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中华文化是“生命的学问”;也有人说，中华传统文化以道德见长。两说都不无道理，中国传统道德把“孝”看作是一切道德行为的根本。这是为什么呢?孔子对此作了他自己的解释。他的弟子宰我，不愿对父母守“三年之丧”，孔子提出了他的看法，他说“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这就是说，父母对子女，不但有着亲子的血缘关系，而且在子女出生之后，差不多三年的时间内，都是在父母的怀抱中长大的。三年之后，子女才能自己活动。父母不但养育了子女，而且还用尽心力，对子女进行教育，使子女能成家立业。既然父母对子女有如此深厚的恩情，为什么子女不应当加倍予以报答呢?其实早在孔子以前的《诗经?寥莪》中，就有这样的诗句：“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亟”。这几句话的大意是说，父母经常抚摸我、喜欢我、养活我、培养我、教育我、看顾我、舍不得我，出门在家都抱着我。父母的恩情就好比天一样大，是永远也报答不尽的。中国古代思想家认为，“孝”是一种从人类的天性中所产生的至高无上的情感，这种情感转变成一种纯洁崇高的道德信念，它是人类的神圣血缘关系的必然结果。反过来看，如果一个人在家里对跟自己有最直接血缘关系的人，尤其是“生我养我”的父母都不尊重、不孝敬，又怎么可能对与他(她)血缘关系更远、甚至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友善呢?既然在家就不能做个孝子，又怎么可能指望他(她)对家族、民族、人类有多大贡献呢?这就是古人的基本逻辑。一句话，那就是“家国同构”“家国一体”——在传统社会，“家”(庭)是人生的起点，“家”(族)也是人生的终点——一般人最终被请进祠堂，享受祭祀。

在古代中国甚至是现代中国，家谱族谱的修缮都非常繁荣，家族祭祀也很受重视。家族的历史和家族的仪式增强了家族的认同感和凝聚力。祭祀就是凝聚人心、促进生命成长的重要仪式。为什么这样说呢?

　　第一，从生存的意义上说，个人不能指望仅有竞争关系的“他人”，“他人”犹如“陌路”，随处会有危险，所以更多依赖家族。如果我们去看看闽赣客家人的围楼、贵州苗族的山寨、北方平原的“土围子”，那就是家族聚居的方式，就可以体会到一种寻求生命安全的需要。

　第二，从发展的意义上说，人们觉得个人的作为更能依靠的是家庭、家族，古代的宗族对个人生命的延续相当有意义，而且个人人生的价值往往体现于对家族的兴旺发达上，生命意义彰显于光宗耀祖中。

　第三，从感情上说，国人大凡皆有“恋家”情节。“家”是温暖的象征，是爱的港湾。中国俗话讲“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为什么?就是因为那里有无条件的爱。我们熟悉的“犬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是陶潜勾勒的归园田居的生活图轴，而“归园田居”的“归”字，不也正是九九归一、落叶归根、根归泥土的情感皈依吗?

第四，从文化认同的意义上说，墓地、墓碑、祠堂、家谱，比正史更重要，因为正史的认同范围太大，大及国家、政府，更多的是一个政治空间;而家谱、族谱的认同，是基于血脉相承的一群人，是祖辈生息的一块地，特别是祭祀，在对死者的庄严氛围中，在宗庙举行的祭奠仪式里，面对先祖亡灵，家族内部一种强烈的“认同”感被召唤出来。人们常说“一笔写不出两个某字”、“五百年前一个锅里吃饭”，就是说这种特别的认同关系。国人常说“香火”，“香火”是指家族祠堂里有人祭祀，有人纪念。生者祭奠逝者，后人追忆先人，会点上香火，传达敬意，寄托哀思。反过来看，这不断的香火，本身也就意味着同一姓氏的后代的祭祀活动在延续，族类的生命和血脉也就在继续。

所以，殡葬及祭祀活动都是生者与逝者生命接续的过程，是人们从先辈获得如何生活下去之精神与道德原则的中介，是人们获得生命归宿感的基础，即使在今天，仍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岂可取消?又怎能取消?客观地讲，民间祭祀偏向血脉传承在时间上的绵延性，凸现自然生命诉求之“孝”义，无论古今，都有合理性，即使祭祀的表现形式有变，但传承孝道的基本精神不易。

“孝”是血缘伦理范畴。孝的产生，最初出于对父母的感恩。《说文解字》卷八说：“孝，善事父母者。”《孝经?开宗明义章》说：“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孝为立教之起点，所谓“百善孝为先”。孝是第一位的伦理道德观念，所谓“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在孔子看来，“孝”是“仁”的根本，因为孝顺父母，追念祖先，“犯上作乱”的人就少，社会道德风尚就会好起来，所谓“慎终追远，民德归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