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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高思远程思远

时间:2011-05-01 20:59 来源:未知 作者:程怡铭

 

  他近一个世纪的人生历程,就是起伏跌宕的现代中国历史风云的一个折射,而他本人也曾经是一些重要历史事件的核心人物。

  程思远,著名无党派爱国人士、社会活动家。1908年8月出生于广西宾阳。历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立法委员,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副秘书长,全国政协常委兼秘书长、副主席、提案委员会主任、祖国统一联谊委员会副主任,全国人大常委兼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副委员长等职;出任过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全国台湾研究会会长、中华海外联谊会名誉会长、中国国际科学和平促进会会长、宋庆龄基金会特别顾问、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

  ■林黛之父,石泓之夫而李宗仁之秘书长也

  著名的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第八、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程思远,因病于2005年7月28日19时0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7岁。

  保持有节制有规律的生活,早睡早起,不暴饮暴食,不喝烈酒,曾是程思远自己总结出来的养生之道。“少吃多动”是程思远养生保健的一个奥秘。他吃东西从不挑剔,什么都爱吃,只是吃少吃好为宜。据程思远的夫人石泓女士介绍,程老特别爱吃肉和虾,这可能是广西人爱吃荤的习俗。其次爱吃的是奶酪和银耳汤。相比之下,素食和蔬菜吃得偏少。尽管这一“食谱”不尽合理,程思远却习以为常。

  程思远的寓所在北京东总布胡同的一个院子里,书斋简直是书的世界,四面墙除了一面用于采光外,其他三面都是书。紧靠门口置一书案,案上置放着各种毛笔和印章,书案之侧,一方重达18公斤的大贡砚特别引人注目。不管工作多忙,程思远总挤出时间来练练毛笔字,这样既可消除疲劳,又能益智延寿。程思远出版了几百万字的著作。如《李宗仁先生晚年》、《蒋李关系与中国》、《白崇禧传》、《政海秘幸》等。令人惊叹的是,洋洋几百万言的作品,程思远竟是用狼毫以魏碑体书写而成的。既著了书,又练了字,还练了丹田之气,程思远很为这样的一举多得而自豪。

  程家院子里散落着几棵名贵树木,其中有一株中国槐,需双人才能合抱。别看这些老树都有好几百年的树龄了,一到夏天的时候,树叶繁茂,仍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清晨,程思远在院子里慢跑健身。

  跨越90多个春秋,阅尽人间沧桑,程思远始终保持积极心态,这与他研读历史的爱好分不开。程思远最常读的就是《二十四史》,《资治通鉴》更是他身边的爱物。史书便如镜鉴,读史使人明智,也使人心胸开阔。程思远说自己是,百折不“恼”,一笑了之,书法宁心,益智安神。

  一位海外记者曾经用“四高”来概括对程思远的印象:年龄高而神气朗;身材高而行动敏捷;声音高而言辞准确;职位高而平易近人。确实,儿时的磨难,年轻时多年的军旅生涯,特殊的人生经历和生活环境,造就了他结实的身板与独特的人生态度。

  香港电影演员林黛(原名程月如)是程思远的长女,有时,人们知道电影演员林黛而不知政治活动家程思远。有一次,程思远和朋友一同北行,在途中,朋友相互介绍,当介绍到程思远时,有的人对他并无印象。这时有人补说了一句,他是林黛的父亲,于是,大家对程思远就特别注目了。故交曹聚仁曾对程思远说:“你的名片上,应该印上这么一行字:‘林黛之父,石泓之夫而李宗仁之秘书长也’。”于是,两人相对而大笑。

  ■李宗仁归国的穿针引线者

  1965年7月,旅居美国的国民党前代总统李宗仁先生响应祖国号召,冲破重重险阻,毅然回国,成为当时震惊世界的一起政治事件。而这起政治事件的穿针引线者便是抗战前曾做过李宗仁秘书的程思远。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同志带领的中央代表团来到重庆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后来国民党撕毁了协议,并于1947年重起战火。其时任国民党代总统的李宗仁曾派代表团到北京进行和谈,因受到蒋介石的牵制,未能达成愿望而远走美国。当时正在李宗仁身边工作的程思远也于1949年寓居香港。李宗仁在1963年曾对《欧洲日报》的一位女记者奥古斯托·玛赛丽感慨地说:“我由于自己的失败而高兴,因为从我的错误中一个新中国正在诞生。”中共中央注意到李宗仁思想的转变而开始了推动他回国的计划。

  1956年1月31日午后,程思远位于香港九龙海边的家里来了两位客人,一位是在左派报馆工作的广西同乡,另一位是报馆总编。他们拿出一份刊着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的报纸,希望程思远对这篇重要文献提出意见。由于多年离开政治生活,程思远没有向客人提出什么意见。两个月后,这两位客人再次登门拜访,那位总编开门见山地说:“我们接到北京的电话:李任潮先生希望你到北京去谈谈,如果程先生同意,来去保证秘密,也不办手续……”

  李任潮即李济深,他是北伐名将。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响应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号召,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卖国政策,1947年因反蒋被开除国民党党籍。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经过考虑,程思远答应去北京。4月28日,他回到祖国首都北京。在全国政协礼堂3楼的酒会上,程思远正和张治中谈话,周恩来总理健步走进大厅,笑容满面地向程思远伸出手:“欢迎你回来,我们1938年在武汉见过面。”周总理这亲切的开场白加上他素有的温和笑容,令程思远如沐春风。

  1938年年初,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在武汉进行改组,时任中共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为了扩大和巩固抗日统一战线,出任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那时刚从欧洲归国的程思远担任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办公室秘书。当年1月,广西学生军从桂林出发开赴第五战区参加徐州会战。白崇禧特嘱程思远请周恩来在学生军经过武汉时对部队讲话,所以程才有了结识周恩来的机会。在会面时,周恩来给程思远留下一生都难以磨灭的印象,在他后来的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周公有着气宇不凡的风度,和蔼可亲而又令人尊敬的仪容,特别是他那双炯炯有神、清澈敏锐的眼睛,使人感到它具有一种特别的、神奇的、感人的力量。时隔18年,周总理还记得与程思远的首次晤面情况,令程思远心中备感亲切,并钦佩总理的记忆惊人。在这次交谈中,周总理提出请程思远邀李宗仁回国看看。

  1961年1月20日,肯尼迪就任美国总统后,李宗仁写了一封信给他道贺,同时希望他面对现实,重新制定对华政策。周总理闻及此事,通过程思远转告李宗仁先生看国际局势要超然一点,当前对美国不能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周总理还建议李先生在方便的时候,到欧洲去与程思远谈谈,李宗仁对此也表示同意。

  经过几番周密商议,程思远与李宗仁先生定于1963年12月在瑞士会晤。于是,程思远11月14日来到北京,向周总理请示。周总理要他向李宗仁先生传达“四可”意见:一、李先生可以回国定居;二、可以回来,也可以再去美国;三、可以在欧洲暂住一个时期再行定夺;四、回来以后,可以再出去,如果愿意回来,可以再回去。总之,来去自由,不加约束。由于这些话不能写在纸上传递,程思远便在总理面前将这“四可”意见默记于心,并确认无误。

  圣诞前一星期,程思远飞抵瑞士苏黎世与李宗仁见面,在圣彼德饭店前的咖啡馆的一个僻静座位商议回归计划。程思远向李宗仁传达了周总理的“四可”意见和问候。李宗仁感叹地说:“树高千尺,落叶归根。我只要一可,回国定居,安度晚年。”

  1965年6月13日,李宗仁离美飞欧开始回国计划的第一步。6月21日,李宗仁夫人郭德洁将房子卖出,23日也飞抵瑞士。28日,程思远来到苏黎世。因要等李宗仁次子一同返国,大伙等了两个星期。李宗仁夫妇正打算去洛桑一游,突然接到紧急通知,要他们务必在7月13日下午2时前离开苏黎世。事后得知,李宗仁一行人所乘的瑞航机才离开弗雷加登机场一小时,就有两位不速之客拿着白崇禧打到日内瓦的电报,匆匆来到苏黎世,指名要交给李宗仁。7月14日,《李宗仁将返大陆》的大字头栏彩色标题新闻,就在香港《快报》发表出来了。

  7月17日晚上,李宗仁夫妇乘搭一架波音707客机,经雅典、贝鲁特、卡拉奇飞回了祖国。

  ■读懂“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就自作主张改“思安”为“思远”

  程思远出生在广西宾阳县一个贫寒农家,他的父母是典型的旧式农民,为了拉扯大几个孩子,他们终日里勤扒苦做,没有一点轻松的时候。宾阳这个地方农民耕作的多为贫瘠的黄泥土或低洼田,加之虫害风灾时时光顾,农民们辛苦耕作一年下来竟连肚子也难得糊住。

  四五岁的时候,程思远就能替父母分担家庭事务———平时在家带弟弟,有时父亲扛犁下地,他就在后面跟着除草。程思远曾先后就读于本村马谭庙政经学校、近邻黄安村校。这期间,他不仅节假日看牛,甚至学期中的每日中下午,也得替家里放牛。

  父亲曾给他取名“思安”,为的是期盼他人生的安顺。可是当他到了能读懂“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句子的年龄时,就自作主张地改“思安”为“思远”:立大志,思长远。

  一日,程思远照例牵着牛徜徉于田间,一群去上学的孩子便问他:“你不去书房吗?”程思远回答说:“我的书房在牛背上。”从此,程思远的“牛背书房”便传遍乡间村野。学校的校长担心“牛背书房”破坏学校的纪律,便向程思远发难。面对校长的质问,程思远回答道:“先生您说过:匡衡凿壁偷光,孙康映雪读书,还有什么头悬梁,锥刺股;您还说过‘负薪’‘挂角’……这个‘挂角’不就是‘牛背书房’吗?”一席话说得校长暗暗叫好。

  学以致用,在程思远小的时候便能做到。他经常帮家里及左邻右舍做些小账,13岁时就帮乡民写对联,司行三献礼。后来,他考入宾阳县高等小学校15班。在学校里,老师规定在学期间每个学生每星期必须作一篇文章。程思远年纪不大,却能作出令老师交口称赞的好文章,他所作的文章几乎篇篇贴堂,成为学生们观摩学习的范文。

  1926年,适逢李宗仁部队的一个姓梁的团长到宾阳招取4名文书。时年15岁的程思远也去应考,因其文工整完美,字劲遒有力,竟然考取了第一名。被部队录取为文书后,程思远从此跳出农门踏入广西军界。

  随部队参加北伐时,爱学习的程思远也是一面工作,一面学习。而那时的学习资料却是一份《国民革命军公报》,程思远就以这份公报作为自己起草应用文的范本,聪明好学的程思远引起了人们的注意。1930年,程思远做了李宗仁的机要秘书,1938年后又做了白崇禧的秘书。在李、白身边任事,长官口授函电,程思远总是一挥而就,不需重写。而且,他还能对局势进行分析,综合比较,权衡利害,然后向上级提出建议,深得上级的信任。程思远长期担任李宗仁的幕僚长,是“桂系”的政治策划师。

  1935年程思远被派赴欧学习,1937年7月6日,程思远参加了罗马大学的博士考试,被授予政治博士学位。9月2日,他从意大利返国。从一个乡村的放牛娃,成为留洋的博士生。

  当年桂系中坚俞作坚曾概述地说:“程思远有些小聪明,没有念过中学,随桂系担任过部队司书,是第四集团军上校秘书,南京乐群社总干事。留学意国学政法获博士学位,后历任国民党中央委员、常委和立法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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