，很难说主要由哪一种原因使众多东北、山东人将祖籍追溯到“小云南”，形成了“试问先祖在何处，路人皆指小云南”的奇特现象，但如果能将方志、家谱与明清以来的其他相关史料相结合，得出的结论可能更有说服力。
　　（作者单位：河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