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天放:民国首任驻德大使
作者：石源华;
摘要：<正>抗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我们已经下了大决心。他人支持固然很好,但如果袖手旁观,我们也一样干到底!学运"健将"程天放,原名程学愉,江西新建人。1899年出生于杭州。曾祖父曾任清朝湖广总督,祖父和父亲亦为清末官僚。自幼接受传统的私塾教育。1912年入南昌接受西式教育,参与反帝运动。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程天放被推举起草通电,

程天放《使德回忆录》——西安事变

【说明】程天放的简历我不甚了解，但他好像与汪有过一些渊源，汪提名他当过中央委员。他在这本使德回忆录中一开篇，就极力表示他对汪的批评，在叙述与汪相关的过程中也从不忘记加上几句批汪的话，他极力想撇清与汪的关系反而证明他们过去想必走得并不远。但从另一方面讲，抛开这些例行公事的表白，他对汪的言行的记叙还比较客观，从中可以看出汪的真实想法。我是从《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中知道程天放其人的，现在找到了他的回忆录，与同好者分享。

    　汪精衛在十二月十八日到了熱諾亞，我就在那天晚上由柏林坐夜車前往。十九日早晨起來，火車正在瑞士山區行進，兩旁山峯都是積雪皚皚，而山腰却長滿了深緣的松杉，再加上蔚藍的天空，胶潔的曝光，真似一幅天然彩色圖畫。可惜我那時心境非常沉重，一直憂慮國家的前途，對當前美景也無心賞玩。經過米蘭，在月臺上散步，忽然遇着駐英大使郭復初（泰蜞）、駐法大使顧少川（注：即顾维钧），和駐國際勞工局代表李平衡。他們三位是昨晚由日內瓦動身，在此地轉車往熱諾亞，不期而遇，大家都很高興。我們坐在一節車廂裹，互相交换一個星期來的消息，大致相同。少川告訴我，他已和復初聯名電張學良懇切勸告，可是並沒有接到覆電。又講此事發生後國際聯盟對中國的氣氛立即改變，我聽了只好付之一嘆．

    　由米蘭到熱諾亞只有兩小時的路程，談話中不知不覺就到了。汪精衛和他的兒子汪婴、曾仲鳴、陳耀租，都住在米拉瑪勒旅館，並且替我們定了房間，大家住在一起。駐意大使劉塵蘇兄，也接到汪的通知，請他來商談，可是他在昨天到此，今天一早就回羅馬去了，只留了一個秘書在這裹。熱諾亞在地中海岸，我們住的旅館就在海濱，而且地勢很高，在房間裹推窗一望，可見碧綠的海水和一部分港口，眼界非常好。

    　我們將行李檢出，稍為休息一下，就同見汪精衛．汪的身體比到四月中我見他時進步得多，面色很豐滿。精神也更旺盛。他告訴我們許多我們不知道的消息。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蔣鼎文將軍抵京後向中央報告張學良有悔禍之心，短期內蔣委員長可望恢復自由。中央因此對張寬限三日，促他悔悟，如果三天內蔣委員是還沒有脫險，就要進兵。此外汪拿出預備在動身前發表的一個聲明稿，請大家斟酌。內容有中國將繼續剿共和抗日禦侮的話，少川、復初，主張不宜講得太顯明。我講事變發生後行政院院有決議，中國的外交政策不因西安事變而受影響，禦侮和剿匪军事也不因西安事變而受影響，意義相同而語氣更含蓄，似可採用。汪採納了我的意見，預備重行起草，明天再討論。那次我們從四點半直談到七點半才告一結束進晚餐。

    　晚餐席上，汪精衛講了一件很有趣的事。他講馮玉祥有電報給張學良，說蔣委員長繫天下安危，必須立即恢復自由。張如向中央提出要求，而需要有人做擔保。他願到西安去代替蔣委員長。馮玉祥這種舉動簡直是佛山孝子。我們這些外江佬根本沒有聽過佛山孝子這個名辭，就請他解释。汪講佛山鎮的人．父母死後出殯時，做孝子的一定要大聲號哭，眼淚越流得多越受人稱讚．有些孝子實在流不出這麼多眼淚，可是不哭又不行，於是有一批人就扮成孝子去代哭。這種人穿起麻衣，拿起哭喪棒，參加孝子的行例，一路上號啕大哭。然而他們和死者非親非故，那裹來的眼淚，就只好設法將水藏在孝帽裡，讓它慢慢流下來，滿面都是水。不知道內幕的人，以為這個人真是個了不起的孝子，佛山孝子的名稱，就是由此而來的。我們聽了笑得幾乎連含在口裹的菜都噴出來了。

    　六月二十日到二十二日這三天裹，天天和汪精衛商談。參加談話的轻常是少川、復初，和我，有時李平衡也參加，曾仲鸣和陳耀祖則一次都沒有參加。汪和我又單獨談話兩次。四人談話內容非常廣泛，但可以歸納成下面的幾點。首先是商定了汪的聲聲明，大意講中國近年來雖在內憂外患夾攻當中，各方面顯有進步，最近綏遠御侮守土的工作，（指傅作義部收復百靈廟），更是明證。不幸發生西安事變，使得紀綱軍律受到破壞，艱難辛苦所得的建設成績横受摧殘，如果說這是抵禦外侮，那简直是南轅北轍，中央封此事一切決議，是應付事變的南針，對領導中國奮鬥的蔣先生，更應竭盡全力謀他的安全和恢復自由。最後講汪在欧治療槍傷，本預備再住若干時日，因為事變發生，所以提前返國，共赴国難。全文大約五百多宇，大家對這個修改後的稿都表示贊同。我提出一個問題，歐洲報紙講汪回國是復任行政院長，很容易引起誤會，但未便正式否認，似可在聲明前加一段說明。汪現在仍是中央政治會議主席，而中央政治會議是最高決策機關，在此緊要關頭，汪自然有回國的必要，這樣不必闢謠而人家自然了解。汪很贊成我的話，結果在聲明前加了一段話。這個稿件商定後，譯成了英、法、德文字，在汪離開熱諾亞那天，分別在倫敦、巴黎、柏林發表。

    　西安事變本來是中國內政，可是張學良的通電以抗日和停止剿共軍事做號召，這就牽涉到日本和蘇聯，而成為外交問題。我們談話峙，外交方針很自然地成為交換意見的中心。少川和復初都認為德日反×條約公佈後，國際形势已經起了一個變化。英、美、法、蘇，日趨接近，這四個國家都以維持和平為號召，中國應該和它們密切聯絡。如果四國能够團結。干涉遠東，日本一定有所顧忌，不敢肆意侵略中国。英國對遠東態度已轉變，有拉攏中國的趨势。法國外長德爾阵曾当面向少川表示，願盡力拉攏中、蘇。如果中國在這時能和這四國訂一個維持遠東現狀，保障和平的條約，日本就會懷疑暗中另有軍事同盟條款，不敢輕舉妄動。汪則表示英、蘇筹國是否願意為中国問题而打一仗，很成問题。列强有這種決心，當然對我很好。如果沒有這種決心，而只是主張公道，用輿論或其他力量制裁，日本受歐美譴責後，必轉而加緊侵略中國來洩憤。九一八以來，此種教訓已經很多很多，不可不防。又講如英、美、法、蘇，能形成一個集團，中國加入，自然有利而無害。如果這個集團不能成立，而中國單獨聯俄，則可能有百分之八十的害，而僅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我講蘇聯强而中國弱，蘇聯當局如果眼光遠大，知道日本是共同敵人．願意助我抗日，我自無不接受的理由。如果蘇聯沒有此種眼光，我想聯也不容易聯得上。

    　汪提出聯共問题，問大家意見。少川和復初認為就國內局勢講，中國非決心抗日不可，既要抗日，對中共不妨寬容．兩害相檀取其輕，日本侵略中國是大害，而××黨的力量比較小，為害也較輕，所以當停止剿共軍事，而以全力抗日。我則提出相反的意見。我講××黨想赤×中國，日本想吞併中國，表面上它们利害完全沖突，事實上他們在中國是相反相成。日本軍閥天天講要和中國共同防×，實際上他們決不希望國軍真正消滅中×，因為一且×黨消滅，中央力量加強，可以用全力對付日本，這决不是日本所希望的事．同樣地，×黨天天講抗日，實際上却希望日本加緊侵略中國，造成戰爭，×黨才能利用戰爭來擴充势力。我們可以說，×黨的蔓延對日本的侵略有幫助，而日本的侵略對×黨的蔓延也有幫助，這不是相反相成嗎？至於說日本之害大而×黨之禍輕，我也不同意．就兵力講　，日本的力量當然遠較×黨强大，可是就人心方面講，则×黨的危險性遠在日本軍閥之上。因為中國人除極少数漢奸外，無論男、女、老、幼對日本軍閥一致痛恨。決不願接受日本統治，日本可暫時佔領中國的土地，决不能征服中國的人心。×黨就不同，他們迎合人民反日心理，用抗日來號召，很容易得到一般人，尤其知識青年的同情，而盲從附和。他們在心理方面的發展，比日本在軍事方面的發展更快，為害也更大，我們不可不防備．汪精衛過去曾經被×黨利用過，等到他做了行政院長，却被×黨指賣是親日派，駡得狗血淋頭。因此他了解×黨的一套把戲，很同意我的看法。

    　汪精衛擔任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那個時期，不但×黨駡他賣國，一般輿論乃至國民黨裡面，也有人講他對日外交太軟弱。因此，利用談話機會，向少川、復初和我，做了一番解釋。如同淞滬停戰協定，塘沽停戰協定，以及後來舆東北通車、通航、通郵等交涉的經過，都說得很詳細。主要一點就是說明，當時中央正以全力肅清江西湖北的×匪，所以京滬一带很空虛，對日不能不委曲求全。等到江西湖北匪禍肅清，逃往延安，只滬佈置了幾十師的兵力，中央對日態度就逐漸强硬起來。他又講他在行政院時，已和蔣先生商定對日作戰計劃，等到陕北×匪完全消滅後，就可以全副力量對付日本。一旦戰事發生，中國寸土必爭，用空間來換取時間，以期待國際局勢的變化。當時的汪精衛還沒有想做漢奸的心理，他這番話，雖然是替自己辯護，我相信是有相當理由的。

    　汪精衛是個領袖態特別强的人，他一生時而聯共，時而反共，時而反對蒋先生，時而和蔣先生合作，乃至後來以革命黨而搖身一變成為漢奸，可以說都是領袖欲在作祟。在熱諾亞，他和我單獨談話兩次。除了談聯俄聯共，這 　題外，汪提到萬一蔣先生短期内不能恢復自由，應該怎樣辨。我講最重要一件事，是中央本身團結，黨政軍的力量不要分散，庶幾可以撑持局面，渡過難關。他於是告訴我他的計劃，他準備回到南京以後，在中央成立一個幹部，並且提出戴季陶、葉楚愴、陳果夫、陳立夫幾位先生，和張治中等人，他認為是應該放在幹部之列的。隨即問我，這些人能不能和他合作，軍隊幹部和黨的幹部能不能合作。我講，平時當然各人有各人的意見，不易一致，可是在這個危急存亡之秋，大家應該泯除私見，一切站在國家民族的立場來做决定，那末不應該有不能團結合作的事。由這一番話，我看出汪精衛提前返國是有政治野心的。他認為蔣先生可能長期喪失自由。中央就會成群龍無首的現象．於是他就想以中央政治會議主席的身份，來代替蔣先生，領導國民黨，領導全國，所以才有籠絡各方的安排。不料他離開熱諾亞只有三天，蔣先生巳經脱險，他的計劃落空。在談話當中，我曾將有關德日反×條約的交涉情形，詳細告訴汪和少川、復初。少川對於這件事的經過，經我說明後，他才明瞭。他感覺中國驻外使館太少聯絡，所做的事彼此不知，在外交運用上很吃虧，主張驻歐洲各国使節每年應該集會一次，交换意見。我表示贊同。復初講去年各天倫敦舉行中國古物展覽會，他曾向外交部建議在倫敦舉行使節會談，外交部沒有核准，理由是怕引起誤會。我講倫敦、巴黎、柏林，這種舉世瞩目的大都會舉行會議，當然會引起誤會，如果在瑞士境內舉行，世人就不大注意了。少川贊成我的主張，講最好明年國聯開會前，在瑞士選擇一個地方舉行，對外可以說是去避暑。少川又講集會先要得外交部允許，交換情報輕而易擧，也不涉及外交部，不妨先從駐英、法、德三國大使館辨起，我和復初都贊成。所以從一九三七年一月起，我和少川、復初兩位，每月通一封長信，將駐在國重要政情以及舆中國有關的事項彼此通知，在了解歐洲局势上很有幫助。汪精衛是十二月二十一日晚上坐樸實丹號郵輪離開熱諾亞的。在他離開以前，我們已經接到電訊，知道宋子文先生在二十日飛到西安，我們覺得張學良既然允許宋子文到西安去，西安事變就有順利解決的希望，心情比較輕鬆一點。所以送汪上船後，我們去吃了一餐熱諾亞著名的海味。二十三日少川、復初、平衡和我都離開热諾亞到歐洲著名的賭城蒙特加羅住在旅館裹。第二天我們遊了蒙特加羅的水族館和植物園．又到赌場參觀，建築的宏麗可和小國的王宮相比。地中海沿岸夏天很熱，冬天則温和，所以是避寒的勝地。我們來遊的時候，正是賭城旺節。歐洲的王室、貴族，美洲的百萬千萬富翁，都可以在那裹碰見，旅館裹人告訴我們，蒙特加羅真正本地人不到兩千，外國人在此地長住的約有雨萬人，現在賭徒麋集，大約有五萬人。當天晚上少川、復初，坐夜車去巴黎，我和平衡則坐夜車去日內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