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程本殿与河下石板街

河下108条石板路谁铺就


“十里朱旗两岸舟，夜深歌舞几曾休，扬州千载繁花锦，移在西湖嘴上头。”明初，大学士邱浚的这首诗，让人对诗中所写之地向往不已；同为该地，吴承恩眼见之后也是大发赞叹：“淮水风吹万柳斜，高楼飞燕识繁华，日观千樯通贡篚，云旌双郭引清笳。”

淮安市民陈建勋熟读这两首诗，诗中所写之地正是该市河下古镇。比对今日之景，陈建勋自己也怀疑：故乡河下一度是赛扬州的繁华盛地？
运河边诞生“盐都”
据介绍，苏北沿海所产的盐统称淮盐，无论其产量与质量，均在全国前列。盐业是国家的专利，老百姓不得随便贩卖，朝廷特派盐运使驻于淮安河下，主管鹾政，并分巡沿海各地所产之盐，全部运到河下，堆积如山，经抽税后再分运各地销售。明末清初，山西、陕西、安徽、江西、福建等省大批商人，纷纷来淮投足盐业，并逐渐定居淮安。

到了乾嘉时期，生意鼎盛，商人日益增多，为了联络乡谊，进行商业竞争，他们建立了很多会馆。新安人的会馆在周宣灵王庙同善堂（新安小学旧址），福建会馆在福建庵（今莲花新村北），镇江会馆在北角楼，山西人的定阳会馆在竹巷，宁波人的四明会馆在湖嘴街，句容人的江宁会馆在中街，江西会馆在西门外运河边。

这些商人中，以安徽、山西等地人最多，即所谓“徽商晋贾”。他们聚敛了大量的财富，在河下营造了大量的园林别墅，十分豪华，即所谓“黟山堂构汾阳宅”。黟县在安徽，汾阳在山西；黟山，代指安徽，汾阳则代指山西，指徽商和晋商。

据查，河下很快得以“扼漕要盐襟”之称呼。要，指要道；襟，指衣的交领，亦是要地的意思。有襟要一词，指地势重要，表要害之地。河下漕运的繁荣同时推动了手工业的发展，明代，在清江浦南边，运河西岸这大片地方，按省设立很多造船厂，工部于此设立抽分司，派官员监造统一的宽底大船。这些船厂造船的物料，大都由河下市场供给。
据淮安市文物局原副局长刘怀玉介绍，今天河下的竹巷、绳巷、板厂街、钉铁巷、打铜巷、粉章巷等街市，就是因为当年经营这些行业而得名的。当年河下市场当然不仅限于此，还经销本地特产淮红布、绿豆酒、皮鼓、鎏金铜器等。吴承恩的父亲就是在估衣街打铜巷一带经营纺布饰品的，年轻的吴承恩亲身经历了故乡巨变，并在此创作出了大名鼎鼎的《西游记》。

河下是我国早期资本主义萌芽地之一，从明代起这里就孕育着我国最早的产业工人。当年盐业兴盛时，他们专门搬运食盐。据乾隆《山阳县志》记载，“食力之家不下数千户，东西相距二十里。”河下人吴承恩亲眼目睹了故乡此番盛景。
石板路从何而来
提及河下古镇，镇上条条别致的石板街是绝对不能漏掉的。据介绍，在河下鼎盛时期，小镇的石板路竟多达108条，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数字！老人说，当年的河下，就是一个用石板路联织起来富庶小镇。而令人费思的是，淮安不产石、河下不产石，这些铺路的石料又是从哪里来？

陈建勋告诉记者，河下的石板街全长有5公里左右，他现在居住的湖嘴巷就有2公里，当年这条街非常繁华，这些石板都是当年走南闯北的盐商从外地运过来的，大多数是一位程姓徽商捐资购条形麻石铺设而成，整个石板街呈十字形。

专家介绍，古时河下的繁荣发达，与两件事密切关联：一是漕运，二是盐运。所谓漕运，就是水道运输粮食。古代，南北交通，物资交流，全靠大运河。明清两代封建王朝，每年从东南输送四、五百万石粮食及若干贡品到北京去，北方的物资又随船传流入南方。

淮安处于运河咽喉，掌管漕运事务的总督衙门就设在淮安。而河下处于西湖与大运河之间，为运道必经之地，是淮安的商埠，南北物资均于此集散。各地商贩齐聚在此，河下古镇由是日渐繁荣。

而河下最大的商业还是盐业。那些当年出没于河下，生活于河下的盐商把盐由北方运到河下，然后，又将盐用船运往江南，船回河下时船是空的，为了“压塞”，就将江南的石头装上船，河下的石板街不少就是用盐商们从江南运来的石头铺成的。

在这些石板路上，记者发现有明显车轮的痕印，刘怀玉告诉记者，这是当年的手推车轮碾出来的，当时的车轮是木制的，但有铁嵌在其间，河下的石板路大都是由花岗石铺就的，少数是青麻石的，花岗石质地硬不怕车轮碾，而青麻石质地不及花岗石硬，便被碾出了深深的痕印。

然而青麻石再软也毕竟是石头，要把它碾成这样，可见当时河下盐运的发达。因而，这具有沧桑感的石板路也是河下古镇当年兴盛的历史见证，小镇此景淮安至今唯一。
弹丸地举人辈出
河下地理位置的优越和经济的繁荣，吸引全国各地的墨客骚人聚会于此。明代的王世贞兄弟常来这里，后七子的徐中行来淮必访吴承恩，与之饮酒论文。清初毛大可、顾炎武也经常在这里与淮人唱和，顾炎武的《音学五书》就是经淮安人张力臣审完并于此刻印的。小说《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曾两次到这里做客。此外，著名画家郑板桥、金农,清代学者韩梦周、俞樾等人也经常到河下游览。

因为商业发达、文人荟萃，河下的三街六市次第相望，园亭林立。关于河下的园林，有诗云：“虽由人作，却宛自天开”、“收四时烂漫，聚人间胜景”，据说一个小小的河下兴盛时园林达112处之多，其中有吴承恩曾在此饮酒赋诗的招隐亭，抗倭状元沈坤的状元楼，阎若璩的眷西堂，吴承恩著书室射阳簃，以及若干盛景名胜。

据介绍，明清两代山阳县（今楚州）举人以上的科举中试者，大约有五分之一出在这块弹丸之地，而且其中还有状元一名、榜眼两名、探花一名，俗话说三鼎甲齐全。从官职来讲，有的人任过翰林、侍郎、尚书，也有人做过皇帝的老师。这些科举功名以及高官厚禄，并不代表这些人有多高文化和才能，但其中确有一批是当时社会上很有影响的人物。例如明代的状元沈坤，就住在河下竹巷街，是一位抗倭的民族英雄。后人为了纪念他，在他家附近建了一座状元楼，抗日战争期间日本鬼子视为眼中钉，将楼拆毁了。清初学者阎若璩原住新城，后迁居河卞竹巷街。他治学严谨，著作甚多，是清****据学的先驱者。

乾隆时代的阮葵生就住在河下东头，他的三十卷笔记《茶余客话》，内容广泛，颇有名气，其中关于清初典章制度等记载，很有史料价值。嘉庆年间的曹镳，道光、咸丰时代的李元庚、程钟以及后来的李鸿年、杨玉农、王鸿翔（研荪）、王觐宸(光伯)父子等人，都是河下数得上的文人墨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